在生产力进步观、贸易保护理论、高工资理论、土壤生产率理论等研究的基础上，以西蒙·纳尔逊·帕滕为代表的第三代美国学派展开了对李嘉图经济理论之“静态社会观”的全面批判。帕滕在其《政治经济学的前提》（1885）、《贸易保护的经济基础》（1890）、《财富的消费》（1889）和《繁荣理论》（1902）等著作中，建立起经济社会动态发展的理论框架，强调在一个动态社会中，国家的政府应该促进发明创造、提供公共设施，在构建社会制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帕滕认为，美国的经济发展观念“必须与大多数自由贸易理论家所鼓吹的静态观念截然不同”。自由贸易理论家将生产的廉价程度作为进行贸易的唯一效率标准，这只有“在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效率和生产规模固定的情况下”才是成立的。但事实上，各个级别劳动者的生产率为恒定数值或者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生产率固定不变，是不可能的。帕滕指出，李嘉图经济理论着眼于根据现存的自然条件与生产能力谋求产出最大化，这属于静态社会的理论；而如果着眼于长期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力最大化，就必须建立起动态社会的理论。由此帕滕提出了他独特的动态社会发展观：“一个国家的繁荣比起特定时间内该国居民的富裕来说是一个更为庞大和复杂的问题……一个谋求发展的国家不仅仅要关注其居民的贸易是否获得利润，更要关注该国人口与土地的潜在质量能否在长期内得到提升。”[54]在一个动态的社会里，发明和创造使资本和技术不断替代简单劳动，人们在新的变化中适应并生存，发展出新的心智能力；技术和智力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国家向更高的工业化阶段发展，人们成为新环境的主宰者……在这一过程中，提供合适的制度结构，保障技术创新，使人民适应并生活得更好，正是国家的职责所在。
在论文《动态经济学理论》（1892）中，帕滕提出了“第四种生产要素”和“没有负担的税收”理论。所谓“第四种生产要素”，是指除了劳动、土地、资本这三种生产要素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公共基础投资。公共基础投资所获取的回报不是通过它所产生的直接收益来衡量，而是通过它降低整个经济运行成本的能力来间接表现，因而是“第四种”生产要素。所谓“没有负担的税收”是相对于对纳税人来说是纯粹负担的军事税收而言的。帕滕认为：“在工业社会中，税收的目的是增进工业的繁荣”；“公园、下水道和学校改进了所有层次生产者的健康和智能”，公共运输设施降低了流通成本、提高了生产率，因而这种用于内部改善的税收是“没有负担的”。[55]
帕滕指出，美国必须秉持一种“国家主义”的动态发展战略。在他看来，“国家主义是一种动态的运动，它试图带给所有国家一系列的变革和发展，从而使它们进入一种社会条件与经济环境和谐进步的状态……国家主义倾向于使一国居民与其环境建立起更为紧密的联系，从而合理发展该国的各种自然资源”[56]。
其实，自第一代保护主义者起，美国学派就一再要求政府在技术创新、公共设施、国民教育、消费引导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如雷蒙德指出，政府干预不仅可以通过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基础设施、统一国内市场和建立促进工业增长的国家银行来实现，而且可以通过发展公共教育、提高劳动力的技术水平，最终实现国家的长期发展。约翰·雷也分析过技术发明的重要性，并强调政府在引导货币从奢侈品消费流向对技术创新有巨大推动作用的教育上负有重要职责。但到了帕滕那里，政府的经济职能已经被提升为“国家主义”的发展模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
如道格拉斯·多德所说：“‘经济学’可以让这些发明只在存在合适经济的地方成为‘发明’，那就是美国。”[57]在国家主义发展战略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推动发明创造和技术创新，通过产业升级、重构市场，促进生产率、利润和工资的同步增长；在公共基础设施方面，政府不但建设了运河、铁路、邮局和公共教育等，甚至把银行和金融活动也作为公共事业[58]，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凡成就。
不过客观公允地说，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严谨科学体系相比，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还显得比较零乱和不成体系，它更多地从实用性出发，像是一系列基于民族主义立场的经济规划，因而研究它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效果，恐怕要比研究它的理论体系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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