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一场“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论战正在英国经济学界热烈展开。[1]这看上去似乎仍是由来已久的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2]的分歧，但这一次，战争和大萧条把二者之间难以跨越的思想鸿沟推上了世界经济争夺战的制高点。不过，当论战的硝烟扩散到美国本土时，火药味淡了一些，它主要表现为美国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既反思和批判，又捍卫和发展（所谓“帕累托复兴”）的两种态度。
如本书第四章所述，持保护主义经济主张的美国学派在19世纪80年代曾昙花一现地压倒学院派，登上“正统经济学”的宝座[3]，但边际革命很快占领了美国大学校园的高地。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成为那个时代经济学家们手中的“圣经”[4]。马歇尔将边沁、李嘉图、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所创造的大量分析和技术融为一体，对供给—需求、边际效益和生产成本作了重新整理，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更重要的是，他的厂商理论、“均衡”条件和“效用”“协调”“最大化”等一连串的字眼，无一不唱响了工业资本主义心目中的理想蓝图。
但新古典经济学有着令人无法原谅的理论缺陷。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论是分别对应三大经济领域的：宏观经济学研究整个经济的运行；微观经济学研究劳动市场、商品市场、金融市场等特定市场的运行；贸易理论研究世界市场的运行。然而萨伊定律——供给自己创造需求的出现，消灭了宏观经济学存在的必要性，自由贸易理论又在李嘉图之后的几十年变得越来越抽象；到了马歇尔那里，经济学只剩下了与现实严重不符的贸易理论和微观经济学理论。马歇尔经济学其实只关注经济运行的微观领域——由厂商理论、（个人）需求理论、分配理论构成，把经济学的功能定位在如何在资源和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最大化地满足经济体的需求。如方法论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勋爵对马歇尔经济学的精准定义：“将人类行为当成目的和有多种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5]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早期论文《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中犀利地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这种远离社会、不顾现实的缺陷。
这种理论相当优美和简洁，它使人们容易忘记它并不遵循活生生的事实，而是遵循一个为简便起见而引入的不完备的假设……关于个人为获取自身利益而采取的独立行动将产生总体最大财富的结论，取决于一系列不真实的假设，其大意为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不可能成系统，存在着对条件和要求的预见，并且人们有充分的机遇来获取这一预见。对那些暂时不发表其以后阶段的观点的经济学家来说，复杂性出现了——1）当生产单元比消费单元大时，2）存在间接成本（overhead costs）和联合成本（joint costs）时，3）当内部经济趋于生产集中时，4）当调整所需时间较长时，5）当无知战胜了知识时，6）当垄断和联合干涉了谈判的平等性时——也就是说，他们对以后阶段对现实的分析有所保留。而且，那些承认简化的假设与事实不符的人，依然得出结论说，它确实代表了某种“自然”从而理想的状态。[6]
欧洲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组织起来（1914年前），以便保证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尽管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社会被牢牢限定，要将大部分增加的收入置于最不可能消费它的阶级掌控之下……实际上，正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使得不变财富的巨额积累与使那个时段区别于其他时代的资本改良成为可能。正是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得到了辩护。[7]
尽管当时大多数的美国经济学家都不喜欢凯恩斯，特别是当他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的制度时，但在1936年《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出版后，凯恩斯声誉日隆。而连绵的战争所造成的物质浪费和匮乏、通货膨胀、经济长期萧条等“非市场因素”经济现象和罗斯福“新政”的良好社会影响，让美国学者再也无法忽视凯恩斯理论。他们不得不认真地作出理论回应，开始反思和批判抽象的新古典经济学，使之贴近真实生活。
其实在凯恩斯之前，美国学者早有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最初的质疑当然来自美国学派的保护主义经济学家们，尤其是被后人称作制度经济学鼻祖的凡勃伦。他早在其1909年的论文《边际效用的极限》中就尖锐地批评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类本性假设：“将人当作瞬间计算快乐与痛苦的计算器”[8]；而对于马歇尔的厂商理论，凡勃伦在《既得利益与普通人》一书中将其与现实不符的“日常经营”嘲讽得一无是处：“日常经营是指一如既往地在相互误解的情况下运作，一如既往地浪费劳动和物质，一如既往地限制产出，一如既往地失业，一如既往地发生劳动争议，一如既往地展开销售竞赛，一如既往地做虚假广告，一如既往地由经营将剩余产品浪费殆尽，普通人一如既往地被剥夺……”[9]不过在那个时代，美国学派的声音始终是被当作“经济学的敌人”而不加重视的。
凡勃伦的两位学生——约翰·莫里斯·克拉克和威斯利·克莱尔·米契尔继续为新古典批判做出杰出贡献。前者是主流经济学家约翰·贝茨·克拉克[10]之子，他反对新古典的自由放任主义，主张社会管制。他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以解释现实中的市场和竞争，因而在其《营运成本经济学研究》一书中引入“企业管理成本”的概念来分析企业行为和垄断的形成，并力图整合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后者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经济政策研究等实际工作中，他在《商业周期》一书中运用制度主义的方法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解释并做了一系列可观的统计工作。他创办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简称“NBER”），其研究成果后来对美国政府在公共设施、失业保险、劳工补助、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智囊团之一。
阿尔文·汉森通常被认为是将凯恩斯经济学美国化的“翻译”，他在《全面复苏或停滞？》等论文和著作中试图将凯恩斯理论运用于美国的经济过程中。汉森和艾伦·斯威齐（保罗·斯威齐之兄）提出了“停滞说”，扩展了《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的线索。“停滞说”关注经济扩张中的“非市场因素”，解释了资本供应充足时的萧条趋势，但“停滞说”并不承认那些被凯恩斯提出的“高失业下的均衡”所证实的现象。[11]此外，第一代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兰克·奈特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提出质疑，指出人是复杂的动物，其行为受多种动机和价值观的影响，将之简化为自私自利的“经济人”是有局限性的；而新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那些直接满足欲望的行为，只不过是人类经济行为中很小的一部分，这决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性。爱德华·张伯伦引入了“垄断—竞争”概念用以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他指出市场是既竞争又垄断的，必须对市场结构进行现实分析。
对新古典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最激烈的批判当然来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高举这一大旗的是保罗·斯威齐，他在1942年发表了《资本主义发展论》，堪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美国传播的标志性事件。此外，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俄国和德国经济学家移民美国，瓦西里·里昂惕夫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和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也为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提供了新视角。
与此同时，凯恩斯经济学的巨大成就和马克思经济学在美国的传播让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们感到深深的威胁——因为一旦人们接受了凯恩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承认了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和完全竞争假设的不现实性，承认了资本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就很难再为市场的有效性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辩护了。冷战格局下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辩护的迫切需要推动着美国经济学家捍卫和完善新古典经济学。于是，20世纪30年代那场所谓的“帕累托复兴”（The Paretian Revival）在大学校园里蔚然成风。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贝茨·克拉克和哈佛大学教授欧文·费雪或许可以被看作先驱者，前者将边际理论引入马歇尔厂商理论所没有涉及的收入分配领域，后者孜孜不倦地把边际分析带入错综复杂的数学运算中，将新古典经济学推向计量化。沿着他们开辟的道路，哈罗德·霍特林从预算约束条件下个人效用的最大化中推导出需求曲线[12]；萨缪尔森和霍特林从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决策中推导出生产曲线[13]；霍特林还把“边际成本定价”引入经济学，为“新福利经济学”做出重大贡献。[14]当时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任教的波兰籍经济学家奥斯卡·R．兰格则用数学证明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基本定理，提出了一般均衡的稳定性问题。[15]
20世纪30年代的“帕累托复兴”大大丰富了边际革命的成果，发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美国学院派经济学家功不可没，这使得美国在二战后渐渐取代英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心。
我们不妨将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学家既反思和批判、又捍卫和发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做法，看作较为温和的美国版“凯恩斯大战哈耶克”。这场论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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