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5年间（1945—1960年），美国经济增长突飞猛进，国民生产总值从1940年的约2000亿美元，跃升到1950年的3000亿美元，再跃升到1960年的5000亿美元。[62]
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巨大消费：一方面，是伴随冷战升级的大规模备战开支所带来的政府消费。从1947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的军备支出接近2万亿美元。战争支出和为潜在战争所准备的支出，其总额从1947年的每年279亿美元，增加到1971年的每年1123亿美元，分别占1947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2．2%和197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1．1%。若考虑到这种军备支出对未来总需求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更大。[63]此外，为建成核战争发生时城市快速撤离的高速公路系统，艾森豪威尔政府为1956年《高速公路法》（Highway Act）投入了260亿美元资金，修筑了64000多千米的封闭式州际公路[64]，把整个国家连成一体，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笔公共工程开支。
另一方面，是越来越庞大的中产阶级对汽车和住房两大支柱产品的持续增长的消费热情。汽车年产量在1946—1955年间翻了四番；房地产业的繁荣一部分受益于杜鲁门《退伍军人权利法》为退伍军人所提供的便利抵押贷款，一部分来自战后婴儿潮造就的大家庭需要。房地产市场的巨大消费进一步带动郊区住宅新区的发展，包含各式商场的大型购物中心随之在新区落户——购物中心的数量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8个激增到1960年的3840个②，各种消费从此变得极为便利。其中，电视消费尤其对社会和经济模式造成了巨大影响。1946年，全国电视机不足17000台；三年后，消费者购买电视机的数量每月达25万台；到1960年，3／4的家庭至少拥有一台电视机；20世纪60年代中期，平均每个家庭每天看电视4～5个小时。[65]无孔不入的电视广告深植各个年龄层的观众的头脑，这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商品消费是美好生活的重要部分。消费主义在全社会泛滥。
战后美国的巨型企业进一步壮大。继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20年代的两次合并浪潮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又现并购新潮——“多国公司”（MNC）诞生了，它是20世纪后期跨国公司（TNC）的前身。
1948—1954年，矿业和制造业发生1773起并购，大多数是两个大公司之间的并购，随后这一进程加速了：1954年的并购案例为1949年的3倍。
1952年，美国共有商业企业62．7万个。资产在1万亿以上的企业，在所有企业中占0．1%，拥有总资产的52．4%；7%的企业拥有90%的资产，而59．1%的企业只拥有总资产的1．9%。
……到60年代，（在当时看来）最特殊的并购发生了。并购发生时，出现了一种新现象：多国公司（MNC），它是今天跨国公司（TNC）的前身。
……在1958年到1965年间，3000多家美国公司要么为欧洲共同市场设置了（免关税的）分支机构，要么在欧洲共同市场以内取得了对已经存在的企业的控制权。到1972年，4000～5000家美国多国公司设立了23000个全球分支企业，其中157个企业拥有美国对外投资总额中的75%。
步美国多国公司后尘的是欧洲和日本的巨型企业，到70年代中期，每个主要经济体都相互拥有产权，当然，也在先前帝国化的小国中拥有产权——它们那时已经在政治上独立，但经济上通常是更加依赖于大国。[66]
与前两次合并浪潮主要是在一国之内、同类企业之间的“水平合并”不同，在五六十年代的并购运动中，“水平合并”扩展到不同国家，而且出现了“垂直合并”和“企业集团合并”的新形式。前者是指合并发生在某个行业的企业与不同行业的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后者是指合并发生在不同行业的企业之间。新的合并大大打破了国界，一批“多国公司”产生了。同样的合并也涉及农业，农耕活动愈发成为大规模产业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弃田而去，成为产业后备军中的一员。
与“多国公司”这一新企业形式相对应的新的生产方式是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廉价石油、汽车和机动化。这种生产方式在美国战前就初露头角，战后又进一步得到巩固，并借助“多国公司”的形式扩散至各个国家的大多数经济部门，它们与“多国公司”一起构成了这一时期技术—经济范式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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