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滞胀”被认为是资本主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市场的胜利”。然而获胜的并非亚当·斯密意义上的那个自由交换和自发调节的“市场”，而是一个跨国公司和金融投机者主宰的市场。
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和利润率下降的现象，这首先让金融企业寝食不安。为了给手中的过剩资本找到出路，它们联合起来向政府施压，要求国家停止以低利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补偿贷款或无偿资助，从此开启了私人国际贷款之门——贷款大多以美元支付，当通货膨胀出现时，利率可以上调。这种巨额“可变利率”的贷款行为在70年代初已经非常普遍，它将许多贫穷国家（大多是石油进口国）在油价上涨的十年间卷入了不断加深和扩展的经济危机和地缘政治危机中。
然而银行家们并不满足于“食利者的狂热”——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初级游戏，他们还在等待更大的机会，以便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强势团体。
80年代，里根政府废止了大多数的反托拉斯法律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这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破纪录的、长达二十年的一次并购高潮。无论在本国之内还是在国与国之间，并购无处不在，遍及各行各业。不但出现了金融、工业、贸易、媒体等不同企业集团之间的并购，而且合并的资产价值也在飙升，“杠杆收购”[2]等敌意收购屡见不鲜。
杠杆收购出现在1983年，在以后的五年中，这类并购超过700起，总价值超过2000亿美元。主要的金融机构当时和现在都是这类交易的发起人和贷款人。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保险公司、投资银行等机构内外的金融社团间的并购。90年代的基础已经打好，在90年代，并购种类、起源与价值又创新高。
1998年发生了12500起并购案，总价值达1．6万亿美元，创造了新纪录。金融服务和电信服务所受的影响最大……1998年还是戴姆勒—克莱斯勒（400亿美元）之年、旅行者集团收购花旗银行（750亿美元）并成立花旗集团之年。
媒体／电信：1998年贝尔大西洋公司与美国通用电话电报公司合并（710亿美元）；1999年1月，移动运营商Vodafone与AirThouch合并（660亿美元）；9月，贝尔／通用与Vodafone／AirThouch达成协议，共享市场；11月，Vodafone开始敌意收购德国曼内斯曼公司（1510亿美元，创造了新纪录）。1998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与美国通讯公司合并（700亿美元），1999年4月，它又与第一媒体合并（630亿美元）。1999年6月，奎斯特电信与美国西部电信合并（490亿美元）；9月，维亚康姆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370亿美元）。
石油：埃克森和美孚于1999年11月合并（766亿）；英国石油公司和阿莫科石油公司于1999年4月宣布合并（340亿美元）；道达尔菲纳和埃尔夫·阿奎坦于9月宣布合并（490亿美元）。[3]
国与国之间的“水平合并”“垂直合并”“企业集团合并”使得跨国公司遍地开花。与“黄金年代”的多国公司相比，跨国公司不只是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计划和营销计划，而且真正实现了跨国生产——产品的价值链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企业共同生产完成，从而彻底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代之以全球化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00年世界投资报告》统计，到20世纪末，全球跨国公司已达到63459家，其国外分支机构达689520家；跨国公司年生产总值已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25%，占工业国家总产值的40%，并且控制着60%的世界贸易、8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90%以上的民用科技开发与转让，在国际贸易、金融、投资和生产领域中占有越来越强的垄断地位。超越国界的超国家垄断组织已经出现，这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逐渐过渡到以跨国公司为支柱的跨国垄断资本主义阶段。
跨国公司成为跨世纪之交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传奇，它们同时又转而投身金融部门，加入金融投机者的狂欢之中。跨国公司的外贸、“外包”、投资和生产需要多种货币，每一个公司都离不开“货币投机的部门”，而且从趋势上看，生产的利润越来越让位于金融投机的利润。1991年的《总统经济报告》数据显示了这一趋势的可观性：1949年，美国公司利润为纯利息的10倍以上，1959年为5倍以上，1969年为2．5倍以上，1979年为1．25倍，1989年及以后，公司利润均小于纯利息。[4]
如果说跨国公司的利息收入还不足以反映企业金融化的巨大趋势，那么进入企业管理的微观层面，我们更容易看清这一势不可挡的金融化。几乎在所有的跨国公司和其他公司中，企业管理目标已经由昔日的企业利润最大化转变为“股东价值最大化”。企业越来越依赖于通过资本市场的投资或投机活动，而不是通过生产经营活动赚取利润；经理人更加关注企业短期的财务表现或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而不是关注那些回报周期长的科研创新投资。为了在短期内维持或提高企业利润率等财务数据，企业不惜与金融资本联手，采取内部交易、关联交易等资本市场操作的手段来操纵企业股价。
以下数据显示了美国金融部门实力的惊人增长：20世纪70年代初，金融部门还从属于国会和白宫，全年由美国企业从事的或在美国证券交易所进行的金融交易总额略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到了90年代，通过24小时不间断的电子套期保值与投机交易，金融部门的年交易量已经比实体经济的营业额高出30倍或40倍；每个月都有几十家大型金融企业和交易所以电子交易形式买卖通货、期货、金融衍生工具、股票、债券，其价值超过了美国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5]
另一组来自国际清算银行（全世界的“清算中心”）的数据显示了金融投机占全部金融活动的惊人比例：1986年，每日货币交易量达1860亿美元，其中用于贸易和实际投资的部分不足10%；20世纪90年代初，每日货币交易量跃升至8000亿美元，其中只有大约3%左右（250亿美元）用于贸易和投资；跨世纪之交，这一数字达到2万亿美元／日，用于贸易和实际投资的比例不足2%，其余都是投机。[6]
盛极一时的金融市场是所有市场中最自由、最透明的市场。金融市场所受的调控或限制最少，最易实现即时计算和即时通讯，是最全球化、竞争性和一体化的市场；它们事实上已接近主流经济学家“完全竞争市场”理想。
当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劝告我们“聆听市场的声音”时，他们指的是以下市场：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和货币市场。各地的政府领导人认为他们应当聆听的正是这些市场。[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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