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形成

战后的公司制资本主义采取的是福特制的“劳资合作＋再投资”的积累模式，到了新自由主义的企业金融化时期，这一积累模式逐渐转变为“减员增效＋分红”的“股东价值”导向。这一变化对资本—劳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劳动”方面，它使得社会的失业率上升，工人收入更具弹性——除了来自产业后备军的压力，还来自较强的利率弹性；工人一方面被生计所迫，一方面被金融机构所诱，纷纷通过金融途径增加收益或增加负债。

在“资本”方面，为了提高股东的收益率，企业采取了增加利息支付、管理层高薪、分红或股份回购等方法，减少利润留存；企业的发展越来越依赖外部债务融资，导致负债率不断上升。

在“资本—劳动”的关系方面，“股东价值”的导向促进了“强资本—弱劳动”的新的资本权力结构的形成。一方面，劳动者的工资由社会有效需求变成了企业的成本，企业通过境外投资、劳动套利打击工会“垄断”，降低工资成本，建立起以雇员的非稳定化和劳动合同的碎片化为基础的增长体制；另一方面，企业的资本通过融资、债务等迅速扩张，保障了社会顶层人群收入的继续增长（高薪、分红等）。而由于战后“三方体制”遭到破坏，社会的再分配保障机制缺失，因此不但一次收入分配被新的资本权力结构挤压，连二次分配也不断缩水（教育、医疗和其他福利等政府预算也大幅度削减），导致劳动阶层的家庭实际收入增长陷入长期停滞，低收入家庭的入不敷出情况尤其严重。同时，由于金融资本本质上不创造价值，“股东价值导向”弱化了企业创造价值的能力，也导致社会与国家的财富源泉收缩，政府的公共债务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建立在金融化积累基础上的“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开始形成。

首先，金融资本的优势地位与金融资本家阶级的壮大。金融资本掌控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动权和利润分配的优先权，相对于传统的产业资本家阶级而言，金融资本家阶级占据了绝对优势。金融资本的高利润吸引了非金融企业的快速金融化，据统计，1952—2008年，美国的非金融企业持有的金融资产占其总资产的平均比例从25．3%上升到41．1%；非金融企业拥有的金融业资本与产业资本的比例，20世纪60年代不足40%，到了2001年则飙升到约90%。^[19]以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简称“GE”）为例，2002年，GE属下的GE金融公司（General Electric Capital Corporation，简称“GE金融公司”）的总资产达到近5000亿美元，占GE总资产的85．15%；GE金融公司的收入为545亿美元，占GE总收入的41%，净利润为36亿美元，GE金融公司对集团的利润贡献率超过40%。金融业务已经成为GE快速高效利润增长的主要源泉。^[20]在金融化过程中，金融业企业与非金融业企业正变得日益趋同。同样，除了华尔街里的金融巨鳄外，越来越多的产业资本家正朝着金融资本家靠拢，跻身金融资本家阶级。

其次，“劳动力金融化”^[21]与中产阶级的被剥夺。对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的持续增长的解释有许多，其中最根本的一种解释是“新剥削”。金融资本家阶级利用消费信贷等手段，在消费过程中进一步将收入向资本家阶级转移，通过掠夺性借贷和滥发信用卡等方式，使中产阶级和工人群体成为他们牟取暴利的牺牲品。劳动力金融化的趋势可以通过劳动力与银行机构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关联度表现出来。据统计，美国的消费信贷和抵押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比例从1965年的约30%上升到2007年的近50%；美国家庭金融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73年的200%上升到2007年的325%。结果导致美国家庭部门的欠债越来越多，超过了美国家庭部门可支配收入的130%。仅仅在2004年至2006年之间，美国家庭部门就以他们的房产作抵押向金融机构贷款8400亿美元。^[22]资本市场的泡沫通过“财富效应”持续鼓励中产阶级和工人的借贷行为。可一旦房价和股票价格下降，这些中产阶级就可能资不抵债，落入社会收入的底层阶级。

再次，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美国新自由主义以降低通货膨胀率来稳定经济为由，有意识地提高失业率。2008年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其失业率一度超过10%。由于失业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再加上工会力量的衰落，工人斗争的能力和意愿急剧减弱，工人的实际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14年，美国工人的小时实际工资仍未恢复到1973年的水平。2002—2007年间，美国国民总收入增长额的三分之二流到最高收入的1%的家庭里，并且这最高的1%的家庭在2007年所得的收入份额是自1928年以来的80年里最高的；同时，收入最高的1%的家庭，经通胀指数调整后的收入增长率是中低收入的90%的家庭收入增长率的10倍多。^[23]自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推行以来，美国劳动阶层生活水平如此长期持续地下降，这是自工业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美国的政治冲突和社会冲突不断加强，政府用于维护整个社会经济体系正常运行的资源耗费也越来越庞大。

在1991—2008年的金融化时期，不仅美国国内阶级结构发生变化，全球范围内的阶级分化也日益严重。全球最富的8%的人群占据全球50%的收入，其中最富有的1%占据15%。^[24]经济全球化浪潮将世界各国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中，资本家阶级由于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全球资本家阶级，然而经济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强资本—弱劳动”格局得到进一步巩固。

最后，大量警卫性劳动力被用于社会维稳。在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化积累时期，美国的中产阶级持续被剥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不断恶化、社会财富进一步向金融资本家阶级集中、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工人阶级地位远低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黄金时期”。根据塞缪尔·鲍尔斯和阿·贾亚德夫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中大约四分之一的劳动力没有被用于生产物品而是为了维护整个制度的运行不得不被“浪费”掉！戈登也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根据定义的不同，美国有15%～20%的私人非农业雇员是经理人员和监管人员。1994年，我们支付给非生产性工人和监管人员的薪金和福利为130亿美元，差不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几乎与联邦政府的税收收入相等。”

鲍尔斯和贾亚德夫把劳动力分为两类，一类为直接或间接生产我们所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劳动力——亚当·斯密所称的生产性劳动力；另一类被斯密和其他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性劳动力，它包括警察、私人保安、军事人员和其他构成社会纪律机构的人。后者是那些为了维护包括权力结构在内的社会结构和统治阶级的经济优势而没有被用于生产的劳动力，鲍尔斯和贾亚德夫将之界定为“警卫性劳动力”（Guard Labor）。鲍尔斯和贾亚德夫的研究表明：美国警卫性劳动力的构成在1890—2002年这一百多年里发生了显著变化，到了2002年，美国已经耗费了26．1%的劳动力用于维护社会稳定，而不是物质生产（如表7－2所示）。

表7－2　美国警卫性劳动及其组成部分占总劳动力的比重（%）：1890—2002年

资料来源：朱安东、孔晏：《社会公平、警卫性劳动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注：a．值得注意的是：在2002年，美国警卫中大约一半（47%）是由私人部门雇用的，而在1890年，则只有28%。

表7－3　18个发达国家警卫性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重（%）：2002年

资料来源：朱安东、孔晏：《社会公平、警卫性劳动与市场经济的效率》，《国外理论动态》，2007年第12期。

如表7－3所示，在与18个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时，美国和英国的警卫性劳动比例高居第2位、第3位，仅次于希腊（希腊因其两位数的失业率高居榜首）；各国所使用的监工（监督性劳动力）比例差距很大，意大利和瑞典，分别只占本国劳动力的2．9%和4．4%，而英美两国的这个指标分别高达13．4%和14．9%；在警卫性劳动最多的四个国家（希腊、美国、英国和西班牙）中，单是监工和失业者就占了总劳动力的五分之一。但英美两国与其他两国有所不同，它们的失业率只有另两国的50%左右，它们的监工则超过另两国的50%以上。鲍尔斯和贾亚德夫进而把这18个国家分为三组分析：社会民主党的国家警卫性劳动力的比重都很低；英语国家警卫性劳动力的比重都很高（需要大量监督性劳动）；而南欧国家由于失业率很高因而警卫性劳动力也很多。

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与警卫性劳动力的水平密切关联。警卫性劳动力与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收入不平等的相关性是0．40。相反，政治合理性的指标及社会和福利支出与警卫性劳动力之间有着很强的负相关关系。^[25]相关资料表明，阶级、种族、政治派系之间存在较严重冲突的国家，在警卫劳动力方面会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和社会不平等的增加，并没有如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预计的那样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高的生产效率，除了挫伤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以外，它还导致贫困人口增长、社会治安恶化、种族关系紧张和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提高了社会维持现有秩序的成本，进一步浪费社会资源和社会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