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中的民主要素

考茨基在深入挖掘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的社会化发展趋势”的观点基础上，进一步对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现实进行了考察。他既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实质，也感受到了它所孕育的“民主”的因素，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本质上是蕴含着“垄断”与“民主”双重特性的过程。按照考茨基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的必然性”依然无法掩盖“民主的可能性”发展趋势，因此，这种作为生产要素的“民主”，即体现为资本的民主化以及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将为未来社会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1.垄断的必然性: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现象

考茨基很早就注意到现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垄断”特征。1897—1898年，考茨基在《新时代》期刊上发表的《老的和新的殖民政策》《胶州问题》等文章中，针对资本的不同类型的特点，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间的竞争的角度，探讨了现代资本主义衍生出来的军国主义、殖民主义浪潮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直到后来的《帝国主义》(1914)、《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1915)、《两本论述重新学习的书》(1915)、《再论我们的幻想》(1915)、《帝国主义战争》(1917)等著作，考茨基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理论体系。这里主要从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帝国主义问题等方面来展现考茨基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特性的观点。

(1)农业发展问题^[8]:机械化的权威

19世纪末，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业发展问题在当时受到普遍关注。面对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关于如何正确理解农业集约化发展，如何正确预估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如何正确制定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指导性纲领，如何合理对待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私有制问题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领导们缺乏合理的认识，难以达成共识。考茨基在主要考察了德国农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对前资本主义及非资本主义农业经济进行了细致研究后，得出了他本人关于现代农村经济的观点。他认为，现代农村经济不仅作为资本主义经济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特征，而且也具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即“资本集中的倾向与土地碎分化倾向并存”的特殊规律。考茨基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背景出发，承认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现代生产方式并不是当时社会中的唯一经济形态，但他也强调，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它在农业方面的体现是“大农业”。“大农业”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利用工业化、机械化生产方式组织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大农业”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具体而言，考茨基的“大农业”思想包括下述方面:

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具有历史必然性。考茨基主要是在考察小农生产、并与之进行对比的过程中，突出资本主义“大农业”所具有的历史必然性的。针对当时小土地生产仍然占有稳固的社会地位，甚至一些统计数据证明小生产并没有被大生产彻底排除的现象，考茨基指出，这只能说明资本主义的农业发展史是错综复杂的。考茨基为此特别反驳了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提出的小农“勤劳”说。考茨基认为，劳动者勤劳努力固然是种优秀品质，但这在资本主义大生产趋势之下未必有利于社会进步，因为这种“勤劳”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技术进步，不利于现代化教育水平的提高，也不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反而容易造成农民的进一步贫困。考茨基对农民勤劳问题的评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他的观点的确论证了大生产更适合资本主义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考茨基也强调，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趋势虽然不意味着小生产的绝对数字必然递减，但从长远看小生产灭亡的趋势不可避免。

其次，资本主义大农业生产较之于小生产具有优越性。大农业能够合理分配耕种面积，合理配置兽舍、粮仓、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更合理利用普通农具，也有利于引进先进的机械工具提高农业生产率;还可以进一步优化人力分工，充分发挥体力和智力分工的优越性，并且引进和培养相关的技术人员。此外，这种优越性还体现在银行信用和商业领域。考茨基在研究资本主义大生产和小生产的问题时率先提出，大生产与小生产的区别不仅在于生产规模的差异，更在于大生产具有科学化特征，不仅在于土地面积的扩大化，更在于它体现着资本集中与生产经营集约化的实质。“在花费同样人力的情况下，合理的、按科学方法经营的、用最新式机械装备起来的大农业生产，能比小农业生产提供更高的产量。”^[9]

第三，考茨基在深入考察了德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情况基础上，提出了不同于英国农业现代化模式的“普鲁士道路”。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农村经济不可能违背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而导向另一种发展方向，它只可能顺应同一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趋势，只是其具体形式会因各国的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确立了以“土地租佃制”为主要形式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模式。然而，考茨基认为，德国由于其历史特点，只能实行“土地抵押制”模式，“债权者实际上对于农民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对雇用工人的关系，而是土地所有者对企业家的关系”。^[10]正是受到了考茨基的启发，后来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1905—1907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进一步确定了资本主义农业演进的两种不同道路:“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11]事实上，所谓的“普鲁士道路”就是指把农奴主-地主经济转变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是国家与地主阶级联手用暴力掠夺农民来完成“封建资本主义”的发展。^[12]客观而言，农业发展的普鲁士模式仍旧没有摆脱封建专制的束缚，但另一方面，它恰恰是“封建专制”同“垄断资本”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在本质上也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特征。

第四，农业“社会化”将成为必然趋势。考茨基不赞同那种认为直接实现农业公有化转变便可以实现未来社会主义农村经济的观点，而是憧憬，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大农业”的发展基础。换句话说，他认为，资本主义大生产体现在农业方面，造成土地面积扩大化、农业生产集约化，即农业的工业化趋势将为未来农业的社会化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最后，土地政策的制定必须以农业现实情况为基础。考茨基在《土地问题·上篇》结束对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考察后，开始在《下篇》中转向对当时社会民主党关于土地政策的讨论。考茨基提出，促进农业的发展、关心农民生计必须从社会发展客观趋势及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的无产阶级的最终利益出发。农民本身当然具有优良的品质，并且资本主义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小农的贫困，然而，农民由于社会历史因素以及阶级局限性，因此，农民身上并不必然具有如工人阶级一样反抗资本主义、追求自由的特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农民还可能与工人阶级相对立，因而只有部分农民才能转化为“未来无产者”。因此，在社会民主党如何制定土地政策的问题上，考茨基建议，社会民主党仅仅使党的一般纲领适应于农业即可，即从保护农业无产阶级、农业的利益、农业人口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改善农村经济。

客观地说，考茨基关于农民问题的某些观点，如考茨基明确告诫社会民主党人应该依靠拥护公有制的雇农，而不是拥护私有制的小农;部分农民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而与无产阶级在利益上出现不一致，等等，这些观点反映了考茨基自身的局限性与主观性，他忽视了农民与工人阶级利益在根本上具有一致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但不可否认，考茨基关于资本主义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及建议为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政策指明了方向。

(2)工业对农业的压制:对外扩张

考茨基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特性还体现在“工业对农业的不断扩张”活动中。考茨基主要是从国际分工的角度，即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角度对此进行说明的，这也是考茨基理论中较为独特的部分。

考茨基按照历史沿革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分为三个发展阶段。最初，在自然经济时期，工业活动属于农业活动的一部分。“工业活动是在农业经营中进行的，或者不如说，单个的经济机体既是工业性的，又是农业性的，它生产食品和原料并且把原料加工成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13]随着工业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社会上逐渐形成简单商品生产，也即“工人是自己的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者，并且把产品当作现成的商品送到市场上去，或者直接为消费者，为顾客制造产品”。^[14]在简单商品生产中，工业虽然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一方面工业仍然要以农业为其基础，因为农业为工业提供了必需的原料供应;另一方面，工业产品越来越呈现出比农业产品增长得更快的趋势。考茨基分析到，“农业(林业包括在内)永远是全部过程的出发点和基础”，^[15]农业可以在一定时期不需要工业，但由于农业向工业提供再生产过程所需的必要的原料，因而工业必须依靠农业。考茨基认为，要保证工业正常进行，一方面必须保证工业生产者(手工工人)通过商品交换的途径，遵循价值规律而从农业生产者(农民)那里自由平等地换取自己需要的原料和食品;另一方面必须保证给工业输送原料和食品的通道畅通，即“人们索性不付报酬地从农民那里拿走这些东西”，^[16]在资本主义向现代形态转化的过程中就体现为“殖民政策”。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应当保持相应的比例，然而，由于乡村人口外流转变成工业劳动力，以及城市中科学技术的发展，导致工业产品的迅速增加。这种趋势在简单商品生产过程中不会产生过多危险，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就有产生危机的可能。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获取超额利润使工人的数目、企业规模不断增加。“随着各个资本家的利润总和的增长，在这一总和中资本家(如果他要继续增殖它的利润总和的话)不应当消费掉的、而是必须储蓄和积累起来的那一份额就相应地增长”，^[17]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积累的发生。但问题在于由于农业本身的特点使得农业资本的积累速度必然落后于工业积累:第一，“农业所从事的是活的机体的生产和再生产，不能通过增加所花费的劳动来随心所欲地加速或扩大这种生产和再生产”，^[18]而工业在获取足够的原料和劳动力时就可以不断扩大再生产;第二，农业由于限于土地的自然束缚因而很难像工业一样随意扩大企业规模、增加工人数目;第三，由于技术进步造成农业生产者数目在相对上和绝对上都降低;最后，相对于工业产品的形式不断更新，农业产品的需求由于其使用价值而变化微小。这一切就使得“竞争，即各企业彼此之间争夺销路的斗争这个在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中只有微小意义的因素，在资本主义的工业中发挥出全部威力”。^[19]

考茨基认为，资本积累得越多，资本主义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差距越大。然而，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才能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良性发展。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却存在着突破这种比例的经常趋势，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使一定的地区内的工业生产的发展比农业生产的发展迅速得多的趋势”。^[20]这种趋势不仅使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周期性危机、尤其工业危机成为经常可能，即生产过剩或者物价高涨;而且使资本主义本身不断扩大了为工业提供食品和原料，同时提供作为消费者的农业地区的要求。考茨基认为，这种资本主义工业民族不断扩大同它有交换关系的农业地区的意图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从前是自由贸易的形式，而现在“帝国主义就是这里所讨论的意图的一种特殊形式”。^[21]为此，考茨基分别从保护关税、国家政权和资本输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其一，考茨基以西欧各国和美国东部各州为例，指出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过程之后，继续实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的保护关税政策，以对抗从前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的自由贸易。其二，这些国家和地区要“用大工业国对于世界上还没有被占领而又无力抵抗的那些农业地区的瓜分来代替英国所追求的、在英国的工业工场同所有其他地区的农业生产之间的世界分工”，^[22]他们一方面要倚重自身大工业生产的实力，另一方面必须在被瓜分地区建立听凭其调遣、有助于保护其利益的国家政权。因此，“随着工业国家扩大向世界农业地区资本输出的欲望的增长，使这些地区服从它们的国家政权的意图也就加强了”。^[23]其三，考茨基将资本输出视为代替了自由竞争的帝国主义形成的根源。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向资本主义新兴国家或者说农业国家输出资本;而这些农业国家，如美国和俄国，为争取独立发展又不断利用输入的资本兴建铁路、发展工业以谋求自身的发展。资本输出很快激化了农业地区的竞争矛盾，因而“对抗竞争的愿望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把农业地区直接地当作殖民地或者间接地当作势力范围来加以征服的新的动机，这是为了阻止农业地区发展自己的工业，为了迫使它们只限于从事农业生产”。^[24]后两者在本质上涉及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笔者也将会在后文中进一步说明。

考茨基在简要回顾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在现代资本主义阶段，垄断资本主义为了进一步扩展销路、缓和经济危机，不得不加速对非工业地区、主要是落后的农业民族和国家的掠夺。考茨基认为，这种工业区对农业区的扩张活动也构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发达国家逐渐生成的“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当然，它在根本上源于垄断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因此，按照考茨基的观点，要真正把握这种对外扩张趋势、理解“帝国主义”的根源，还是要回到对“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考察上。

(3)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帝国主义”垄断的根源

考茨基曾在《帝国主义》(1914)一文中明确指出，“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征服和吞并愈来愈多的农业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25]从考茨基关于“帝国主义”概念的表述上很明显可以发现，他主要是从两个方面理解“帝国主义”的，其一，“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其二，“帝国主义”体现在工业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扩张过程中。显然，这里最为重要的、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核心的内容在于它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因此，要把握考茨基有关垄断资本主义区别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独特性的理解，就必须认清考茨基所说的“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这个关键点。

仔细阅读考茨基论述“帝国主义”经济的相关文本就会发现，“工业资本”在考茨基那里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一直被他视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直到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阶段进入“垄断”时期，考茨基注意到“金融资本”不断壮大的事实。因此，在《再论我们的幻想》(1915)一文中，考茨基针对当时库诺有关殖民政策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的责难，对“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予以澄清。考茨基为此谈到，“银行资本，也就是实际上转化为工业资本的货币形态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26]“金融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同一化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标志，换句话说，工业资本越来越与金融资本紧密结合成为“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本质内容。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在用于工业的资本中，有愈来愈大的一部分是金融资本，即归银行支配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27]在此基础上，以“股份公司”“卡特尔”“托拉斯”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型企业组织形式的出现，就是对金融资本逐渐渗透进工业资本这一事实的直接写照。这种依附于“工业资本”而衍生出的“金融资本”如同一支具有无穷吸引力的魔爪，不仅重组了资本主义早期建立起来的企业结构，还轻而易举凭借“信用”“股票”等信贷手段促使社会上的一切力量参与投资，甚至可以干预工业企业的生产，影响整个社会的生产、流通渠道。在《社会革命》(1902)这本小册子中，考茨基对“金融资本”的特性精辟地概括道，“金融资本是一种最倾向于暴力的资本，并且最容易结合成垄断资本，从而取得对工人的漫无限制的权力，却毫不关心工人的疾苦;它对私人工业资本也是一大威胁，因为它愈来愈支配着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28]从雇佣劳动的角度来说，金融资本进一步加重了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从而导致工人的生存压力不断增强;从资本的角度而言，金融资本的垄断性质预示着私人企业越来越受到排挤。金融资本追求资本的垄断和联合，这从本质上反映了金融资本暴力专横、对外扩张、不断攫取社会利益的本性，这也就构成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出现的“帝国主义”内在本质。

2.民主的可能性:现代资本主义的新因素

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金融巨头对国家权力的追逐，还是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政策趋势，在本质上都揭示了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欲望。不断为其资本集中扫清障碍、扩大权力成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然而，考茨基在揭露帝国主义垄断本性的同时也提出，从社会经济基础层面而言，帝国主义的经济形式本身又包含着“社会化”趋势，即作为生产要素而存在的“民主”形式。

首先，帝国主义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式所包含的“民主”因素体现在“股份公司”为代表的当时出现的新的企业组织形式方面。在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时，考茨基已经注意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三卷中有关资本的新型组织方式的论述，后来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有关信用、股份公司的论述也影响了考茨基对垄断资本主义的认识。在考茨基看来，资本的集中和攫取超额利润已然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实现自身的必然的循环活动。在这个过程中，“资本”越来越凭借“信用”向社会发行债券，从而使少数资本家掌握了集中起来的绝大部分生产资料，以便进一步投资来获取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普通群众通过购买股票、参与股份公司的运作获得红利，从而也使自身获得了更多财富。因此，以发行“股票”为主要方式的“股份公司”相应地成为当时实现资本积累的最有利方式之一。从股份公司运行的结果而言，绝大部分企业利润最终为大资本家所有，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私有化”的程度。资本的投资者除了少数大资本家外，还应当包括社会上持有股票的大部分劳动群众。资本家的身份降低为资本“管理者”的事实证明了资本的所有者逐渐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资本的“社会化”萌芽已经形成。换句话说，社会上的普通群众拥有购买股票、投资企业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根据其股票持有情况参与企业的运转，即除了以“劳动者”的身份外，还可以“投资者”的身份参与到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过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经济民主”。

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机械化水平也在急剧提升。大机器生产不仅可以生产出型号均等、毫无差别的商品，而且可以培训出一批具有同等技术水平的劳动力。在机械化生产统治的时代，机器对商品乃至工人的权威统治代替了以往传统社会生产活动中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权威，致使本来通过人的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利于提高其生产能力的工具反而异化为协调人的行为的统治者。然而，当人们在为进入机器时代而感到忧虑的同时，人们也不得不承认，正是这种机械化大规模的生产活动消除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打破了以往社会中一部分人仅凭其身份地位而获得的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的权威，重新把人们拉回到了现实的平等的层面，使得人们有可能摆脱专制权威的束缚，从而凭借自身现实的能力参与竞争，使得人们仅仅由于其在生产活动中的角色不同而划分成阶级而不是等级。因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进一步得到实现的“社会化大生产”也实现了“经济民主”。

再次，“民主”的因素还可能蕴含在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世界各国所形成的新型国家关系之中。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导致了帝国主义的出现，但是随着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国家军备竞赛的愈演愈烈，帝国主义逐渐成为阻碍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绊脚石。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而言，帝国主义“固然可能因为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政治反抗而垮掉，但是它不一定会由于经济崩溃而毁灭”，^[29]反而可能走向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阶段;^[30]而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竞争角度而言，考茨基分析了战争可能产生的两种不同结局:战争固然可能激化金融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加速军备竞赛，甚至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但另一方面，战争反而可能促使“超帝国主义的嫩芽茁壮起来”。^[31]考茨基由此设想未来的超帝国主义阶段是“帝国主义的神圣同盟”，即在国际范围内把帝国主义国家组织起来，彼此达成协议，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国际垄断组织，用和平合作、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掠夺战争。事实上，早在《民族国家的解放》一书中，考茨基就详细论述了资本主义国家从“单一民族国家”到“多民族国家”转变的过程，同时，考茨基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最终将形成“国家联盟”的形式，即“每一个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不得不同一个或几个其他大国的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同他们结成同盟”，考茨基也称之为“帝国主义者的国际”。^[32]这就是后来考茨基提出的“超帝国主义”论。

不得不承认，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而言，考茨基确实过高估计了“超帝国主义”，或者说“帝国主义的国际”的发展程度，帝国主义不断膨胀的欲望在后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出现。但是，人们在承受战争的残酷性的同时也不能盲目否认理论中的合理性因素。客观来说，若从帝国主义国家同盟内部作用机制来说，“帝国主义国际”作为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也相应地包含着民主化因素。按照考茨基的观点，“帝国主义同盟”虽然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市场的瓜分，即列强把持世界经济中的绝对利益，但考茨基认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实现利益均沾而遵循的原则，即某种程度上实现彼此共事协商、构建协议，在竞争中谋求合作的机制本身是包含了“民主”机制的，而这种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的机制将最终有利于推进世界历史中的国际关系的发展。事实上，从当代社会经济现实来看，考茨基在其帝国主义理论、“超帝国主义论”中所论述的经济现象在当代社会已经有所体现。经济全球化成为当代社会的现实和必然趋势，无论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无法逃脱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客观上推进世界呈现出多极化发展趋势，这既有利于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也有利于推进世界各国新型国际关系的发展。同时，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地缘政治、民族等因素又想连接成不同的经济贸易区或者共同体，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和挑战，因而世界又呈现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之趋势。以欧盟为例，这个由欧洲共同体发展而来的、集经济实体与政治实体于一身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考茨基早先提出的“国家联盟”的观点。在当代社会中，各个国家作为独立的经济体由于各自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利益需求，本着求同存异、互利共赢的原则，彼此达成协议、谋求合作、构建有利于未来发展的经济、政治组织。这些合作组织的建立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谋求平等、共同协调、共同参与、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的愿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协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促进整个世界的民主化因素的发展。

最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将最终促进“无产阶级联合体”的建立。从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角度来说，“企业主的联合组织”有利于协调各个企业主之间的利益;从帝国主义国家的角度来说，工业大国的联合，将会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相对地制造出一个裁减军备和持久和平的新时代。但是，这些已经包含了民主因素的“联合体”在本质上都是属于资本主义范围内的民主，换句话说，在考茨基看来，这些“联合体”虽然孕育了“民主”，但这里的“民主”的主体不是普通劳动者，而是大资本家。考茨基由此憧憬到，“帝国主义国际也许能带来世界和平，有时甚至能保障和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国际“辛迪加”的金融资本对世界的剥削将变得更加有计划和更加大规模”。^[33]因此，考茨基强调，各国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应当在社会党国际领导下达成协议，利用“民主”方式，建立起像马克思、恩格斯所憧憬的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组织，也就是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联合体”，以期最终实现对帝国主义的反抗。^[34]按照考茨基的观点，“无产阶级的联合体”的建立也是有其根据的，在经济方面，正如前文述及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发展出的“社会化”趋势恰恰是要依靠最普通的无产阶级的参与来完成的;在政治方面，无产阶级在当时可以首先学会利用资本主义民主方式，例如利用议会斗争、大众舆论监督等民主政治手段来加强自身组织建设，在促进自身成熟化建设的同时，实现在资本主义内部对资本主义的反抗。当然，关于政治民主的问题，后文中还将进一步论述。

总之，考茨基既看到了帝国主义本身攫取权力、积累资本的垄断特性，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经济形势中所包含的“民主化”形式。帝国主义国家实行的保护关税、军国主义、殖民主义等政策使垄断极端化;然而，以“股份公司”为代表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又为“资本的社会化”奠定了基础。从形式上而言，考茨基认为，“垄断化”与“民主化”相互交织在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成为其内部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资本的垄断过程必然地包含了“民主”的趋势，而社会民主的可能反过来将进一步造成垄断的解体。换句话说，“资本”必须扬弃自身才能获得社会性，资本本身必须掌握越来越大的社会权力才能使资本家获得更多的私人利益，但恰恰是这个过程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有利于“资本”的瓦解。在考茨基看来，正是现代资本主义自身所包含的“垄断”与“民主”的双重特性，为利用“民主”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提供了可能性。当然，考茨基的“民主”观点与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观点不同，在考茨基那里，“民主”终究只是推翻帝国主义、实现未来社会发展的手段，而绝不是最终目标。况且，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所包含的“民主”归根到底在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民主”，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的解放，必须实现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民主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