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于1901年5月召开的柏林社会科学大学生联合会上，伯恩施坦做了有关“科学社会主义怎样才是可能的”主题演讲。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的质疑在其演讲后引起社会的轩然大波，也令包括考茨基在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感到十分震惊。因此，考茨基做了《疑问的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一文，用以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理论，重新论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宣称，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已经成为科学的了。但是，伯恩施坦却从两个方面质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性”。首先，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问题之一在于，它作为一种有关未来社会制度的学说，因而其正确性值得怀疑。在伯恩施坦看来，社会主义“是一种彼岸的东西，当然，不是在我们所居住的地球的彼岸，而是在我们能够确实感知的事物的彼岸”。[1]考茨基为此批判到，伯恩施坦的这个质疑源于他本人对于“科学”“知识”等概念的错误理解。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只是将“科学”概念理解为系统整理过的知识，却忽视了欧洲科学系统还“是受因果性思想、受探索世界上各种现象的原因的冲动所支配的”。[2]在这个意义上，伯恩施坦忽视了“预见”也可能具有科学性的特征，因此，考茨基认为，正像达尔文能够根据已知的生物学等学科知识推断出从前存在的人的猿类祖先一样，“科学社会主义”包含对未来社会的推断，这并不会妨碍这一理论本身所包含的科学性。其次，考茨基指出，伯恩施坦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因而具有某种倾向性，所以应该受到质疑。考茨基为此批判到，正如任何科学的研究者和观察者自己就是他所处的有机体中的一分子，社会有机体中的每个个体都无法逃脱整个有机体的束缚，因而这个成员在有机体中必然获得相应的地位、产生相应的利益诉求，这是任何科学研究都无法克服的问题，因此，伯恩施坦的所谓的质疑根本不具有任何道理。再次，考茨基还对伯恩施坦将“社会主义”理解为同“一种特定的社会制度的概念”相结合的观点进行了批判。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的这种观点只停留在“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上，却并没有抓住其本质。在此基础上，考茨基从正面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概念。
考茨基在这里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的目的，最初它是“要排除从资本主义时代开始以来就在社会上泛滥的群众性贫困和群众性苦难”，发展到后来就成为“解放无产阶级的努力”。[3]考茨基认为，“消除群众性贫困或者说消除无产阶级的意图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而开辟一个新的社会状态，因为现存社会状态必然是同群众性贫困或者说同没有资财的无产者的雇佣劳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两个因素构成社会主义的本质”。[4]社会主义就是由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的现实产生出来的，这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性”的现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考茨基甚至认为，从托马斯·莫尔开始的早期带有乌托邦性质的“社会主义”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剥削的事实。当然，考茨基在这里不免有夸大之处，但他也指出，莫尔的社会主义学说认为，只要人们能够由此精心制作出一项完整的建议或者计划，就能使资产阶级的一切剥削行为遭受挫折，因而这种社会主义学说最终成为一种“空想”。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功绩恰恰在于，它能够克服早期社会主义的空想方面，意识到战斗的无产阶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对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性。考茨基为此评价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这一科学地获得的信念出发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在有各种对立阶级的社会里是由经济关系引起的阶级斗争决定的”。[5]在考茨基看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恰恰在于同现实的群众现象紧密联系了起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实日益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但是，无产阶级也将随着资本的发展而日益成熟。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社会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贫困化的趋势，也将日益成为无产阶级反贫困化的斗争过程。随着资本的剥削的日益加重，无产阶级的人数将日益增多，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剥削的反抗意识将日益加强，无产阶级同资本之间的矛盾将日益尖锐化，最终，无产阶级队伍将日益成熟。“无产阶级反抗资本的阶级斗争是自然必然的。但是这一斗争不可能始终是经济斗争。由于国家的本质，这一斗争必然要成为资本和劳动为掌握国家权力而彼此搏斗的政治斗争”，[6]最终，他们将实现对整个社会的改造。考茨基认为，这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恰恰在这个意义上，“科学社会主义”绝不是处于人类社会“彼岸世界”中，而是就处于资本的发展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也就是处于“此岸”世界中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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