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民主为社会主义民主奠定了重要基础,社会主义民主是在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不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但社会主义民主毕竟不等于资本主义民主。从本质而言,社会主义民主相比较于资本主义民主则具有优越性,即它在根本上消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实现了人民的真正民主,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超越。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和不断完善,资本主义在经济方面已经逐渐衍生出社会化的生产组织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并且有利于无产阶级联合组织的建立;同时,社会化大生产同少数资本家占有越来越多的财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些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但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剥削的在场,就意味着资产阶级对劳动者阶级的压迫,就意味着“资本”要从无产阶级身上吸取更多的利润,就意味着无产阶级虽然在社会上占绝大多数、但在实际上并未成为社会主体。再比如,现代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确较之前的时代更加完善,议会民主制等现代政治体制的建立在名义上有利于社会公平、民主地发展,一些国家内社会民主党的建立似乎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对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力量的存在合法性的确认,工人罢工等形式的出现有利于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等等。但是,正如考茨基所意识到的,这些制度层面的民主政治的改善并不能掩盖在现实意义上、在运行机制层面民主的“虚假性”本质,包括议会、政党、大众舆论等现实的政治体制和监督机制在根本上都为少数大资本家所操控,所谓的“民主”也只是掩盖少数利益集团攫取权力、压制社会的“遮羞布”而已。考茨基认为,即使如某些人所看到的,资本主义民主正在不断完善,资本主义社会正为进一步改善无产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而努力,那在根本上也只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成长壮大使资产阶级越来越感到自身地位的岌岌可危造成的,归根结底,还是由于无产阶级反抗力量的不断增强迫使资产阶级不断调整其政策,以缓和社会矛盾。
相比之下,考茨基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则是扬弃了资本主义“虚假民主”的真正民主制,它不仅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不断改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使无产阶级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体,为无产阶级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提供更加便利的途径,而且在根本上维护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才能最终实现社会民主。为此之故,考茨基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做进一步阐述的。
1.物质生产能力的提升与生产形式的多样化
考茨基首先从物质生产活动方面通过对未来社会主义的预测和分析论述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必然结果的问题。
其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参与劳动活动的行为本身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考茨基特别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预示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结,但是,无产阶级在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式的生产方式之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在于“不顾一切干扰,确保生产继续进行”。[48]无产阶级当然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继续生产以维持生活、促进社会进一步发展,但无产阶级该如何组织生产活动,新政权该如何保证生产?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允许过去那种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类似于“监狱式”或者“兵营式”的劳动活动的存在,他们将取消这种出卖劳动力自身价值、抹杀劳动者自我尊严的劳动形式,相应地,无产阶级必然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尽量建立一套新的劳动行为机制。
考茨基为此从四个方面进行预测:第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已被消除,但现代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下已经形成较为稳固的劳动习惯,因此,如果能尽量消除资本主义式的“过度劳动”,从而将劳动时间压缩到合理的程度,那么,劳动者凭借已经形成的劳动习惯就会保持劳动,实现自身价值。第二,依靠无产阶级组织纪律性。考茨基明确到,无产阶级形成的“纪律性”绝不等同于要求整齐划一、失去自我、服从上级权威的“军事纪律性”,而是一种“民主的纪律”,即“自愿服从自己选出的领导,服从大多数同志的决议”。[49]例如,无产阶级可以根据各自单位的情况民主地决定自身的劳动组织方式,而不再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下工厂内部的种种机械化规定。第三,新的劳动形式依赖于劳动本身的吸引力,换句话说,就是使现在成为一种生活负担的劳动形式转变成一种劳动乐趣。实际上,这同193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关“异化劳动”的叙述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考茨基在这里已然清晰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工人劳动活动的扭曲状态,因而他强调,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凭借其内在魅力吸引劳动者,劳动者凭借个人兴趣参与劳动。第四,从现实的角度而言,新的劳动形式依赖于劳动工资的吸引力。针对一些人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否存在工资或者货币的怀疑,考茨基回答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会失去其价值尺度的职能。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到调节生产、调节价格等方面的作用,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所有制代替价值规律发挥调节社会的生产,此时,靠等价交换来调节生产的必要性不复存在,因而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价值对象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资将不再是衡量劳动力价值的价格,“工人不再被迫出卖劳动力,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它的价格不再是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费用来决定的,而且也不再依赖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了”,[50]相反,真正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将是可供工人分配的现有产品的数量。考茨基认为,这种工资调节方式将改变由价值规律主导的劳动力价格衡量机制,也将有利于解除工人由于维持生计而获取工资的后顾之忧。显然,无产阶级政权下的工资制度是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完全不同的。
其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大企业的组织、生产、运转方式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的特点。考茨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然提高工资依赖于“产品数量的多寡”,那么就需要不断提高产品数量。鉴于当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考茨基预测,无产阶级政权要扩大生产,也需要继承资本主义现代形态中时刻加紧“资本积累”的方式,只不过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积累”活动不需要依靠金融资本家的力量,而是依赖于社会自身的力量,特别是能够调节和控制握有国民经济命脉的少数大企业的发展,因此,这就涉及社会主义制度下“大企业”的发展问题。在这里,考茨基提议可以参考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出现的“托拉斯”企业组织形式。考茨基认为,“托拉斯”的形式的确充分证明了“资本”的垄断和集中,但不可否认,“托拉斯”形式完成了将全部生产集中于最完善的企业以及淘汰较差的企业组织的工作,从而实现了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在私有制条件下,企业的兼并以及淘汰过程都是依靠自由竞争逐步进行的,不仅周期漫长,而且社会不利影响甚多;相反,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一过程恰恰可以通过无产阶级政权合理地组织和调节来完成,当无产阶级将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废除掉,那么它就能够把“托拉斯”形式扩展到社会生产的整个领域,同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大企业化”过程并不是以解雇工人为目的,因而也会兼顾到工人的生存现状。“托拉斯只让最佳工厂生产,仅仅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以便在价格不变甚至上涨的情况下增加利润,而绝不是为了扩大生产。反之,无产阶级政权则是为了扩大生产,因为它所要的不是提高利润,而是提高工资。因此,无产阶级政权将尽量增加最佳工厂里的工人数目,以便用多班轮换制来提高生产。”[51]
在考茨基看来,“大企业化”的过程有利于“取消寄生性的就业以及把企业集中到最完善的企业中去”,[52]这实际上也是帮助工人阶级提高生产能力的有效方法。考茨基认为,这种方法既有利于缩短劳动时间、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可以把这种说法改为:劳动者愈多,社会上游手好闲的人就愈少,产品也就愈丰富,工资也就愈高”,“这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制度的工资规律。”[53]此外,“大企业化”的过程还有利于解决资本周转(流通)的问题。在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论是产品生产过剩还是由于产品过少,周转的停顿就意味着经济危机;而无产阶级政权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消灭危机。因此,考茨基认为,恰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可以通过对生产、周转(流通)环节的有意识控制消除危机。“无产阶级只有废除企业的私有制,才能实现其对产品周转的调节”。[54]考茨基预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从前那种仅凭供求关系调节生产的无意识的经济活动可以为通过社会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生产活动所代替,从而避免由于事后调整所带来的各种弊端。最后,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政权下“大企业化”生产方式的发展有利于消除金融资本家等食利者阶层,从而有利于“资本”的“社会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金融资本家仅依靠放债收取利息的形式赚取利润,甚至由此获得了对整个经济生活的统治权,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经济活动中真正履行任何个人职能,因此,金融资本家被认为是社会阶级中的寄生部分。既然如此,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政权可以消除金融资本家等寄生群体,转而使国家等接受其债务,从而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发展。总之,“实行社会主义的成熟条件并不取决于现存小企业的数目,而取决于已有大企业的数目”,“没有发达的大企业,是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55]
其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中小企业中实行多种经营方式的政策具有民主化特点。针对中小企业残余问题,考茨基主张,工业中的中小企业不宜在可预见的期间内完全加以消灭。尽管大机器生产已经成为经济生产领域中的主导,但在一定时期内,在某些特殊领域,大机器生产依然不能完全取代手工业劳动。考茨基特别从当时德国的社会现实出发承认,不能排除一些中小企业,特别是在各艺术行业、奢侈品生产领域里,以手工业劳动为主的企业一定时期内仍然会不断增多的可能性。因此,考茨基建议,“这些小企业本身可以采取各式各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及其产品的销售形式”,[56]它们可以成为国营大企业或地方大企业的附属单位,从生产原料、加工工具到向这些大企业供应初级产品,参与大企业的生产过程,成为大企业运作链条上的某一环节,等等。考茨基为此强调,尽管社会主义要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但社会主义并不是“呆板的机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也可以根据其具体情况因地制宜、灵活进行,这不仅有利于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中的不良风气,也可以解决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矛盾。
2.政治民主化水平的提高
其次,考茨基还从政治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说明。在考茨基看来,无产阶级除了要补做资产阶级忽略的事情,诸如在一些落后的地方进一步扫清封建残余,把从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提出的、也是社会主义民主事业应当继承的民主纲领付诸实践;无产阶级作为最先进的阶级还应当进一步实现社会民主,例如,“在一切机构中实行普选制,实现充分的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使国家不依赖教会而独立,并将取消一切世袭特权”。[57]另外,考茨基还特别从军事方面对社会主义政治民主问题进行说明。例如,无产阶级可以帮助地方市镇实现自治,通过人民武装、裁军等方式以消除军国主义。为了维护社会安定,考茨基还提出缔结国际协定的建议,用以消除资产阶级竞争所引起的国际冲突。由此可见,考茨基在对待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方面,也是主张通过民主和平等协商的方式消除军事对抗、实现国家和社会稳定发展的。事实上,这一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今天全球化经济浪潮席卷之下,越来越多的经济贸易组织由于各国的合作需求在世界各地逐渐建立,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等等。这些合作组织的建立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谋求平等、共同协调、共同参与、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的愿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协调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促进整个世界的民主化发展。
考茨基主张,既然社会主义社会较之以往的社会状态都更为进步、更为民主,那么,社会主义社会的主体势必也应当具有较之以往社会中的人民更为自由自觉的性质和能力。考茨基将未来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也即无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具有的这种能力称为“无产阶级的心理前提”,也就是“才智、纪律和组织才能”。考茨基认为,经过资本主义现代化生产的严格训练,无产阶级本身无论在体力还是脑力、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除了受到资本家的剥削)也必将受到严格的规范,从而在能力、纪律、组织等各方面获得新的发展。而随着这一代代人在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社会主义必将在以往社会形态基础上进一步培养出新的具有较高觉悟的人,考茨基将这些人称为“超人”,也就是各方面能力比现代人更高级的人。考茨基的这种观点明显带有社会发展进化论色彩,但这不能掩饰考茨基对未来社会主义理想状态的期许。在他看来,未来的社会主义“在铲除悲观主义的心理根源的同时,也会铲除悲观主义的社会根源”,[58]从而消除社会上贫富不均等等一切不合理现象。
3.精神生产水平的提高
在对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进行说明时,考茨基多次强调,他并不是要研究获胜的无产阶级“想要”做什么,关键在于按照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在摆脱了资本主义束缚之后的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做什么。考茨基较为深刻地意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极大丰富的物质生产生活能否满足社会高度发展的精神生产需求。为此,考茨基通过比较当时资本主义阶段的精神文化事业情况,力求对社会主义精神文化事业的发展予以说明。
考茨基考察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方面的发展现状,“首先是为了直接满足社会需要而由社会团体进行的,其次是由个体企业承担的,最后是由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59]就第一种精神生产方式而言,考茨基认为,除了少数私立学校,当时西方社会中的大部分学校已经完成了社会化过程,也就是说,整个教育事业基本上由国家和社会负责。这种社会性的教育事业不仅为培养青年一代以及学校教师提供了便利条件,更重要的是,在实际意义上为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平台。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事业的国家化趋势也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垄断,这主要表现在科研机构、科学仪器、巨额经费等方面。考茨基认为,在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时,无产阶级政权就必须要极力解决这种问题,消除“垄断”给科学活动带来的一切限制。“无产阶级必须在安排教育事业时,要使一切有才能的人都有可能获得凡是社会教育机构所能传授的一切知识”,无产阶级“将最终用消除阶级矛盾的办法,来尽量使那些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为国家从事各种活动的科学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为自由些”。[60]正如马克思曾经强调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存在状况的反映。考茨基也意识到,尽管科学本身是不应带有任何阶级色彩的,然而创造科学的科学家的思想必然始终反映其社会存在地位。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亦是如此。唯一不同的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阶级矛盾的存在,科学家对其阶级地位的依赖性仍然较为严重,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从前尖锐的阶级矛盾已然消除,因而科学人员对于阶级的内心依赖性也得到缓解,换句话说,科学人员可以真正凭借自身的能动性自由地进行科学创造工作,从而消除以往社会中由于国家、宗教机构等等垄断势力的操控而产生的教育“伪善”现象。
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形态下由个体企业承担的精神生产活动,考茨基提出,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得到改善。一方面,尽管以商品出售为目的的精神创作活动依然会存在,但是,考茨基认为,这种精神生产活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将逐渐被那种以美化公共视域为目的的艺术生产形势所代替。另一方面,考茨基认为,“以出售为目的而把艺术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必要性”本身也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不必再为赚钱、谋生而被迫劳动,因此,劳动者不需要再像从前为了商品生产出卖自身的精神劳动,精神劳动、艺术创作在社会主义形式下,成为劳动者自身为满足自身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实现自身主体价值的自由劳动。
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还对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问题进行了论述。考茨基认为,在当时资本主义条件下,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之间处于完全分离的地步:少数具有较高天赋的人可以从事较高级的精神劳动,但这些精神劳动者不会同时从事体力劳动;如果在当前社会中实现教育平等,使大多数人得以接受教育、从事精神劳动,那么大部分人必将完全放弃体力劳动。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应当逐渐消除二者之间的隔阂,“无产阶级政权必须在居民群众中实行这样两种措施:一方面要不断缩短所谓体力劳动者的劳动时间,从而使从事物质生产的人能腾出愈来愈多的时间去从事精神劳动,这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办到”,[61]另一方面,也要增加受教育者的体力劳动。考茨基认为,这种解放精神劳动的做法绝不等同于空想主义的观点,因为它恰恰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正是在体脑劳动重新结合的过程中,体力劳动将成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职业劳动”,即为社会服务的必要劳动;而脑力劳动将成为现实的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自由的、体现自我意识、自我价值的自由劳动。
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第三种精神生产方式主要涉及作家、演员、出版商、剧院等等在内依靠大量人力、物质、财富合作与支持才能完成的精神生产活动。考茨基认为,这部分精神生产活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依靠国家、地方以及自由组合的社会团体相互支持为艺术、科学和公共生活服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文艺创作。“把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从资本主义统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使个人从繁重的单纯体力劳动负担下解放出来;用自由组合的社团来代替社会精神生产中的资本主义企业——这些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在精神生产方面的发展趋势。”[62]
总之,考茨基通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比,重新安排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相比之下,考茨基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生产领域中的矛盾性给人们精神生活领域造成的“二律背反”: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得整个社会如同大的工厂一样被安排成一个有统一步调、进行批量化生产的体系,从而使个人受制于固定的生产秩序而失去劳动自由;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物质产量的不断丰富又空前地调动了个体自觉性,人们比任何时候都更要求获得个性发展的自由,甚至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日益紧密和敏感化,每个个体在待人接物方面都力求取得更充分的自主权。显然,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个体解放现实地成为资本主义亟待解决的问题。相反,考茨基揭示到,已经解决了生产问题、阶级矛盾问题的社会主义社会,恰恰有利于人在精神层面的解放,它使人意识到自身具有的能动性,更能够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作用创造条件,因而将有利于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最终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发展。
综上所述,考茨基在澄清了“社会主义”概念的基础上,在进一步阐明“民主”与“专政”之间关系的条件下,对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说明。社会主义民主是在经济、政治等方面批判地继承资本主义民主的基础上,实现对资本主义民主的扬弃与超越的。相比较于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不仅在形式上实现了“民主”,也在本质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的“虚假民主”,实现了社会民主。在考茨基看来,这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体现。
【注释】
[1]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365页。
[2][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6页。
[3]同上,第79页。
[4][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9页。
[5]同上,第81页。
[6]同上,第81~82页。
[7]同上,第82页。
[8]晚年的考茨基在《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中》曾提出“社会主义”产生的根源有二:伦理的和经济的根源。前者是由人的本能而产生的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而后者则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工人的阶级地位紧密相关的。在考茨基看来,“自由、平等、博爱”虽是近代社会启蒙运动、乃至后来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但这些要求其实在人类社会早期就已经存在。“自从有了压迫和剥削以来,这个要求就反映着一切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及其朋友们的愿望”。尽管这些要求的存在已经反映出人们对一切社会压迫的不满和质疑,但是,人们始终没有给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因此,考茨基认为,只有等到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建立,并且树立起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工人阶级自身走向成熟时,这个问题才能够解决。客观而言,考茨基的这篇文章主要是针对当时苏联模式的共产主义内部存在的不合理性进行批判完成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在这里从资本主义现实和伦理两个方面论述社会主义的起源也的确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参见:[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3页。
[9][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5页。
[10]同上。
[11]同上,第371页。
[12]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73页。
[13]参见:The New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5 in 32 Vol)[M].Encyclopaedia Britannica,Inc.,1998,p289.
[14]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并没有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用语;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后为《法兰西内战》第三版写作序言时提到了“无产阶级专政”,进而提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指“巴黎公社”这样的社会状态。
[15]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16]同上,第55、56页,“恩格斯写的1891年单行本导言”。
[17][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6页。
[18][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9页。
[19]同上,第470页。
[20]同上,第470页。
[21][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
[22]同上。
[23]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8、100页。
[24][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47页。
[25]同上,第338页。
[26]同上,第338页。
[27][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8页。
[28]同上,第394页。
[29]同上,第339页。
[30]参见:[德]希法亭著.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M].福民等译,王辅民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96~398页。
[31][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6页。
[32]同上,第376页。
[33]同上,第159页。
[34][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0页。
[35]同上,第329页。
[36][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0页。
[37]同上,第330页。
[38]同上,第330页。
[39]同上,第332页。
[40]同上,第332页。
[41][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31页。
[42]同上,第333页。
[43][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44]同上,第139页。
[45]同上,第345页。
[46][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6页。
[47]同上,第446页。
[48][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3页。
[49][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4页。
[50]同上,第168~169页。
[51][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
[52]同上,第175页。
[53]同上,第175~176页。
[54][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55]同上,第173~174页。
[56]同上,第184页。
[57][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5页。
[58]同上,第196页。
[59][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60]同上,第186~187页。
[61][奥]卡尔·考茨基著.考茨基文选[M].王学东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9页。
[62]同上,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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