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腔昆唱,求生的变革
全国被称作“高腔”的剧种约有数十个,仅浙江就有七八种,有所谓的西吴高腔、侯阳高腔、西安高腔、松阳高腔、瑞安高腔、台州高腔、宁海平调等,如今已无一幸存。
高腔音乐属于曲牌联缀体,肇始于江西的弋阳,是明代传奇所赖以支持的四大声腔之一。清人李调元《雨村剧话》说:“弋腔始于弋阳,即今之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此外,安徽的青阳也是高腔的发祥地之一,明万历后期的“徽池雅调”曾红极一时。
明清以来,戏曲文献对高腔有过许多描述:汤显祖说它是“其节以鼓,其调喧”(《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凌蒙初则说它“句调长短,声音高下,可以随心入腔”(《谭曲杂扎》);李渔则说它“字多音少,一泄而尽”,又有“一人启口,众人接腔,名为一人,实为众口”(《闲情偶寄》)。明人胡文焕《群音类选》所收录之“诸腔类”剧目,其中注明如弋阳、青阳、太平、四平等腔,都属于高腔类。明代台湾诗人黄茂生《迎神竹枝词》中说:“神舆绕境闹纷纷,锣鼓咚咚彻夜喧。第一恼人清梦处,大吹大擂四平昆。”可见高腔戏班演剧是何等热闹。
温州只有一种高腔,即所谓的“瑞安高腔”,但它并不是发源于瑞安本土,就高腔的分类而言,属于“四平腔”,与福建屏南县的庶民戏属于同一个品类。屏南县熙岭乡龙潭村的陈姓家族世世代代演唱四平腔,清道光、咸丰直至光绪年间,陆续组建“老祥云”、“新祥云”、“赛祥云”等班辗转于闽北与浙南等地,“老祥云”班一年中有大半年在温州演出。也许是因为高腔戏班中有许多瑞安籍艺人,温州人便把这种声腔称作“瑞安高腔”。清中叶以来,温州地区单一声腔的高腔戏班极少,大都与温州乱弹合班;光绪以后,辗转于浙南的乱弹班能演唱高腔的戏班有老锦升、老锦云、老祥升(福建)、老荣升(福建)、竹马歌、新益奇、日秀、三星等。福建寿宁、柘荣一带的北路戏,也有一些演唱高腔的剧目。在近人黄一萍撰写于民国十四年(1925)的《温州之戏剧》中,对高腔有如下论述:
清初尚昆剧,后乃盛行弋腔,即俗呼“高腔”。其于昆曲,仍其词句,变其音节而已。又绍兴之高调戏,一名“高腔”,古所谓“曼绰”,殆即此类。其奏曲时伶人曼声高歌,后场之司乐器者(俗名后台)从而和之。始于绍兴、宁波,而内地之高腔班,数十年来,均不发达。良以学习不易,薪薄而不能变化。高腔班伶人转入他班,几致不能演一戏。且温俗僧道替人度亡,道场之中,每唱高调,故乡人称之曰“和尚班”。凡新年社戏,不喜雇演,似有顾忌。二十年前仅有“祥云”一班,旋分为二,卒以社会不甚器重,卒并为一。十四年秋解散之后,久不见于内地,近虽遗硕果仅存之“大玉麟”一班,但菁华已失,佳剧沦亡,已等强弩之末矣。
高腔词句雅驯,稍亚于昆,师授诸徒,辄以口讲使之强记。此故以识字者寡,鱼鲁豕亥,辗转错误,几致与时俱增。其调分软、硬两种,均有成法。一音不苟。班中亦有一部分昆戏及乱弹戏,竟为昆班、乱弹班之所无。多历史剧及家庭剧,结构最佳者如《紫金鞭》、《高唐州》、《凤头钗》、《铁冠图》,演清兵入关时,辫尾长垂,状颇轻亵,且结局不终于清廷朝贺而终于三皇五帝,其于满人入关称帝,不以正统目之矣。又,开场后之出洞,生、旦、丑、净,济济满场,自始至终,足有两出之久。较之别班惟以“三星”、“八仙”、“集福”等打头,相去甚远。艺之佳者,往岁有正生阿洪,炉火已纯,惜已作古,无人能望其项背。班中不长武技,然《打熊》[1]一剧,功架绝佳。
瑞安高腔的咬字用温州官话,与温州乱弹相同,即所谓的“乱弹白”,与近在咫尺的松阳高腔纯用本地方言大异其趣,戏班的剧目结构也不同。上世纪50年代,我搜集的瑞安高腔剧目约有60多种,大部分都源于明清传奇,有趣的是,松阳高腔中有4本所谓的“夫人戏”(陈十四故事),温州所有能演唱高腔的戏班反而没有。
绝大多数高腔的演唱大都不用伴奏,曲调高亢激越,其特点为一唱众和,如一个七字唱句,当场上演员唱到第四个字时,后面的三个字则由乐队帮腔合唱,温州民间称之谓“夹燥塔[2]”。民国十四年(1925),“老祥云”班因无法维持生计而被迫解散,瑞安湖岭、下林等地的高腔艺人筹资自建“大玉麟”班,两年后“大玉麟”班也因市场萎缩而散伙,瑞安高腔自此退出戏曲舞台。
予生也晚,没有看过正式的高腔班演出,但高腔一直保留在僧道所做的佛事、道场之中。儿时就喜欢看“和尚戏”,对其排场多少有一些了解。温州习俗,长辈亡故,都要请僧道来家摆设道场,一共要做七七四十九天,其中的三七与七七最为热闹。晚上十点以后,道场中便开始做“和尚戏”——和尚们穿着袈裟,拿着法器,敲锣打鼓在道场所搭建的模拟的“十殿”中穿梭,所唱的曲调便是典型的高腔。其曲目大都是《目连》故事或来自宝卷与佛教有关的故事如《观音得道》之类。
温州乱弹是一个多声腔剧种,它的剧目组成中就有高腔、昆曲、乱弹、徽调、时调、滩黄等多种声腔。传统剧目84本,其中唱高腔的剧目有《雷公报》、《循环报》、《报恩亭》、《紫阳观》4本大戏,此外尚有中小型剧目如《北湖州》、《宜秋山》、《磨房串戏》等。其中的《宜秋山》于上世纪50年代曾由金松加以改编演出,颇为感人。“老祥云”高腔班的演出剧目约有40余本,其中在《杜隐园观剧记》中有明确记载的有《反五关》、《朱仙镇》、《雪香园》、《儿孙福》(五里桥)、《拜天顺》、《龙凤球》等。
温州地方戏曲共有四个剧种,其排列顺序依次为高腔、昆曲、乱弹、和调。高腔排名最前,是剧种中的老大哥,据说民间凡有斗台,都有一条约定俗成的规定,即高腔班没有开锣,其它剧种的班社不得抢先开锣。
晚清与民国之交,温州地方戏曲获得空前大发展,各剧种、各班社之间的竞争异常激烈。高腔消亡的原因,首先是在它本身的表现形式过于陈旧、呆板,不能与时并进地改革进取,由于唱腔没有乐器伴奏,使戏曲音乐的表现力偏弱;其次则是僧道的经筵、超度等法事,大都以高腔作为音乐载体,民间因其不吉利而不受欢迎。民国以后,温州地方戏曲所有剧种,其旦角行当的演员都逐步向女性过渡,唯独高腔班一仍其旧,直至消亡都没有出现过女性演员。
瑞安下林高腔艺人瞿济柳
然而,高腔班也并非完全没有进行改革的尝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是最基本的本能。观众不喜欢高腔,首先是不喜欢那种“其节以鼓,其调喧”的音乐表现形式,所以高腔的改革首先从音乐入手,即演唱仍用原曲牌,摈弃后面的帮腔和声,同时加入乐器伴奏,如此一来,高腔的音乐风格大变,上世纪50年代温州胜利乱弹剧团演出的《循环报》就属于此类,称为“高腔昆唱”。此外也有改唱其他声腔,“老祥云”在民国三年(1914)曾采用河北梆子的一些曲调来演出《龙凤球》[3],但终因大势已去,回天无术,最后仍然难逃消亡的命运。
为了摸清“高腔昆唱”的实质,我于1985年专门访问了瑞安高腔老艺人瞿济柳(1905-1987)先生,那时他已80岁高龄,但仍然为我演唱了《访白袍》中的一段滚调《薛礼叹月》,我也录了音。此外,他通过一本温州高腔都上演的剧目《拜天顺》,为我讲解了有关“高腔昆唱”的一些细节。《拜天顺》剧情如下:
明正统年间,外国进贡犀牛角杯与龙头绣帕两件宝物,皇帝将之交给兵部尚书王永保管。时值元宵梅山放灯,尚书夫人偕婢梅香携宝看灯,不慎将宝物失落。乐清举人章纶主仆上京赶考,途经梅山时拾得二件宝物,便多方寻找失宝之人。
红毛国主闻中国有此二宝,遣使送来战表,要帝亲自将二宝送往边关,否则领兵反入中原。帝惧,即命王永交宝。王永回府向夫人索宝,方知二宝被梅香失落。王永眼见要满门抄斩,盛怒之下踢死梅香,弃尸梅山。章纶途经梅山,救活梅香,方知为失宝之事,即令梅香先行回府报信,主仆二人随后到王府送宝。王永闻讯大喜,大开中门迎接章纶主仆,并以金银为谢,章纶推辞不受,随即进京赶考。
帝亲自送宝到边关,红毛国主将帝掳至番邦囚禁。宰相于谦召集群臣计议,拟请皇叔暂接皇位。时章纶已中二甲进士,居官在朝,独特异议。皇叔登基后即逮章纶下狱,命三司勘问,并设计四种酷刑逼供:一名“锡龙缠身”,即在锡制龙体内灌满开水,能使人烫得肌肤糜烂;二名“十指签心”,即在十个手指甲尖内打进竹签;三名“烤上铜炉”,即在铜炉内置炭火,将人坐在上面烧烤;四名“铁板夹阴”,即用两片铁板将睾九夹紧。何文渊劝说章纶上表谢罪以全性命,反被章纶痛斥。王永为报章纶还宝之恩,不惜冒险重金贿赂武士,故章纶受刑之后未遭伤损,被打入天牢。
温州永强三都农民王梦竹家世代祭祀五通神。王进京贩卖杨梅干亏蚀严重,五通神施法在京师遍洒瘟疫,唯食杨梅干可解,王因此获得厚利。闻章纶被囚天牢,乃买通狱卒进牢探望。章在狱中备受虐待,赖王梦竹上下打点,并请医调治,章纶病体逐渐复原。
帝被囚红毛国一十五载,国主扬言“日出西山,始许放归”。帝日夜祈祷,感动上苍,日落之后又蒸腾而上。红毛国主见天象示警,不敢再留,将其放还。帝还朝复位,改元天顺,赐死于谦,释出章纶,拜礼部侍郎。章上表谢恩,具言王梦竹相救,钦赐“九曲黄龙伞”,并建生伺配享。
温州艺人之家组织老艺人演出高腔戏《磨房串戏》
其实,高腔昆唱并不是我想像中那么简单,只要减去帮腔、加上伴奏就行了,最根本的一点是要改革打击乐。高腔使用的是一种大锣大鼓大钹,声音很响,数里之外就能听到,成为高腔伴奏乐器的一种特色,改革首先是把这大锣大鼓大钹去掉,换成昆班所用的打击乐器。高腔的起唱一般都以锣鼓为前导,例如:鼓板先奏 扎扎 衣打打 仓冬 仓,然后再开唱。要改成像昆曲那样的唱法,也要去掉前面的打击乐,换成昆曲的锣鼓经。但高腔班的鼓师又不会打昆曲,于是只好请昆班的鼓师来教导。经过如此这般的改革,《拜天顺》的演出还是比较成功的。
2010年,瑞安市拟将高腔申报非遗,组织演出高腔老戏《雷公报》
1958年,温州市文化局组织在温州艺人之家养老的几位老艺人演出的一些老剧目,其中就有高腔戏《磨房串戏》。这个剧目虽名为高腔,但已经没有了高腔的特色,与昆曲没有根本上的差别了。
[1] 姚梅伯《今乐考证》于“燕京无名氏花部剧目45种”下有《郑恩打熊》一目,下注“一名打猩猩”。
[2] “塔”是一个表音字,温州方言将食物发锅中干烧称为“塔”(烙)。
[3] 《杜隐园观剧记》,张震轩原著,沈不沉辑注,香港出版社200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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