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经济学基本理论与“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和举世瞩目的成就，被世界誉为“中国奇迹”。所谓“奇迹”，至少应该包含这样一层含义，那就是只有超越已有的理论知识才能创造出来。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对正在探索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多层次的描述，提出了一些新的经济思想，展开了频繁的、健康的学术争鸣。吴敬琏曾撰文指出，探索和争鸣推动了理论经济学的发展、丰富和繁荣，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改革经济学。改革经济学指导着拥有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短短的30年内壮观增长，并于2011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法国著名政治家、外交家、作家及教育家阿兰•佩雷菲特早在2011年就表示，即将成功的中国奇迹，是与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荷兰奇迹、英国奇迹、美国奇迹、日本奇迹一样的经济奇迹。忽视或者低估中国改革经济学的理论成就和历史地位，事实将会证明是一种理论上的短视行为。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对一系列重大的现实问题进行了积极探索，提出了不少新思想。这些新思想与传统思想之间，以及新思想之间的碰撞冲击，展开了多次学术争鸣，特别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三次大争论（即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90年代初“姓资姓社大讨论”和2004—2007年由“顾郎之争”引起的“国退民进”及“还要不要改革”的大讨论），以及1984年“莫干山会议”，对中国的改革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综观30年改革开放的理论争论，具有鲜明的特点和深远的意义：首先，争论紧紧围绕改革开放的中心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难点进行。比如改革开放市场导向的基本思路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多次经济改革都没有解决而必须解决的理论难点，对这些理论难点进行广泛辩论，取得共识，有助于推进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其次，争论的焦点既是中国改革开放中的实际问题，又是社会主义在当代的难题，比如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这是社会主义几十年来所没有解决的经济体制难题，通过争论，基本上解决了这些难点，无疑这有助于把计划经济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成为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体制，实现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转换。再次，争论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难点，这些难点的解决实际上创新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实现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转换。

时代在发展，改革的理论也需要不断进步和完善。今天，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未来30年，中国将往何处去？在又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该如何打好改革这场攻坚战？什么力量能更积极稳健地推动改革？中国的改革，在顶层设计之外，还必须有顶层理论、顶层思想的支持。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鲜明地提出了“改革就是红利”的观点，强调要通过继续改革求得可持续发展。当此改革重点转换时刻，我们必须有一个带有鲜明“新改革经济学”特征的改革理论体系来指导。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完整发现和勾勒中国经济改革的逻辑与行动框架。这是因为，今天的国人，对改革迫切性的环境与要求也已远远不是32年前改革之初那样的宽松和模糊不清。在现代信息技术催化下，对政治民主、经济福利的期望与要求都提高了。在中国当前经济与社会矛盾、风险凸显期，多数人已认识到，靠零敲碎打的改革已不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有“顶层设计”。拖拖拉拉的改革、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完全割裂的改革，也不为国人所容忍，必须要有针对改革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启动新一轮改革，在实践中可以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但在理论上，必须构建和形成中国改革的理论体系和逻辑框架。要研究“顶层设计”，同时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有准确的把脉。

在学术界，关于这种改革理论框架和改革逻辑的研究已经在进行之中。其中，国务院参事夏斌等就提出一个关于改革“路线图”的研究认为，要由缩小收入差距与要素价格“两大核心”入手，推动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放松各种行政管制的改革。当真正破解土地征地制度、社会保障问题之时，也可能正是地方建设资金缺口、融资平台风险彻底暴露之时。由此产生的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的重新考虑与制度改革将不得不摆上重要的日程，要求财税体制必须有一个系统的反思与改革。没有财税制度的大改革，中国这一轮经济改革之坎是迈不过去的。而当要彻底改革财税制度之时，恰遇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速转化的历史时期，财政收入在明显减少。迫不得已，只能通过“国退民进”“还富于民”，以彻底解开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稳定之“结”。可以想象，相比于初期展开的“两大核心”改革，“四大重点”的突破是这轮经济改革中更为艰巨的历史任务。具体说，在农村，重点是土地征地制度改革；在城市，重点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在国家经济制度层面，重点是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改革。其中财税体制和“国退民进”的改革，是最终决定这轮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但是通过还富于民，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梦”；通过还富于民，可以理顺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当然也可以预料，“四大重点”的改革，将牵动各级政府与国民、各个领域与各个阶层，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调整，情况相当复杂，也是最难解决的。因此，更需要决策者早早运筹帷幄、统筹安排。

按照上述思路，从经济学出发，中国经济改革中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以从以下四种重大的结构分析方法进行归并、把握。即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结构调整这一“主攻方向”或人们常说的“深层次体制问题”入手分析，同时，现实经济暴露的各种问题现象，无非有的是下述重大结构扭曲的衍生结果，有的是重大结构扭曲形成的动因。

一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其突出表现是，2003—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不足，特别是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竟下滑了12.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倾向从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也下降有10个百分点。有学者指出，由于收入不公，中国居民收入最高的10%家庭收入是最低收入的10%家庭的65倍。富人的消费倾向只有62%，穷人的消费倾向是92%。即如果剔除10%穷人部分的消费数据，主体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更快。

二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随城镇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2008年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在上升2.6个百分点的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达到43%左右。

三是按国内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1）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2007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共下降了12.42个百分点，年均降速2.3%。（2）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快，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下降了8个百分点。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而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

四是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来中国出现了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是2007—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两年平均高达9.6%，创历史纪录。

以上是从四个不同角度，极简略地分别概括了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现象。可以说，当前国民经济中的各种结构矛盾与问题都被包含其中，并从中可得到解释。那么，今后的改革具体应从何着手、又如何推进呢？

首先，需要对这四种扭曲结构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的认识与判断。一系列分析表明 ：这些经济结构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互相联系、互为补充和因果循环的。每一个扭曲的结构只是中国当前“不可持续”经济体不同侧面的反映。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四种结构之间的互相联系和因果关系后，才能在通盘谋划改革时做到“心中有大局”，才能寻找到改革的“抓手”。

同理，“新改革经济学”的提出，也是要寻找关于中国新改革经济学的这个“大局”和“抓手”。而对这个“抓手”，李克强2013年9月10日在大连与出席第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中外企业家代表举行对话交流时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交代。按照《21世纪经济报道》专门以《李克强总理系统阐述“克强经济学”》为题的报道，李克强对改革需要做些什么有非常清晰的想法。他的讲话解释了中国想做的事情，其中包括进行结构性改革、实现软着陆等。李克强直言，3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得益于改革。未来中国要保持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还必须依靠改革。从李克强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未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主要有三个核心内容：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就是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第二，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该放的权要放到位，该管的事还要管好。第三，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改革的成果，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能够不断提高生活品质。

中国“新改革经济学”对于中国改革的行动框架的意义和作用，首先表现为对改革“突破口”的进一步的深刻认识。其重点就是梳理和明确“各种经济问题与矛盾背后脉络”，进而全面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错综复杂的结构问题以及背后的制度问题。当然，由于多年积累下来的错综复杂问题，“突破口”只是相对的，不应去奢望它是唯一的。

其次，“新改革经济学”所强调的寻找“突破口”和“抓手”是在寻找改革的“核心问题”“关键环节”中逐步深入的一个过程，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譬如，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是基于当前经济运行中各种矛盾的高度概括与抽象，是体现于一系列具体的制度政策。但是如果直接从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入手，直指高度抽象的核心主题，既不好操作，又不具改革效率（国务院“新非公36条”内容所指就是最好的说明）。因此，改革的“抓手”必须从眼前若干个具体问题入手，推动“改革进程”的开始，推动生成改革的内在逻辑与动力，并倒逼一系列制度的渐变，逐步逼近并最后达到解决“关键环节”和“核心问题”的目标。

再次，“新改革经济学”的最大意义在于寻找推动全面、彻底改革的“抓手”“切入点”，真正放大“改革红利”，而这个“红利”的价值就在于全民共享改革成果。因此，新一轮全面经济改革就必须紧紧抓住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和要素价格两大改革，以习近平总书记“六个问题”及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三不”（克强经济学）为核心，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五大领域，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四大重点改革。而且“两大核心”的改革是当前转变发展方式直接面临的最大问题，在全社会已形成基本共识，又相对易于实施。形成由“两大核心”改革入手，传递和倒逼推进“五大领域”“四大重点”改革的逻辑反应与过程。

“新改革经济学”与改革逻辑框架图

“新改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着眼点就是要全面破解“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切实秉持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示的改革理念，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中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文明等领域改革问题的重点理论突破。同时，这些理论问题又必须站在“壮士断腕”的高度，深入推进一系列触动利益的改革，进而向全社会传递出前所未有的魄力和决心。

进入2013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200项行政审批事项半年内取消和下放，减少政府部门“寻租”机会；放宽行业对各类所有制企业的准入，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的发展……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新的中国改革理论的一种创新和深化。如果说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是“帕累托改进”，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从改革中受益；那么未来，改革越来越会成为“卡尔多改进”，利益格局会有更大调整，更多是着眼于整个社会收益的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壮士断腕”不仅是认识论，也是一种方法论。这一改革阶段的重要特点，就是“两难”甚至“多难”情况增多。不能优中选优、难以“两全其美”的时候，尤其需要确立底线思维，拿出断腕决心，大胆触动利益。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围绕改革这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和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上下求索、全面突破，形成了日渐清晰和完整的新的改革思路，尤其是着眼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研究，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六大领域的体制改革为重点，以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为抓手，在加强市场体系建设上迈出了最大步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改革理念串联起来的“新改革经济学”已经趋于成形，概括起来说：

“新改革经济学”就是以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各领域体制改革为重点，全面推进宏观调控、财税、金融、投资、行政管理等各方面改革进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加全社会创造活力，更加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全面市场体系建设的新理论和思想体系。

以不再出台短期刺激政策、不扩大赤字、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及实施“上下限”宏观调控为主要特点，更加重视转变政府职能这个核心，更加强调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这个关键，是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

“新改革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深化，“新改革经济学”充分体现我们对“用壮士断腕的决心继续推进改革”的理论自信。在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李克强总理再次畅言改革，向全世界传递和昭示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更高层面推进中国经济奇迹进入“第二季”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