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改革经济学”的基本面

2013年7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省武汉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负责人座谈会，征求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在听取了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做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要下大功夫总结和运用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下大功夫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改革开放的客观要求，下大功夫了解党内外对改革开放的各种意见和建议，下大功夫了解地方、基层和群众在改革方面做的有益探索。习近平从六个方面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第一，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第二，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第三，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第四，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第五，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第六，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

习近平强调指出，这些重大问题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回答，要结合实际、结合未来发展进行解答，不断给出准确、科学的答案。

关于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要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作为下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取向，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有一个特点，就是从范围的角度看，市场是统一的，从消费者角度看，市场是细分的。中国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则是“分割而不细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很不完善，而受到各个行政区域政策、地方利益的影响，市场分割，导致企业的营销、物流等成本很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入调查研究的重大问题”中，第一个提到的就是“进一步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可见其重要性。各界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在消除市场壁垒这一重大议题上能有所突破。

客观地说，中国各行政区之间的竞争，是促进地方增长的巨大动力，书记都像董事长，市长都像总经理，创设环境，招商引资，相互竞争，比拼政绩。但由于政绩一定要“本地化”，在本地落实，就会带来许多问题。早期为争资源，很多省份接壤地区频现“资源大战”，如临大敌地设岗，不准原材料出界；再后来，各地为争投资、争企业落地，不惜杀价竞争，政策底限不断下沉；排污以邻为壑，修路则一到边界就“断头”；能共享的基础设施（如机场、港口）一定要各建各的，能错位竞争的偏偏要同质化；对本地企业保护、对外地企业严苛，更是寻常。甚至很多企业竞争的背后，政府都在插手，是打是拉，是无限扶持还是倒打一耙，视企业对本地贡献而定。政府“拉偏架”，很多企业都有教训，只是碍于要进入“人家的市场”，大账能算过来，再委屈也就认了。

市场经济是规模经济、范围经济，规模越大范围越广，效率越高。全国市场由各个经济区域的市场加总，市场规则应该统一。如果把“经济区域”理解为“区域经济”，再异化成“行政区经济”，总是通过行政干预实现“本地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违反规律（如对没有竞争力的本地企业反复补贴），那么，单从一地看，利益似乎最大化了，全国都这样就是“总体的谬误”，也就是统一市场的扭曲。

清除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各类市场壁垒，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正在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重要共识。清除市场壁垒，就是要彻底消除在商品市场、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中存在的各种体制性障碍，让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市场壁垒，都是对局部利益、对部分人群既得利益的保护，是对全局利益、全体大众利益的损害。总书记明确把清除市场壁垒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表明了中央攻克体制机制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的坚定决心。

关于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

增强经济发展活力，为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增强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发展活力，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善财税体系，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发展微观基础的活力。

来自全国工商联的数据显示，2012年，民营经济在中国GDP中的比重已超过60%。截至2012年9月，中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超过1000万家，同比增长12.6%；户均注册资金同比增长7.8%，企业规模实力继续增强。2012年前10个月，民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累计增速为14.9%，较2011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仍高于国有工业企业的6.4%和全国工业企业10%的平均水平。

2013年是“十二五”规划的中期评估之年，也是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的关键之年。“4万亿”投资的实践证明，靠“投资拉动增长”，主要是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虽然能保证经济增长于一时，却保不了长远。从长远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中国经济绕不过的一道关。对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来说，人工成本上升，社保、税费负担过重，整个行业产能过剩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主要问题。此外，外需不足、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房地产调控政策等问题依然影响和困扰企业的发展。在内外交困中，民营企业必须寻求大的突破与转型，民营企业不转不行，不大转不行，不早转也不行。

对从事传统制造业和加工业的民营企业来讲，创新精神至关重要。要想转型必须具备各种基本条件：新的市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模式、新的治理结构和企业家的思想都需发生实质性变化。未来民营企业要从粗放分散发展向集约集聚发展转变，由投资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由产业端向高附加值环节转变，由传统运营机制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由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带动转变，充分整合各种生产要素，走转型升级之路。第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走股份化转型升级之路。第二，提升民营企业内生价值，走科学管理转型升级之路。第三，提升民营企业核心竞争能力，走科技创新转型升级之路。第四，创造民营企业协同聚集效益，走合作联盟转型升级之路。

对于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自2012年以来，中央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战略措施，尤以“新36条”为最显著的扶持手段。2012年3月1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第七个重点任务就是出台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新36条”实施细则。2012年7月29日，42项“新36条”的民间投资实施细则已全部出齐。这些实施细则的出台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在铁路、电信、金融、能源证券、卫生等领域都降低准入门槛，而且在推动和保护民间投资方面提出了相应保障措施，必将在更高层次上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改善市场投资环境。但是，“新36条”将开放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等，而这些领域见效慢，民营企业不愿投资，因此，无法发挥其初衷。民间投资细则的出台对于民间投资增速的回升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是在传统行政性垄断体系和经营模式没有根本改革的前提下，投资领域的放开并没有给予民间资本生存的环境。因此，需要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发挥民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作用，促进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力。在这方面，2013年5月16日，陕西省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工作动员大会在府谷召开，这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民营经济转型升级试验区经过两年多的研讨论证，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试验区将大胆探索资源型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探索民营经济规模发展、创新发展、多元发展的新经验，探索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体制机制的新举措。

2013年是民营经济扬眉吐气的一年。尽管外部国际环境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依然突出，国际经济竞争继续加剧，全球内需相对乏力，但中国内部发展环境充满生机，一是深化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制度红利有望进一步释放；二是收入分配改革所带来的消费活力能够转化为发展活力；三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务实纠偏、锐意反腐可望激活社会元气，再加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种种因素相互激荡，助推民营经济发展更上层楼。

关于政府职能转变

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要以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为抓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是实现经济升级的制度保障。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多次提出要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并将之作为国务院工作的重大战略和目标。转变发展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必须大力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3月17日记者招待会上承诺，在未来5年把国务院现有的17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再精简1/3，为此，国务院各部门紧锣密鼓地进行行政审批事项的清理、取消、下放，到2014年全国两会时，政府工作报告写明已取消和下放的数据为416项，超额完成年度目标。

简政放权，是改革的“先手棋”，也是机构职能转变的一个鲜明特征。作为兑现改革承诺的重要一步，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对激发市场、社会和地方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放权，加快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这无疑是一剂不花钱能办事、少花钱多办事的“良方”；通过放权，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为转型提供“源头活水”；通过放权，减少审批，可以降低就业创业门槛，改善就业创业环境，激发全社会的创业积极性；通过放权，可以更好地发挥地方的作用，使管理能够贴近基层、贴近企业、贴近市场、贴近群众。事实证明，把该放的权力放到位，既有利当前，也惠及长远，堪称释放改革红利、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一招。

转变政府职能，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才能跑起来。这既是增强政府治理、建设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政府公信力、执行力和权威性，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的有效保障。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限的同时，中央还要求要切实加强对经济运行活动的事中和事后监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要求政府加强市场监管，避免“劣币驱逐良币”扭曲现象的发生，由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宽进严管”；把该管的管住管好，还要求政府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重点放到“保基本”上来，把非基本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和市场；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也要求政府优化行政管理流程，建立标准明确、程序严密、运作规范、制约有效的管理制度；把该管的管住管好，更要求政府加强和改善宏观管理，增强针对性和有效性，把政府掌控的资源集中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一届政府组建以来，着力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方案的实施，思路清，力度大。可以说，转变政府职能是本轮国务院行政体制改革中最大的亮点，也是“内涵式”改革的集中体现。多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以与转变政府职能关联度最高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例，从1998年深圳市实行“首问责任制”开始拉开了审批制度改革的序幕后，全国各地都不断推进这项改革。国务院从2002年以来通过6次改革，共取消审批事项高达2497项，占国务院所有审批事项的69.3%。其间，全国31个省区市累计共取消3.7万项行政审批事项，占原有总数的68.2%。即使如此，政府在公共治理中管得过多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越位、错位的问题也比较严重，直接影响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也影响了社会作用的发挥。因此，本届政府把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简政放权紧密联系起来，统筹加以推进，是务实稳妥的战略性举措。

目前制约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行政审批事项依然过多，少数地方、部门设置审批、许可的随意性大，程序不规范，暗箱操作以及公务员的审批自由裁量权过大。二是部门利益成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有人把部门利益形象地概括为“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个人化，个人利益被法定化”。如果部门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包括简政放权在内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转变政府职能，都很难有实质性进展。三是政府官员的管理理念，也是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因素。由于中国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地方的GDP增长对官员的升迁往往影响很大，一些党政领导的意识中产生了对GDP的过度依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的思维，片面理解政府的基本角色和功能定位，这对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了潜在的阻力。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如果不能从价值层面和观念层面有所突破，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针对上述问题，本次国务院机构改革与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方案中，把转变政府职能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改革贵在行动，重在落实。推进改革，离不开有力的组织领导。从国务院部门到地方各级政府都面临着双重责任，既要落实放权的责任，也要落实监管的责任，否则就难以走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怪圈。在落实任务过程中，还必须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进行摸底核实，不能捉迷藏，也不能掺水分。地方各级政府在跟进时，对国务院取消的行政审批项目，也必须真正放给市场和社会，不能搞变相截留。

落实好职能转变要求，必须依靠严明的纪律和有效的监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贯彻落实中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相互扯皮、推诿拖沓，明放暗不放，改革将难以取得实质性成效。因此，工作开展不力者，理应受到问责。同时，职能转变也要开门搞改革，把取消、下放和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接受群众监督。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10多年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这项改革其实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的方方面面。虽然中国已连续6次大幅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但截至目前，全国意义上仍有约1.8万项需要行政审批的项目，其数量之多在市场经济国家中极为罕见，以此而言，仍需加大力度，更大幅度地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根本上的改革还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让政府回归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的本来位置，同时，让政府的一切行政行为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按照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目标，深入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

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核心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按照这个目标，改革的方向就是简政放权，压缩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领域和范围，政府通过放松管制并向市场和社会让渡空间，形成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公权与私权之间边界清晰合理、分工合作有度的社会关系新格局，从而让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让政府真正回归到承担责任、提供服务的公共位置。当然，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深层次的观念和体制变革。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也是刺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僵局的利刃。这样一把改革的利刃面向的是政府权力，总理说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其实就是政府需要有“革自己的命”的决心、智慧和勇气。

2014年全国两会后李克强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度表示，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的大幕已经拉开，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还要继续啃‘硬骨头’”。

关于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进一步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创新，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最大限度增强社会发展活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首创精神，使全社会创造能量充分释放、创业活动蓬勃开展。

社会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报告对如何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提出了“四个加快”的战略任务和要求，即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旨在全面推动社会的公平和谐发展。

解决社会组织面临的发展瓶颈，让社会组织真正成为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全面提升第三部门力量。同时，要大力发展各类自治组织，全面提高社会的自我组织、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能力。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社会体制改革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事关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安定有序，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基本目标，就是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体制改革的正确方向；坚持立足国情，改革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整体规划，从统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系统设计；坚持循序渐进，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坚持体制保障，努力破解体制性障碍、机制性束缚、保障性困扰。

关于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通过制度安排更好保障人民群众各方面权益，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安排，依法保障人民权益，让全体人民依法平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也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大任务。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党的十八大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守法，并首次要求领导干部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实践证明，无论是推动发展、维护稳定，还是创新管理、提升服务，法治都是最可靠的手段。2013年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法治就是法律之治。法律治理的领域既包括国家，也包括政府和社会。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浙江张氏叔侄冤案等几起案件的曝光和纠正，社会各界呼吁防范冤假错案、加强司法公正的声音再度高涨。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央政法委已经出台首个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这个指导意见“针对性”强，体现了“绝不冤枉一个好人”的公正司法。其中，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合议庭、独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权责一致的办案责任制，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同时还要求明确冤假错案标准、纠错启动主体和程序，建立健全冤假错案的责任追究机制。

另外，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司法实践中一些政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一味追求各种“指标”的做法，指导意见也予以批判，要求不能“片面追求”，而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符合司法规律的办案绩效考评制度”。因此，这份指导意见对责任司法的强化也被专家视为“中国司法走向独立的重要基础”。

关于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改革开放任务越繁重，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越要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完善党内制度体系特别是民主集中制，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他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有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论述对管党治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严，才能弘扬正气、打击邪气，转变作风、遏制腐败；严，才能巩固组织、提高队伍、锻炼干部，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这一论断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指导意义。从严治党需要贯彻和体现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基本要求包括：严格按党章办事，按党的制度和规定办事；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在党内生活中讲党性、讲原则，开展积极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坚决反对和整治慵懒散奢等不良风气；严格按照党章规定的标准发展党员，严肃处置不合格党员，坚决惩处党内腐败分子；严格执行党的纪律，坚持在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要求涵盖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内容，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都应该按照这些要求去做。从严治党，从严管理，不是搞“一言堂”，而是要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民主，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同时善于进行正确集中。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严的规定、紧的约束，首先领导干部要自觉遵守，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这才能从严管干部，从严带队伍。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并系统回答了“怎样是好干部，怎样成长为好干部，怎样把好干部用起来”这三个干部工作的根本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条好干部的标准，为做好干部培养选拔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其中，敢担当是好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选人用人，就应当选那些敢负责、勇担当的好干部。作为领导干部，都应当坚持原则、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做一个敢作敢为、锐意进取、尽职尽责，在关键时刻靠得住、冲得上、能作为的领导干部。

以反腐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反腐倡廉关系生死存亡，我们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反腐倡廉，核心是制约和监督权力，关键是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制度在反腐倡廉中的重要作用，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最大限度减少体制缺陷和制度漏洞，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建设，还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现在，在我们一些干部中，封建社会那种“封妻荫子”“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腐朽特权思想还有不小市场，明里暗里谋求特权和私利的现象还比较严重，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公平正义，引起群众强烈不满。习近平总书记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的种种表现和严重危害性做了鞭辟入里的剖析，强调所有共产党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他特别指出，这个问题不仅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是涉及党和国家能不能永葆生机活力的大问题，一定要采取得力措施，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

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政治局把加强作风建设作为工作开局的重要切入点，制定实施八项规定、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头转变工作作风，加强督促检查，有力促进了党风政风转变，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党内外、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

政治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是党的组织、宣传、群众、财经、外事、保密等各方面纪律的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严明党的纪律，首要的就是严明政治纪律。这一论述，抓住了党的纪律建设的要害，揭示了党的纪律建设的规律。

我们党有8500多万党员，在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执政。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为摆设，就会形成“一人违纪，众人随之”的“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统统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就会失去凝聚力和战斗力，党的政治理想、政治纲领、政治目标也就无从谈起。

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就要正确认识和坚定维护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政权安全大局、全党全国团结大局，自觉在大局下想问题、做工作。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2013年9月6日在天津市就深入落实八项规定精神、纠正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进行调研时特别强调，要抓住中秋、国庆重要节点，刹住公款送月饼、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抓党风促民风，务必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王岐山指出，党风政风与社风民风紧密相连、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党风是关键，社风民风是风向标。党风决定民风，民风影响党风。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传染性强，不仅党内有，全社会同样存在，党员干部身上的不正之风影响到民风，社会上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要“面子”、不要“里子”的奢靡之风也对党风产生不良影响。党风正，则民风淳朴。勤俭节约、勤俭持家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美德。艰苦朴素是党继承传统文化精华提炼形成的优良作风，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本色。中国刚刚解决温饱、过上小康生活，决不能未富先奢、滋长享乐主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狠抓党风建设，促进民风转变、移风易俗，推动社会风气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