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1910—2003)在研究了公元1500年至1990年近500年间世界经济霸权的历史后，在《世界经济霸权》一书中总结出了“国家生命周期”理论，将“国家生命周期”分为五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准备期、经济迅速成长期、经济强盛期、高峰期、国力衰落期。
从国家成长的“长波段”分析，一个大国在发展进入第三阶段，即经济强盛期，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后，便开始“盈久则亏”，转而进入第四阶段——高峰期，它的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从加速到减速，国力进入相对衰弱期。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Michael Kennedy，1945—)在《大国兴衰论》中认为，大国兴起，起于经济和科技发达及随之而来的军事强盛和对外征战扩张；大国之衰，衰于经济生产力的下降和国际经济重心的转移，同时，由于国际承诺太多、军事费用过大，因而形成了帝国战线太长的现象，直到最后被完全拖垮。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1923—)在《大外交》一书中称：“仿佛是根据某种自然法则，每一个世纪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智识与道德动力的强国依其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对此，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1926—)将这种史学家感悟到的国家兴衰更替现象高度理论化，提出了国际政治发展的“长周期理论”。
根据莫德尔斯基对历史的总结分析，1494年意大利战争爆发以来的国际政治体系可分为五个周期，每个周期为100—120年，它们分别为葡萄牙周期(1494—1580)、荷兰周期(1580—1688)、英国周期Ⅰ(1688—1792)、英国周期Ⅱ(1792—1914)和美国周期(1914—？)。各个世界领导国的盛衰更替和全球战争的周期性爆发是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关注的重点。
世界体系处于无休止变动之中。16世纪，荷兰从葡萄牙手中夺过霸权国地位，17、18世纪又被英国取代。19世纪以后，随着中心区逐渐由西欧扩大到北美，英国霸权地位逐渐衰落，到20世纪中叶，美国成为霸权国。进入21世纪，美国霸权的衰落和中国国力的崛起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话题。
当前，国际权力转移的话题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或者说进入21世纪伊始就已经出现，这种话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和复兴；二是美国在遭受“9·11”事件后世界领导力的下降。美国掌控世界的能力持续下滑，导致世界的权力越来越分散。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在《全球趋势2025：转变的世界》中坦言：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全球化的经济及全球力量大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将在2025年变得面目全非”。“就规模、速度和流动方向而言，正在进行的全球财富和经济力量转移——粗略地讲是从西方流向东方——这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美国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针对全球权力东移的趋势，美国不会坐以待毙。为此，奥巴马政府采取“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策略。一只手抓对外战略，未来十年积极把外交、经济和战略资源的大幅投入锁定在亚太地区，防范中国经济崛起带来的战略冲击，确保中美“战略再平衡”；另一只手则是抓国内经济发展，通过借助非常规能源的开发，推动国内经济的“再工业化”发展，以复兴美国经济、提升国内就业。
固然，中国的崛起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但大国崛起无疑需要“能量”驱动，目前这种“能量”更多地来自化石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这恰恰是中国崛起的软肋。从现实主义角度分析，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客观上对美国的霸权构成挑战，奉行“进攻性现实主义”理念的美国政策制定者不会袖手旁观，坐等中国挑战美国的地位，必然会充分扮演“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缘政治弱势，在中国周边国家为中国下“绊索”，牵制中国的崛起。
国家成长需要能源和资源驱动。国家成长好似“兔子定律”，当所有的“草地”都被瓜分完毕的时候，随着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爆发争夺“草地”的战争。
早在1973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1913—1994)曾直言不讳地说：“美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7%，但是我们却享用着世界上30%的能源。这并不是件坏事，而是件好事。这意味着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我们拥有最高的生活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使用如此多能源的原因所在，希望永远都是这样。”
但是，美国已经失去了能源最大消费国“宝座”。2010年夏天，充斥着各大媒体的一条头条新闻称，“中国现在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的能源都要多”。这条消息之所以在西方媒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可能就缘于这位美国前总统对能源的使用和美国霸权及生活水平之间关系的“论断”。按照20世纪尼克松思想的逻辑，2010年夏天的头条新闻隐含了一个信息：在每年吞噬数万亿英热单位(编注：英热单位，即British Thermal Unit，简称BTU，1英热单位=1055焦耳)能量的竞赛中，被取代的国家就好像输掉了霸权和影响力的“世界杯”，也即中国在“能量竞赛”中胜出。
单纯从国家成长的力量来看，中国消耗一次能源的总量超过美国，预示着能源“转折点”的出现，即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能源竞争关系日趋“白热化”。或许，美国已经从英国能够连续保持莫德尔斯基“长周期理论”中的第三、第四两个周期的霸权中得到启示。从能源供给的角度看，如果美国能够实现“能源独立”并以此刺激国内经济的持续增长，那么美国霸权衰弱的局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逆转。相应地，美国霸权“生命周期”的长度也能够得以延长。更为重要的是，能源作为中国崛起的软肋，正是美国防范中国冲击、打压中国最容易下手之处。最为微妙的是，与赤裸裸的军事遏制和军备竞赛相比，扼住中国的能源“咽喉”更为隐蔽和婉转，既不会造成中美关系的正面冲突，又能起到良好的抑制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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