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至少包括六个方面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其中,社会体制改革是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六项改革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永远保持高增长。经过一段时期的高增长,政府和社会财富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必须启动社会改革。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郑永年表示,中国现在正处于社会建设的机遇期。如果搞好了,就可以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反之就会有麻烦。中国可能会经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经历的痛苦,不死不活,长期停留在人均GDP四五千美元的水平上,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无望,政治不稳定,社会没秩序。中国最关键的就是社会改革,而社会体制改革可谓意义重大,牵扯到很多利益集团。因此,行政体制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先导性改革。
根据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情况,陆学艺认为,社会建设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两件大事:保障和改善民生事业、社会事业;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第二阶段是着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政策,完善社会管理,推进新型的城镇化,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第三阶段是到2040年前后,中国经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形成与现代化经济结构相协调的现代化社会结构。
转变政府职能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启了中国改革攻坚克难的新历程,也同时表明社会改革已经成为新一轮总体改革的着力点,也就是说我们正在进入社会建设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突破口和关键是体制改革,而改革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了社会建设的成败。社会建设三个阶段的发展,与中国经济建设、社会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四位一体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发展一样,并没有一个截然分开的界限,而是互有交叉地进行。前一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主,这个转折点就是要转到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建设为主。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并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社会建设为重心。
陆学艺还建议,把社会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四位一体排序中的第四,改排为第二。这是因为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实践运行的逻辑排序,经济建设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应该重点进行社会建设,然后是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观点新要求,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虽然只一字之差,却代表着中国社会管理从理念到体制的创新。
社会治理和时下流行的政府社会管理概念有着重大的区别。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对来说较为单一,主要是指各级党委和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而社会治理的主体则是多元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都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行动主体。政府社会管理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管理社会,一些地方和部门甚至将政府管理社会理解为防范管控社会,这种防控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编织一张严密的防控之网。一些地方和部门将政府社会管理理解为政府对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通过政治动员和行政命令方式达到管理的目的,对方只有服从和配合的义务而缺少应有的权利。
社会治理则强调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协作方式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合作管理。社会治理更强调多元主体之间协商协调的持续互动过程,而不是单纯的命令和控制,倡导政府社会管理的透明化、法治化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社会政策决策。社会治理倡导社会自治,倡导参与式治理。社会治理强调尊重社会成员的社会政治权利,主张激发社会成员的权能,使社会成员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拥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社会管理包含有社会服务的内容,但社会成员更多的是作为社会服务的对象被动地接受服务而没有更多的选择权。社会治理倡导社会成员主动表达需求,自主提出所需要的服务项目,政府则对项目的实施提供资助,社会组织自主组织实施服务项目并接受资助方的评估。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不再是单纯享受社会服务的被动对象,而是需求的表达者、项目的选择者和服务的供给者。
我们期待,中央能够在十八届五中全会推出中长期改革的总体方案,以进一步明确社会建设的顶层设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重要的社会支撑,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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