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人才对外交流,即智库与非智库系统的人才交换,常见的如政府、商界等。在欧美国家,这种人才交换通道被形象地称为“旋转门”,意指政府官员、思想库和大学的学者以及商界名流之间的职位转换。“旋转门”效应使得政府和智库之间的人员实现双向流动,这种流动也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的活力所在。美国智库独特的“旋转门”机制,使政府官员有机会到智库工作,而智库的研究者也有机会到政府担任要职。概括起来,这种“旋转门”下的交流形式大体可分为双向流动和三界流动两种形式。
(一)政府与智库(官学)人才双向流动
官学双向流动包括从智库到政府和从政府到智库两种方式。
由智库研究人员成功转型为政府官员的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斯特普·塔尔博和劳伦斯·林赛等。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班和对外关系协会效力多年后出任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从国际战略研究所进入卡特政府内阁,而布鲁金斯学会的斯特普·塔尔博和劳伦斯·林赛则分别出任了克林顿政府的常务副国务卿、总统特别助理,小布什政府的总统经济顾问(王辉耀、苗绿,2014)。小布什政府中也有很多来自智库的高官,如前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任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来自胡佛研究所;前美国贸易代表及前国务卿、前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来自国际战略研究所;前国务院政策设计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来自布鲁金斯学会(张敏娇,2012:35—39)。目前执政的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团队中,就有多名智库研究专家,其中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席琼斯(James Jones)就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一职、国家亚洲研究局国安部门主任布莱尔(Dennis Blair)出任国家情报总监(DNI),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莱斯(Susan Rice)则接任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等。而在亚洲事务方面,从白宫的东亚顾问李侃如到现在的李成均是出自智库的研究人员(王辉耀、苗绿,2014)。
在政府人员更替时,智库是卸任官员去处的不二选择。在智库中,前政府官员可以继续进行政策研究和理念传播。克林顿第一任期内的副国务卿斯特普·塔尔伯特,卸任后出任布鲁金斯学会主席;第二任期内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曾任职于国家政策中心,现任新美国安全中心董事(张敏娇,2012)。由政府官员成功转型为智库研究成员的例子有很多,最典型的例子当属美国前国务卿赖斯。赖斯在结束自己政府工作生涯后,回到原先所在的斯坦福大学,担任了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并进入该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王辉耀、苗绿,2014)。
(二)政商学三界人才流动
众所周知,最为风光的政坛大佬基辛格曾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进入政界前就是哈佛大学的学者,离开政界后又成立了基辛格“国际咨询公司”并任董事长(庆平,2013)。
美国智库人才的“旋转门”流动,一方面智库成员进入决策内层为总统提供专业的建议和新思维,以弥补总统事务繁忙无法熟谙各种领域政策的缺陷(张敏娇,2012);另一方面政府官员卸任后进入智库工作,因为熟悉政府工作流程,具有丰富的政治阅历,了解政策研究和政治现实,更容易产生有实际价值的研究成果。
美国智库人才流动得益于其政治体制特征。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系,形成了权力的分散和决策机制的公开与开放(王莉丽,2010:13—18)。每次换届选举后伴随着政府大换班四年一次的大选牵涉官员的变动达四千多人。这些政府部长等高级阁员不是由议会党团产生,也极少来自公务员,而是来自精英荟萃的智库,这一点与欧洲国家和中国都很不相同。也因此,每隔四年就有很多学者从思想库进入政府,成为政策的直接制定者(庆平,2013)。同时,美国智库多实行聘用制,人才流动受体制机制限制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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