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的“模样”

在一次调研听课中，我无意间听到这段对话：

“老师，这道题怎么做？我不会。”

“上课时，我讲得很清楚了，你怎么不会？”

“这道题我做不出来。”小女孩怯生生地回答。

老师讲清楚了，小女孩也听了，但她还是做不出题目。我上初中时也有相同的经历，每次我问化学老师问题，老师总是说：“我在课堂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不会？”几次之后，我再也不敢问老师问题了。后来，我当了老师，我知道老师讲过的，学生不一定都是懂的。

代表履职，要发表意见，要敢说，能说，会说，但不能仅仅限于“说”，不能满足于一“说”了事。《代表法》规定代表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不直接处理问题。建议、批评和意见是否落实，就需要代表实时关注，这就涉及沟通。

沟通形式很多。

上门沟通是一种形式。在浙江省第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我提出的《关于农村、山区、海岛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比例调整的建议》被列为教育厅当年度重点建议。教育厅分管副厅长到我当时工作所在地苍南县听取我的意见和建议，而后，建议得到较好解决，农村山区海岛学校的教师与学生比例从“师生比”调整为“师班比”。我提的《关于更加重视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教育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动浙江省加快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步伐的建议》等都被列入教育厅的重点办理建议，几位分管副厅长到我的单位，与我面对面交流建议办理情况。

会议沟通是另一种形式。2015年1月，我提出《关于加快推进农村生活污水的建议》，省政府非常重视，分管副省长主抓。我参加了“农村生活污水”为主题的重点建议办理会议，分管副省长主持，省农办、省财政厅、省环保厅、省建设厅汇报工作现状和下一步打算。我了解到我的建议有部分已经得到解决，我重点就生活污水处理的技术路径、技术研究、污水处理建设规划再次提了建议，希望确保农村水源的安全和农民身心健康，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在会议上，双方互动交流，互相说出想法，末了，每个办理意见的单位领导都作了表态发言，督办效果很好。

电话沟通更是常见的形式。代表提出的建议，办理单位和代表双方之间会有多次交流，电话联系很便捷。2014年1月，我提出《关于给社区减负的建议》。民政厅制定出台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大力削减进社区的机构牌子、评比考核，全面规范社区承接的管理服务职责。社区每一项“减负”的做法，民政厅通过电话及时向我作了反馈。2015年1月，我提出《关于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的建议》。农产品质量安全是食品安全的源头和基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省农办领导多次与我电话联系，进一步了解我的具体想法，随时交换意见，我提出的建议，基本上得到落实。最后，他们还专门到我单位，和我面对面反馈、沟通。

在与政府部门沟通过程中，我也会遇上令人遗憾的事情。某次，一位办理建议的部门领导到我单位与我沟通建议办理情况。在90分钟内，他只谈国际格局，国内形势。事后我明白，几个月过去了，他们办理的建议还没有研究过，而省人大对办理建议的进程有严格的规定。他此番沟通，只是希望我能直接给他们打上“满意”的评价。对此，我实在无语。

还有的办理部门，答复态度端正，但答复是天女散花式的，不着边际，王顾左右而言他。遇上这种“神答复”，代表们也是哭笑不得。

遇到这些事情，我们代表该怎么办？

我们要向《天职》一书作者无锡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陆介标代表学习。2005年1月，他提出《关于整合蠡湖地区旅游资源的建议》。办理单位马虎应付，他从提出建议到答复满意，整整“七个回合”。现在，蠡湖成为山水名城无锡的金名片。我们为“较真”的代表叫好，点赞！

代表履职光“说”还不行，说了还要会沟通，有效的沟通，能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