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昆剧的前世今生（代序）（沈不沉）

永嘉昆剧的前世今生（代序）（沈不沉）

十多年前，“永嘉昆剧”这个名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还比较陌生，它是以东南沿海的一个小县城命名的剧种。但“永嘉”二字在中国戏曲史上却颇有来头，永嘉是中国南戏的发祥地，“温州南戏”又名“永嘉杂剧”。然而历史上却没有“永嘉昆剧”的名称，但温州地区却一直流行着一个使用温州官话唱念的曲牌制剧种，习称“昆班”。1955年剧团登记时，当时唯一的一个民间职业剧团巨轮昆剧团获准在永嘉县登记，此后便改称“永嘉昆剧团”，简称“永昆”，这便是“永嘉昆剧”名称的由来。

温州古称东瓯，晋太宁元年（323）设永嘉郡，唐高宗上元二年（675），始建立温州郡。如今的永嘉昆剧团是全国七个昆剧院团之一，故本书命名为“昆坛瓯韵”，于史有据。

进入新世纪后，永嘉昆剧声名鹊起。2000年，一出《张协状元》令业内人士与全国观众对它刮目相看。虽然它也姓“昆”，但与以吴语为代表的苏州昆剧却大异其趣。它的剧目结构、声腔、曲唱方式、表演格局，以及由此形成的观众欣赏习惯，都与当今已经程式化了的戏曲舞台规范有所不同，具有一种原始的质朴感。它并非由苏州的昆剧所孕育，而是另有渊源。

早在北宋宣和年间，温州就出现了艺术综合性较高、戏剧形式比较完整的《王魁》、《赵贞女蔡二郎》等南戏剧本。虽然我们无法窥见这些剧本在舞台上是如何演出的，但从保存在明代《永乐大典》中南宋时期的剧本《张协状元》[1]来看，仍可大致了解它的曲牌结构与演出方式。而昆曲明确作为一种戏曲声腔，并搬上舞台，已是明万历以后的事了，与温州本土的永嘉昆剧并无直接传承关系。无论是从历史或从现存的永嘉昆剧表演方式考量，都可看出它与苏州、上海等地的昆剧并不是同一个体系，而是与温州南戏有着直接传承关系的独特的剧种。虽然地方史志没有记载温州南戏的兴衰流变，但南戏作为一种戏曲表演形式，决不可能在它的诞生地消亡殆尽。明人姜准《岐海琐谈》[2]有如下一段描述：

每岁元夕后戏剧盛行，虽延过酷暑，勿为少辍。如府县有禁，则托为禳灾、赛祷。率众呈举，非迁就于丛祠，则延香火于戏所，即为瞒过矣。醵金之始，延门比屋，先投饼饵为囮，箕敛之际，无计赢绌，取罄锱铢，除所费之外，非饱其欲，末为辄止，虽典质应命，有弗恤矣。且戏剧之举，续必再三，附近之区，罢市废业，其延姻戚至家看阅，动经旬日，支费不赀，又不待言矣。民间弊苦，无逾于斯，厉禁严惩，瑞为民者颙矣！

在昆山腔的第一个剧本《浣纱记》演出之前，温州的戏剧活动已如此兴旺，几乎成了一种“灾难”。后来昆曲盛行，又同属南曲系统，温州流行的这种声腔改姓“昆”，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网上有一些文章说永嘉昆剧是中国昆剧的一个分支，又说永嘉昆剧是梁辰鱼访问温州时带来的，凡此种种，都是对永嘉昆剧缺乏了解的主观臆测。

当今许多戏曲史家大都认为，南戏是依靠海盐腔、昆山腔、弋阳腔、余姚腔“四大声腔”的支撑才得以传播与发展的。但此说有一种先天的缺陷，即它无法证明温州南戏在这块土地上崛起时用的是哪一种声腔。直到明代嘉靖年间，才有徐渭出来说明温州用的是海盐腔，就算这是可信的，那也是南戏得到广泛流传之后的事。由于语言的地域局限性，在宋元时期交通相对闭塞，地区间交往相对稀少的情况下，很难相信温州人唱的山歌会使用其他地区的方言。所以，“四大声腔”说是跛脚的，难以解释温州南戏最早使用哪种声腔。

近人叶德均看到了这一逻辑缺陷，因此才力主“五大声腔”说[3]，即在上面四种声腔之上再加上一种“温州腔”。征之文献，也有一些史料支持此说。如宋遗民江西南丰人刘埙在《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中说：“……至咸淳（1265—1273），永嘉戏曲出，泼少年化之，而后淫哇盛，正音歇……”所谓的“永嘉戏曲”，当然可以理解为温州腔。明人祝允明在《重刻中原音韵序》中说“不幸又有温浙戏文之调”，虽然他对这种声腔极不满意，说它“殆禽噪耳”，但此说恰好证明温州腔的存在。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说：“至南曲，则为温州人所擅。”近人吴梅在《曲学通论》中也说：“迨温州、海盐、昆山诸调继起，南音靡靡，几至充栋。”以上数例都可证明早期温州南戏所使用的声腔实为温州腔，而且与近代以来永嘉昆剧演员的曲唱与念白所使用的温州官话都是一脉相承的。

这里必须澄清一下关于“腔”的概念，在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戏曲文献中，这个“腔”字的定义往往含糊不清，在众多的辞书中也找不到关于“腔”的精确定义。在实际应用中，有时似指一种音乐曲调旋律，如周密《绝妙好词笺》引刘翰《蝶恋花》“谁品新腔？拈翠管，画楼吹彻江南怨”、黄庭坚诗“秀句入新腔”等；有时指一种演唱方式，如一些剧种音乐中的“拖腔”、“哭腔”、“花腔”之类；有时则指一种地域方言语音。实际上，上述以地名标示的“××腔”，用第三种解释比较确切，明人王骥德在《曲律》中所谓的“声各小变”，就是因为演唱时各地方音咬字不同而造成的。但长期以来，许多人把“腔”看成是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曲调和旋律的音乐体系，这是最大的误解，明代的祝允明就斥之为“胡说”[4]。迄今为止，戏曲文献中还只有阐述南北曲宫调体系的著作，并不存在同一种曲牌名构成的、属于完全不同唱法的“××腔”。

综上所述，可以把具有地域属性的四大声腔看作是南曲的不同流派，由于地域语音不同造成“声各小变”，从而对曲调旋律形成不同的演唱方式，如摊破、增删字句、按乡音行腔等。从这一概念出发来解读温州腔，使我们在理解永嘉昆剧的曲唱与念白时，又向前迈进了一步[5]。

我相信，读者不难从本书所收录的永嘉昆剧演员各种表演方式的描述中找出许多与当今戏曲舞台表演模式的不同之处。形成这种不同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两种表演体系的成长环境与服务对象各不相同，前者从红氍毹上成长，它的服务对象是官僚士大夫及其眷属；后者在乡村庙台上成长，它的服务对象是畦农市女、野老村氓，因此而形成的欣赏习惯也各不相同。被公认为昆曲中精品的《牡丹亭》，历代永嘉昆剧的戏班都从未演过这本戏。永昆虽然也姓“昆”，照理说应该属于“雅部”，而永昆许多剧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存在着明显的平民意识，有的剧目还特意在剧名前冠以“花”字，雅俗之不能共赏，于此可见一斑。我无意在此重拾“阶级论”的牙慧，两种表演体系的明显不同却是不争的事实。

当今的戏曲舞台，已形成由京剧表演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地方戏曲中的某些表演特色渐被削弱，乃至同化，许多特技与绝活已逐渐消失。永嘉昆剧虽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所反映的仅仅是历史，永嘉昆剧的实际情况已经与所申报的内容相距万里，百不及一。由于老艺人凋零殆尽，2008年重建的永嘉昆剧团面向全国招聘演员，念白与曲唱中原有的温州官话已不复存在，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话，某些演员的念白甚至出现京剧所特有的“上口字”。

目前全国的七个昆剧院团，其中的江苏昆剧院、苏州昆剧团、上海昆剧团、浙江昆剧团四家是正宗的昆剧，且发展势头良好；北方昆曲剧院自成一脉；湘昆前些年还有些特色，最近已逐渐向苏昆靠拢；只有永昆什么也不像。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一个从温州南戏直接传承的剧种，由于儿孙不肖而败尽家业，它必将因失去存在价值而最终被历史所淘汰。

每一个时代都会选择与本时代风貌相适应的艺术形式，谁也无法预卜戏曲舞台未来的命运，更毋须为此说三道四。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人，如实记录曾有的璀灿与辉煌，让它凝固成历史，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本书中所描述的人物，都是市井小民，为历代以“修、齐、治、平”为宗旨的读书人所不齿，归入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史书不录，方志不载，名不见于经传。如今，当我们阅读《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类的笔记时，不难发现其中记述了许多市井小民，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沉重的故国之恋与浓浓的乡情。近代以来虽也有人为“戏子”作传，如《燕兰小谱》、《日下看花记》之类，但为数不多。在敝乡温州，更是亘古所未有。

拙作《永嘉昆剧史话》的最后一章中，我大胆引用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此话似乎也可以引用到本书。《昆坛瓯韵——永嘉昆剧人物评传》自然无关乎国计民生，但却如实记录了一群民间艺术家，记录了当时的文化生态及观众的爱憎。

沈不沉 2011年3月6日于温州

[1]　钱南扬先生认为《张协状元》是戏文的早期作品，“无论从它体制方面看，从格律方面看，都可以说明它时代之早”（《戏文概论》）。

[2]　姜准，字平仲，明嘉、隆间永嘉人。《岐海琐谈》有温州排印本。

[3]　叶德均的“五大声腔说”参见叶著《戏曲小说丛考》。

[4]　祝允明《猥谈》：“数十年来南戏盛行，更为无端，于是声音大乱……妄名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之类……变易喉舌，趁逐抑扬，杜撰百端，真胡说也。若以被之管弦，必致失笑。”

[5]　关于永嘉昆剧的声腔，详见拙作《格律化的巴人俚唱》，《中国昆曲论坛2007》，周秦、高福民主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