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沾与平阳昆剧学馆

周云沾与平阳昆剧学馆

周云沾（1940-1995），平阳县沪山镇（今属苍南县）人。1958年毕业于温州市戏曲学员训练班，分配至永嘉昆剧团任净角演员。1978年组建平阳昆剧学馆。

1992年8月，在温州市第四届戏剧节上，永嘉昆剧以她独有的丰姿，献演了她最后的一个剧目：《嘉富村琐事》。从此以后她将退出舞台，同时也将退出自有南戏以来已经绵延了800年的戏曲史。在曲终谢幕的瞬间，演员与观众热烈拥抱，涕泪滂沱。殒落时的辉煌激起人们去探究这样一个十分简单而又是沉重的问题：在神州大地上到处充斥着令人昏昏欲睡的所谓流行音乐，为什么会没有永昆的容身之地，难道我们真的没有能力保存一个如此优秀的民族文化团体？

原因也许是多方面的。但在众多的原因之中，有一种原因也许至今尚未被人们所重视，这就是：物质的繁荣掩饰不了精神的贫困。尽管“抢救”的口号已经呼喊了十几年，然而，呼喊“抢救”的人并没有抢救的能力，而有抢救能力的人却又并不真正理解“抢救”的含义，或者根本就没有想过“抢救”这两个字，这将对濒临绝境的民族优秀文化将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历史的悲剧就这样一次又一次铸造出悲剧的历史！

十多年前，当中国民族戏曲正从严寒的封冻中苏醒，开始了又一次辉煌历程的时候，永昆本应该和其他兄弟剧种一样，在繁花似锦的明媚春光中争奇斗艳，重振家声，从而创造出一页崭新的历史。然而她却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遇，依旧在泥泞和崎岖中挣扎，在挣扎中苟延残喘。与其说是道路的艰难，毋宁说是命运的不幸。也就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抢救”这个词儿，许多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留下了许多悲凉、悲壮乃至悲愤的诗篇。(www.guayunfan.com)如今，当人们已从被终结的历史中冷静下来回首当年的时候，才会发现在抢救永昆过程中居然有那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只有历史本身才会以它无情的冷峻来审度一切，才会引导我们怎样去沉思那曾有的历史。

一、艺苑中的奇葩

民国二年（1913），一个带有浓厚乡音的戏曲艺术团体“品玉”昆班在上海某大戏院演出，这使得十里洋场的观众眼睛为之一亮。那种粗放与细腻并存，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关布景，不知倾倒了多少男女戏迷。七八百人的戏院里座无虚席，观众的震惊程度无异是像发现了一个天外来客。国内戏曲界的同仁们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在南戏的故乡还保留着这样一个古朴清纯的舞台艺术品种；才知道除了讲究“水磨、冷板”的正宗苏州昆剧之外，还会有这样一个昆剧的“变种”，不能不让人对她刮目相看。

从永昆发展的轨迹来看，她从未受到宫廷贵族的青睐，也从未在朱门绣户的红氍毹上得到老爷夫人们的赏识，更没有在以文人作品为主体的中国戏曲史的殿堂中占有一席之地。她就像“士夫罕有留意”的温州南戏一样，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在旷野和庙台上生存与流动，为底层的畸农市女、野老村氓所喜闻乐见。这种成长过程决定了她粗放的演出风格，决定了她不可能像苏昆那样“调用水磨，拍捱冷板，每度一字，几尽一刻”。她的曲调高昂亢奋，曲牌旋律大都一字一声。从表演艺术上看，她擅长于描摹下层民众的生活情趣，具有浓郁的乡土风情和自然粗犷的艺术张力。数十年来，曾使当代许多艺术家为之倾倒，俞振飞先生说“南昆北昆，不如永昆”；京剧表演艺术家孙毓敏说“中国的戏曲剧种中，我最喜欢永昆”。其言虽或有溢美的成分，但也道出了永昆所具有的艺术魅力。

现实对历史的无奈，历史就会报之以嘲弄。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大城市的“正宗”昆剧就已经出现危机，结果是靠“一个戏救活了一个剧种”才得以存活下来。而永昆似乎得天独厚，《十五贯》整理本的出现并未给她增添多少殊荣，那时候，浙南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巨轮”昆剧团，集中了永昆最优秀的子弟，终年在穷山僻壤中巡回往复，为广大劳动人民带去所喜爱的精神食粮。她拿不出多少赶时髦的“创作”献礼，更没有金光闪闪的奖杯来炫耀自己的“进步”业绩。在“政治第一”的年代，她是一个落后的、需要大力加以改造的剧种。但在农村则别是一番情景，她所受到的热情款待决非一般的言词所能形容。即使是刚学会看牛的牧童，也能够就地用树叶编成一只空碗顶在头上，唱上一段“赵五娘吃糟糠……”

在祖国缤纷灿烂的艺术花圃中，永昆就是这样的一朵奇葩，她不入时流，也无能和时代的宠儿如京剧、越剧等在大城市的舞台上平分秋色，但她却得到了本乡本土广大群众的深深喜爱。

二、学馆，抢救的希望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艺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各种声腔争奇斗艳，端的是“姹紫嫣红开遍”，美不胜收。独有永昆却奄奄一息，危在旦夕。

在经历了30年的风云变幻之后，曾经辉煌一时的永昆已销声匿迹，浙南地区只剩下一个按照“文宣队”的模式拼凑起来的永嘉京昆剧团。谁也不能回答，这种阳差阴错是怎样造成的，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情势，谁也开不出一帖可以消灾解厄的良方。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剧种硬塞进一个剧团，磕磕碰碰便在所难免。再加上“文革”留下来的人事纠葛此起彼落，而文宣队式的建制又严重束缚了艺术的创造发展，哪里还谈得上排戏演出？

是祖宗无德，抑或是子孙不肖？

一大堆牢骚，一大堆埋怨，时间在内耗中消磨，纵有些许积极性也在不断的彼此碰撞中相互抵消，要起衰振靡，谈何容易！于是，有人落荒，有人退隐，有人改换门庭弃楚奔秦，也有人因高呼“抢救永昆”反被永昆所抢救而扶摇直上。永昆已经到了“野旷原空，人离业败”[1]的境地了。

平阳昆剧学馆部分学员合影

“现放着一朵娇花，怎忍见风雨摧残，断送天涯？”数以百计的报告、投诉、呼吁书都似泥牛入海，毫无着落。在绝望与沮丧中，17位年龄总和为1219岁的永昆退休老艺人，于1978年4月17日经过郑重磋商，决定联名上书国家文化部。

这招果然有效，这年10月，文化部顾问、戏曲声腔学家马彦祥专程来到温州，永昆老艺人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组织了几场演出。马老看了古本《荆钗》、《琵琶》、《八义》等戏以后，还召开了一个颇为隆重的座谈会，并会见了几位乡土戏曲史研究人员。事后，马老感慨地说：“这次访问永昆，是我一生中研究戏曲声腔的最大收获，失落多年的海盐腔终于被我找到了。”他郑重表示，要尽一切力量来抢救永昆！

马老也许并不明白，“抢救”这个词儿，在这种特定的氛围中，其内涵已经很难被界定，也很难被确认。在一片“抢救”的呼声中，究竟是谁抢救谁？“抢救”的结果是剧团保存的100多个上世纪50年代记录下来的剧本被“抢救”得片纸无存外，再也看不到别的业绩了。与其重复那种泥牛入海的游戏，倒不如自己动手。17位老先生凑在一起商议：当务之急是培养永昆的接班人，看来目前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自筹资金，张榜招生，办一个“永昆学馆”。

半个月以后，平阳县沪山街上披红结彩，锣鼓喧闹，鞭炮震天，一家大院门口亮出了一块用红纸写就的招牌“平阳昆剧学馆”。

应该说明一下平阳县在整个温州地区，乃至在中国戏曲史上的特殊地位。明陆容《菽园杂记》中说：“……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优者，虽良家子弟不耻为之。”事实上，平阳县的戏文子弟要远远超过现在的永嘉。这个县（包括上世纪80年代初分出去的苍南县）的人口有180余万，是浙江省的第一大县。温谚向有“瑞安出才子，平阳出戏子”之说，早在清乾隆年间，平阳县城乡就出现多处的昆剧“小儿班”；同治年间重建的“同福”及后来的“品玉”等昆班，其成员绝大多数是平阳人，晚清名优蒲门生（叶良金）、杨盛桃、高玉卿等也都是平阳人；1935年建立的”江南春”昆班的班主及全体演员也无一不是平阳籍。

听到昆剧重振家声的消息，报考的男女少年从四面八方涌向沪山街，其中有许多还是在校的学生。家长们喜气洋洋地领着孩子奔走相告，那气势不亚于当年的送子参军。经过认真的考试筛选，从300多名报考者中录取了80名学员，年龄最小的9岁，最大的17岁。

十多位老艺人自愿充任学馆的教师，其中有旦角陈雪宝、生角陈花魁、净角张献珍、丑角张金弟等，都是当年远近闻名的佼佼者，曾获浙江省戏曲会演一等奖的笛师、人称“浙南第一笛”的徐剑鸣，担任音乐指导。听说开办学馆，当年戏校出来，如今都已改弦易辙的师兄弟们也都闻风而至，或停留三朝四宿，或待上十天半月，尽义务为学员辅导，没有人索取报酬。凡在学馆教课、辅导，所有的人都分文不取。那时候，城乡一带七拼八凑的戏班多如牛毛，这些人如下海搭班，其待遇之优厚是不言而喻的，尽管聘书如雪片般飞来，但都被这些“心恋亲闱，难舍亲闱”的老人们谢绝了。事实上，他们都已在学馆的《缘金簿》上签上了大名，都或多或少地掏出了自己的腰包。

集资费从两个方面有序地进行，录取的学员膳宿费用自理，每人还要交纳50元的赞助费；另一条路是向社会呼吁，恳请有识之士自愿捐赠。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居然募集到13000多元，就当时的农民收入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三、艰辛的历程

17位老先生的平均年龄已是71.7岁，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已经无法承担这一历史重任，必须要有一个年轻有为、精力充沛、办事精明干练而又大公无私的人来挑起这副重担。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17位老先生经过郑重磋商之后，把这一历史重任交给了周云沾，由他出任平阳昆剧学馆的班主任。

没有任何机构签发的任命书。在一个只有12平方米的小屋里，17位老先生点燃了香烛，对着那被油烟熏得面目含糊的祖师神像，周云沾双膝跪地，接过了一方黑油油的戒尺。这东西大概就是永昆的传家宝或吉祥物，据说是清同治年间“同福”昆班成立时，由上一辈传给班主蒲门生的。它象征着尊严、权力和荣誉，如今，它似乎更象征着挽狂澜的责任与勇气。

周云沾正当不惑之年。他长得浓眉大眼，虎背熊腰，说起话来声如洪钟，粗线条的大动作中透出一股豪气。不论是初次见面或是经常来往，都会令人感到他是个耿直、坦率、真诚、执着而可信赖的朋友。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与造反派意见相左而被“清除”出“革命队伍”，这几年中为重振永昆到处奔走，无形中已成了老先生们的得力助手。爱人对此颇有微言，几番规劝，要他多为一家衣食着想，他因心中存此一念，女人的絮絮叨叨便都当作了耳边风。最后终因日子清苦难以为继，女人离家出走便再也没有回来。这样一来反倒使他如释重负，无所牵挂。为了表示自己与永昆同命运共存亡，干脆破釜沉舟，卖掉了老家的房屋，全部捐赠了昆剧学馆。

承认正统，大概是中国人的一种美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温州市文化局、温州市公安局联合签发布告：严格取缔非法剧团演出。对这个“法”字的解释却也简单，凡是已经文化部门登记在册的均属正统，否则即为异端。尽管学馆集中了永昆最杰出的精英人物，由他们来代表数百年来风靡浙南的传统昆剧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代表正统的永嘉京昆剧团领导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却始终不肯盖上大印，于是平阳的昆剧学馆便属非法无疑。一旦有了“合法”的保护伞，即使一年到头不演出，工资也可以照拿不误，而且还可到其他剧团去客串（后来叫“走穴”）而大捞其外快。

开学典礼这天，一位文教干事把周云沾叫到了公社办公室，严辞勒令：“学馆未经批准，开学典礼不准举行，学员立即遣散！”这简直是五雷轰顶，任尔苦苦哀求，就是不许。上命难违，只得照办，周云沾回来转达了上边的命令，众人也都束手无策，准备拆台了。

“振兴永昆有什么罪？”数千名群众义愤填膺，拥到沪山公社要和那位文教干事评理，把公社围了个水泄不通。几位大队干部深怕事态扩大，凑在一起商量：群情愤激，得罪不起，担子我们来挑，开学典礼照常举行。

群众又回到了台下，在鞭炮与鼓乐声中，举行了一个简单而又令人激动的仪式。17位老艺人伸出了颤巍巍的双手，从群众代表那里接过了那象征着复兴、寄寓着无限期望的锦旗，个个涕泪滂沱，一齐跪倒在戏台上向苍穹拜祷，泣不成声……

1978年9月26日上午，也就是开学典礼后的第二天，一辆警车风驰电掣般开到沪山。公社办公室里坐着县公安局长、区委书记、区人武部长、区文教干事、派出所所长及沪山公社党委委员等9位大员，在威严而肃穆的气氛中开始了对周云沾的审讯。

周云沾慷慨陈词，阐述了抢救永昆的重要意义和筹备建立学馆的前因后果。听了他的一席话，众人都默默无言，公安局长倒反而纳闷了，这和“聚众闹事，冲击政府机关，扰乱社会秩序”简直是牛头不对马嘴。算不算好事，他没有把握，但无论如何不能算坏事，更不能给他扣这样一顶大帽子。人民群众希望把永昆世世代代传下去，我们凭什么去压制他们？

一行人客客气气地走了。临行，公安局长悄悄告诉周云沾：“你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别把锣鼓敲得太响……”

艰辛中诞生的学馆，从此走上了艰辛的历程。

学员们边学习，边练功，边排戏。半年以后，舞台上绝响多年的《荆钗》、《琵琶》等折子戏便排了出来。学馆全靠开学时收取的一点赞助费维持，没有分文储蓄，在生存与温饱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侈谈发展是不现实的。学馆要继续办下去，只有靠演出来养活自己。今后也只能边演出，边学习，边排练。他们决定先在自己家乡巡回演出，向乡亲父老汇报自己的学习成绩。

毕竟是本乡本土，文化部门中也不乏有识之士，尽管学馆还没有领取正式的“身份证”，但也没有遇到多少麻烦。最主要的还是乡亲们的爱护与支持，纵有一些小麻烦，也大都能逢凶化吉。于是，广阔的浙南大地上，那绝响多年的［山坡羊］、［孝顺歌］又在穷乡僻壤翻腾起来。那身背琵琶、沿街乞讨的赵五娘形象又重新出现在舞台上。台上在唱，台下跟着哼；台上在哭，台下跟着流泪。上了年纪的观众逢人便说：“大娒旦又回来了！”

在中国戏曲史中有许多宏篇巨著，但极少写到观众，尤其是极少涉及民间戏班与观众之间的亲密关系，终不免是一种缺憾。在当代的文学作品中，有许多是写军民鱼水情的，往往感人至深，可是有哪一位作家曾留意过像平阳昆剧学馆这样的民间职业戏班与当地人民结下的深厚情谊呢？每到一地，人们送米送柴、送菜送蛋自不待说，在山区，在那些还未能吃上大米的地方，就送蕃薯丝和苞谷粉。家家都以拉客为荣，请小演员们住到自己家里，比亲生儿女还亲。每逢学馆过台基，大队都要派出拖拉机接送，乡亲们争着扛箱抬笼，内河航运公司还派出小火轮免费送行。有的人跟着戏班看戏，看了一个台基又一个台基。金乡有两位80来岁的老人，挑着一担年糕，从沪山一直跟到灵溪，看了十多个台基，才在众人的劝说下怏怏而归。

1980年的上半年，小演员们登山涉水，餐风宿露，南至桥墩，北至飞云江南岸，走遍了整个平阳县，共演出了110场。至今还保存完好的几十面积满尘埃的锦旗，凝结着多少深情厚谊，寄托着多少殷切的期望啊！

四、救不活永昆死不瞑目

张金弟先生已是76岁高龄，体弱多病，一直在学馆坚持教学，随学馆跋山涉水到处流浪。实在坚持不住，才在周云沾的护送下回到家中，一颗心依然挂在学馆里，不时遣人打听消息。他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临终之际，把两个儿子松涛、松寿叫到床前，老泪纵横地对他们说：“我从13岁进昆班学戏，至今已有六十多年。我死之后别无牵挂，你们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活永昆，救不活永昆我死不瞑目！”

人生最痛苦的是什么？对于一个无比热爱自己的事业并毕生为之奋斗的人来说，莫过于眼看自己回天无力，此身先殉。这含泪的叮咛，教人想起宗泽临终前高呼“渡河”的悲壮情景。张金弟死不瞑目，是因为他的希望并未幻灭，他寄希望于下一代，他相信永昆的衰落是暂时的，总有一天会重振家声，这希望便系在学馆的80来个孩子身上。

这百口之家的“身衣口食怎生区处”？学馆面临着断炊的危险，孩子们又病倒了几个。周云沾“终日走千遭，走得脚无毛，花红儿也不曾见着半分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含着热泪把50来个孩子一一送还到他们的父母身边，剩下30来个孩子轻装上阵，准备作最后的拼搏。

就在这时候，张松寿从温州来信：“到温州来！”

张金弟先生的次子张松寿是温州市区一家街办小厂的厂长，家境并不宽裕，家里房子也不大。只为父亲临终时的嘱咐，他不顾一切把学馆留下来的30来个孩子接到家中，吃着他家，用着他家，一住就是八个月。

平阳的艰辛岁月结束了，在温州又是另一段艰辛岁月的开头。

眼前最要紧的是演出，只有依靠演出才能维持生计，扩大影响，才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经过几个月的紧张排练，一部完整的《荆钗记》终于在温州市大桥影剧院上演了。

这一演出，引起轰动的首先是张松寿家所在的那条叫做“百里坊”的街道。

在那些紧张繁忙的日日夜夜里，这条街上的人们大抵用一种狐疑的目光来打量这些进进出出的孩子。近几年来，以营利为目的的草台班多如牛毛，不值得大惊小怪。殊不料这一演出，竟引起整条街道沸沸扬扬，一些年逾半百的观众奔走相告：“演得好极了！”于是，平阳山村中的那些动人的场景又再次重现：街道和居委会不时来人嘘寒问暖，临街的企业、商店为他们慷慨解囊；观众写来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两位素昧平生的老人送来了100多斤粮票，却始终不肯留下姓字……捧着这一大堆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与关怀，周云沾激动得泪如雨下。

有一位病休在家的部队营教导员陈桂凡，为了替学馆谋求合法地位，带病四出奔波，自愿出任学馆的辅导员。他多次写信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还从不多的薪俸中拿出钱，为孩子们垫付医药费。一位上世纪50年代的知名导演挺身而出，为学馆编写剧本，为他们排演新戏。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温州南城区大南公社终于同意收留他们，更名为“温州市南城区大南公社业余昆剧团”。至此，学馆总算有了合法的“身份证”。

五、这笔钱应该给谁

给国家文化部的报告寄出后，周云沾与陈桂凡镇日里“频看飞雁，望断孤舟”，巴不得会有个好消息传来，果然不出所料，这一石竟激起千重波澜……

马彦祥亲自找到文化部领导，汇报了他所看到的永昆艺术特色与剧团目前的艰难处境。国家文化部经过慎重研究，决定拨款15万元作为抢救永昆的专项经费。同时派出艺术局副局长赵启扬前往浙江，协助各级文化部门共同商讨制订一项切实可行的抢救方案。

在处于崩溃边缘的国民经济刚刚开始复苏的重要时刻，这样一笔巨款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以看出，国家最高文化领导部门完全了解抢救永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笔巨款便是这一决心的体现。

赵启扬来到浙江后，事情很快就出现了麻烦：这笔钱应该给谁？

中国的文化事业从来都是由国家来兴办的，建国30年来，还没有听说过可以由私人集资，靠社会资助来办剧团。更何况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承认学馆合法，岂不是往社会主义脸上抹黑？那时候，这些观点都具有无可置辩的权威性和神圣性，各级政府的文化部门之所以没有承认这个野生的学馆，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出发点也在这里。从省里到地方，对这笔钱应该给谁的态度都不是那么明朗，事情变得非常棘手。

面对现实，学馆只有望钱兴叹，徒唤奈何？

至于正统的永嘉京昆剧团，则因为碍着一个“京”字，也是骨鲠在喉，欲吐不畅，要想独吞这笔钱，至少也是名不正言不顺。最后，考虑到许多“文革”时期留下的人事纠葛问题尚未理顺，各级文化部门工作人员的思想认识一时也难以统一，赵启扬向国家文化部如实作了汇报，最后决定暂缓拨款。为了表示国家对永昆的重视，拨给永嘉京昆剧团一万元，而且明确规定：只准用于发展永昆。

周云沾虽然分文未得，但他却从国家文化部对永昆的态度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要努力把学馆办得更好。张松寿把历年所有的积蓄全部抖了出来给学馆，也就是目前已取得公社级身份的昆剧团置办了一套簇新的行头。

然而，这一切的努力也未能挽回败局，老艺人们茹苦含辛培养起来的小演员们，翅膀渐渐地硬了，有的已经小有名气。于是一些日子比学馆还要难过的国营剧团便乘虚而入，开出比学馆高几倍的工资，特别是在编制方面给以时间上的许诺。孩子们确实太苦了，生活上的清贫还能忍受，编制没有着落，岂不误了前程？在金钱和编制的双重诱惑下，学馆内部开始骚动，有的苦苦哀求离开，有的干脆不辞而别，远走高飞了。

“啼老杜鹃，飞尽红英”，学馆日子一天比一天艰难，有人劝周云沾散伙算了，何必为这样一个烂摊子耗尽青春年华？但周云沾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当他从17位老艺人手中接过那一方黑油油的戒尺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属于自己，他属于永昆，没有永昆也就没有他周云沾。他不能散伙，散伙就意味着背叛！不管是千难万险，他要一直走下去，决不回头！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两省一市昆剧会演的消息，永嘉京昆剧团当然捷足先登，很快就组成一个代表团出发了。周云沾得知后，立即给大会秘书处拍去电报，要求给学馆留几个名额，他们愿意自费参加。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会秘书处在知情者的说项下，同意学馆派10个代表自费参加。考虑到温州出现两个代表团，又不能搞公私合营，为了少找麻烦，要求他们不要参加演出。

大会发来了正式邀请书和出席代表证，就在这节骨眼上，当地的文化部门却不肯给他们开介绍信。没有通行证，“行不得也哥哥”！正在为难之际，已退休的原永嘉京昆剧团团长，德高望重的永昆老艺人谢金保挺身而出，冲破重重阻力，由他担任领队，急匆匆赶到苏州。

全国性的昆剧危机已初露端倪，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在新形势下昆剧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周云沾等一行人的到来，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关注。眼下许多国营剧团亏蚀严重，有的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连半数的工资也无法支付。而一个民间剧团，不拿国家一分钱，虽然举步维艰，但毕竟生存了下来，而且还为永昆培养了一批接班人，不说是奇迹，也确实难能可贵。在会议的空隙里，周云沾的房间里总是挤满了人，除了与会代表，还有新闻记者，人们总是刨根问底，仿佛要从他的经历中，去预测未来的命运。

周云沾成了这次会议中的焦点人物，而温州昆剧的“正统”代表团反倒受到冷落。这就使得个别人如坐针毡，当面指着周云沾的鼻子骂他是“讨饭班”，“给温州人丢脸”！还表示回去以后要严肃处理！

“这话儿教人怎解？”周云沾啊周云沾，你“一个忠臣值甚钱？毕竟你未戴乌纱见识浅”。为了拯救永昆，你落得妻离子散，无以为家；为了培养永昆接班人，你流落天涯，受尽白眼。“似望帝春心托杜鹃，又谁知好姻缘反作了恶姻缘”！同在一片蓝天下，同在一块土地上，走的是同一条道，为什么身价就如此不同？仅仅因为扛着一块“正统”的招牌，就可以旱涝保收，高人一头，就可以随意骂人家是“讨饭班”，哪还有什么公道可言？

昔人有言：“路不平，有人铲；事不平，有人管。”上昆著名演员刘异龙看不下去了，仗义执言，把那人狠狠教训了一顿。他还据理力争，既是正式代表，应该一视同仁，为什么要剥夺学馆的孩子们参加演出的权利？他们就是要亲眼目睹这些小演员们的艺术成就。由于会议时间和经费的限制，这一提议的兑现已无可能，为此，大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向周云沾再三表示歉意。代表们都鼓励他，到北京走一趟！

周云沾怀着故乡父老的嘱托，怀着同行们凝重的叮咛，心神忐忑地挤上了北去的列车。

会议秘书处发给周云沾的电报

他风尘仆仆来到国家文化部，首先找到马彦祥，当面汇报了这几年中办学馆的艰辛历程。对于学馆，马老是知情者，但他不可能插手地方上的行政事务，显然也是爱莫能助。在马老的安排下，他又找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张庚、郭汉城、苏国荣，以及戏曲研究所的许多专家和学者会见了周云沾，对他这几年中的努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为了使全国人民都能够了解学馆和永昆的情况，一些年青的研究人员则建议周云沾直接去找《人民日报》社，运用舆论的力量来促使学馆早日摆脱困境。

在《人民日报》社，几经周折，一位武姓记者接待了周云沾，也许他是第一次得知世界上竟有这样死心塌地的人，为了拯救一个剧种，居然丢弃了人生的一切。凭着他多年做记者的经验，眼前这位彪形大汉所说的话全是实情，没有一点水分，更不是谎言。为此，他显得特别激动和兴奋，和周云沾谈了足足三个小时，还作了详细记录。他明确表示，这些材料非常宝贵，他要在核实后向部主任汇报，争取及早见报。

然而马彦祥却对周云沾的处境感到忧虑，这位饱经沧桑的老人深深懂得，这一来很可能会把事情弄僵，给周云沾带来更多的麻烦和不利。在我国，在目前的社会状况下，记者的能量是很有限的，至多也只能给以道义上的支持，断无回天之力。由于国家文化部和省里、市里一些领导的看法不尽相同，使得在永昆的抢救问题上增添了人为的阻力。为此，他们需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解决好些事，还需要有时间的代价。他劝周云沾暂时忍耐，道路也许曲折，但前途总是光明的。

周云沾接过了马老馈赠的60元路费，向他深鞠一躬，离开了北京。

六、苏州传艺与学馆解散

1982年和1983年，苏州市戏曲研究室继举办“传字辈昆剧表演艺术传习班”之后，接着又举办了“永昆表演艺术传习班”，分批邀请永昆老艺人杨银友、陈雪宝、陈花魁、孙彩凤、徐建卿、周云娟、张锦桃及鼓师陈达辉、笛师徐剑鸣等共计20余人，先后专程去苏州传艺。为了使永昆表演艺术能保持她原有的风格，还特别邀请了已经改行的中年演员周淑兰、王冬生、吕德明等5人作现场表演。学馆的两名青年演员也在被邀请之列，但学馆离了他们就无法继续演出，故未能成行。老艺人们在苏州待了约半年之久，传授了永昆传统大小剧目60余个。

原苏州昆剧团团长顾笃璜可谓独具只眼，他看到永昆的表演艺术确有独到之处。他认为，苏昆对人物的刻划过分的程序化，往往给人以矫揉造作之感，不及永昆清新自然。特别是在舞台造型方面，永昆在刻划人物形象的时候，往往会借用某种动物在特定环境中的动作，如《凤仪亭》的“骚公鸡”形、《水淹七军》的蟹形等。诸如此类，都显示出永昆在中国民族戏曲中独树一帜的艺术丰采。永昆的长处正是苏昆的短处。他们举办这个传习班的目的，就是要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也使永昆的表演艺术可以凭借苏昆的某种优势条件而得以保存下来。

顾笃璜想到，时代在变迁，昆剧未来的命运现在难以预测，也许真会衰落，甚至消亡。即使真的消亡，也不应该失传，至少在博物馆里还应该有她的位置。他们没有录像设备，无法使已经消逝的时间重现，只能靠手工操作。他对每一个剧目都作了精心安排，对曲牌音乐、舞台调度、脸谱服饰、人物造型等作了全方位记录。

在下一个世纪，当有人重新探寻永昆真谛的时候，才会掂量出顾笃璜的那一番苦心和他的历史功绩。

为了答谢永昆老艺人对苏昆的支持，1984年春，顾笃璜率苏州昆剧团专程来温州演出。在“戏曲危机”声中，此举并未引起多大的轰动，在温州城区剧院里，平均上座率只有四成，和70年代末观众那份狂热简直有天壤之别。就在同一时刻，上海昆剧院在巴黎的演出，却使得这座欧洲古老的城市如醉如痴，一位出租车司机请人给自己的脸上画上了张飞的脸谱，开着汽车招摇过市。巴黎的许多公共场所中都挂上了特制的、画有脸谱或戏曲人物的彩旗。中国民族戏曲在她孕育和生存的土地上受到漠视和冷落，却在异国他乡大放光彩，难道这仅仅是一种讽刺？

永嘉京昆剧团由于内外交困，实在无法继续生存下去，在县领导的授意下，析置出一个越剧团。此举虽不能给这个团体的发展带来什么福音，但就当前戏曲的总体走向而言，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至于学馆，这时已是人员星散，捉襟见肘，连烧饭师傅在内只剩下13个人，已经无法演出了。而这几年中，为学馆倾注了全部心血的老艺人陈雪宝、张金弟、张献珍等都先后去世，无情的岁月使他们等不到期待中的光明与振兴，便含恨离开了人间。“死不瞑目”的誓言，终究只是对现实的无奈而派生的无效反抗，有多少令人扼腕叹息的千古遗恨，在今人眼光中又有多少价值呢？

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周云沾请来了几位一向支持和协助过学馆的热心朋友，向他们痛陈学馆的艰难，至今已是债台高筑，而这些钱都得由他来偿还。说着声泪俱下，终至放声大哭。在座的朋友们冷静地分析了目前戏曲艺术的实际处境，异口同声地劝导周云沾：眼下大势已去，继续挣扎徒劳无益，反而会误人子弟，倒不如就此打住，解散学馆。将来倘有机会，东山再起为时不晚。周云沾这次终于听从了朋友们的真诚劝告，把剩下的十多个孩子一一送还到他们的父母身边，为学馆的历史打上了最终的句号。

1987年5月，中国第一个南戏学会在温州成立，同时举办了南戏学术讨论会。一些关注永昆命运的热心人都有这样一种打算，想借用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戏曲史家们的崇高威望，把处于瘫痪状态的永昆扶起来，永昆或许能够起死回生。为此，由南戏学会筹备小组、永嘉县文化局、温州市艺术研究所等有关单位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方案，筹集经费，召集已分散在各条战线上的永昆子弟，尽最大的努力排出一台好戏为南戏学会的代表们演出。原来的永昆子弟包括尚健在的老艺人，接到通知后二话不说，全部在指定时间内到达温州剧院集中。他们不辞劳累，不计报酬，日以继夜地排练，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接连排出了《琵琶记·吃糠》、《荆钗记·见娘》、《摘桂记·牲祭》、《窦娥冤·斩娥》四个折子戏。

这的确是一场十分精彩的演出，曲终谢幕之时，与会的专家学者如王季思、王进珊、冯其庸、徐朔方、徐扶明、刘辉、叶长海、蒋星煜、夏写时、彭飞、林庆熙等一起走上舞台与演员们热烈握手。这不是通常的外交礼仪，确是出于内心的激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还是第一次看到永昆的演出，事后，他们对《温州日报》的记者说：“以前我们只是听说有永昆这样一个剧种是南戏的直接继承者，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真是见面胜似闻名！”

中国艺术研究院前院长张庚早先已有承诺，想运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为永昆拍摄录像，使一些优秀剧目得以保存，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南戏学会以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民晚报》、《中国戏剧报》等国内有较大影响的报刊都对会议作了报导，报导中还特别提到永昆的演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冯其庸是与会代表之一，亲眼目睹了永昆的丰采。回到北京后，他就积极筹备让院里的摄像车专程去永嘉为永昆录像，考虑到永昆经费困难，院里还准备拿出一点钱来作为排戏的补贴之用。

1987年冬，中国艺术研究院一行12人，冒着严寒开着摄像车浩浩荡荡来到偏僻的永嘉县城上塘镇，隶属中国政协的全国昆剧指导委员会秘书长柳以真闻讯后也匆匆赶来。这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摄像车，整个山城沸腾了，想不到永昆竟有这样大的魅力，居然惊动北京！

永嘉是一个贫困县，一切条件都比较差，电力供应严重不足，演员们只能在半夜12点以后在微弱的照明下开始录像。整个过程相当艰苦，但总算熬过来了，半个月内录好了6个剧目，这也许是永昆在它寿终正寝之前所留给后世唯一的遗产了。

永昆，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剧种，多少人为她奔走呼号，多少专家学者为她撰文礼赞，甚至还有像周云沾那样的人豁出身家性命为她培养接班人，却依然振兴无望，此中三昧，确乎令人深思。

七、千秋遗恨别永昆

1992年，电影艺术家黄宗江在全国政协又一次提出了抢救永昆这个老话题。国家文化部这次毫不含糊，下达了数千字的文件，详细阐述了抢救永昆的重要意义，责成省、市、县的各级文化部门领导为此作出妥善安排。浙江省计经委、省教委、省财政厅、省文化厅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永嘉县，并和当地的党政领导、人大、财政、教育、文化等部门对招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并制订了详细的实施方案。决定仿照浙江省艺术学校瓯剧班的模式，由省教委拨出35个名额，定名为“浙江省艺术学校永嘉昆剧校外班”，学制6年，国家承认职业中专学历。省艺校愿提供一切方便，在师资、教材等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永嘉县各部门领导还就校址、经费等具体事项达成共识，最后由县政府签发了正式红头文件，盖上县政府的大印。

从周云沾办“平阳昆剧学馆”算起，前后历时14年，“振兴永昆”至此才算有了着落。消息传开，反响还真不小，冷却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的火花。热爱戏曲特别是对永昆怀有美好憧憬的少年们到处打听报考条件，有的长辈托人找门路，有的在校学生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希望将来能够在永昆的舞台上一试身手。

然而，所谓的红头文件，有时候也会成为一纸空文。1993年春，现任永嘉县文联副主席，永昆世袭子弟孙光娒正为永昆校外班的筹备工作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县府领导进行了换届，新官走马上任，对前任领导通过并正式签发的红头文件一笔勾销，理由则是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一句话：“没有经费！”

人们感到一种被玩弄的屈辱，有人愤愤不平，用“没有经费”作为托词，恰恰暴露了他们的无知，暴露了他们在历史面前所缺乏的起码的责任心。现任者可以用“没有经费”的借口推翻前任者作出的决议，那么签发这个文件的前任者难道就有经费？根据文件精神，县里每年由财政拨款的办学经费只有20万元，不足部分由社会集资解决。20万元可以救活一个剧种却不屑为之，请问：这个县每年用于公款消费的金额是多少？

至此，本文中所提到的那些“有识之士”，包括国家级的专家、学者和大师们在内，大概可以从中悟出点什么来了吧。他们真的不知道，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里，不论办什么事，最重要的并不在于这件事情具有多大的现实意义或者具有多少历史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权力，取决于实际掌权者的好恶观念。这里所谓的“好恶”，实际上反映出当事人的素质、水平、政策观念，以及对国家、对历史、对社会的责任心。人们在报刊上看惯了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都以为只是玩一些“踢皮球”或者“马拉松”之类的游戏，却万难料想作为地方父母官，居然可以抗拒抵制中央的政策。由此可见，这些“有识之士”在这一点上恰恰是最无识的，历史无情地嘲笑了他们，这种“顿悟”所造成的巨大心理落差，使他们无法直面于那一段被嘲笑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永嘉县政府拒办“永昆校外班”，对永昆本身无疑是一种物质剥夺，而对这些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剥夺。正是这样的双重剥夺为永昆的历史划上了永恒的句号。即使是永嘉现任领导突然心血来潮，“觉今是而昨非”，采取亡羊补牢之策，重新拾起这个话题，哪怕给出更多的经费，也已经无济于事。时间已经流失，本文中所提到的有名有姓的老艺人，至今已无一在世。永昆唯一的一位导演，为振兴永昆耗尽心力到处奔波的李冰先生，也已于1994年与世长辞。一切都过去了，永不复返了。

永昆真的是寿终正寝，彻底消亡了，消亡在万马奔腾的经济建设大合唱中。“永昆”一词将在当代艺坛上永远消失！在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下，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将会渐渐地淡忘她，淡忘她那曾有的辉煌；淡忘那些与周云沾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艰难、困顿、充满希冀而终于成为无望的期待；甚至会淡忘那些在历史中积淀起来的中华灿烂文化，也包括我这微弱的、徒然而又无奈的挽歌……

永嘉昆剧，虽名为“昆”，其实乃是温州南戏的直接继承者。倘包括这段历史在内，至迟应诞生于宋光宗朝（1191—1194），不幸于1993年无疾而终，享寿800岁。身后萧条，碑铭无着，谨以此文为奠，呜乎哀哉，伏维尚飨！

[1]　引自《琵琶记》曲文，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