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商人》的法学解读

(一)《威尼斯商人》的法学解读⁽⁴⁸⁾

威廉·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讲的是一个威尼斯商人安东尼奥的故事。他的朋友巴萨尼奥要借钱去贝尔蒙德向鲍西娅求婚，而他的钱却投资在了海外船舶冒险上，于是便向犹太人夏洛克借钱，特别条件是如果他违约将付给夏洛克一磅肉。巴萨尼奥到达贝尔蒙德后，发现鲍西娅已故的父亲为求婚者设计了一道测试题:鲍西娅将嫁的人必须能够从一组金、银、铅制的匣子里选出装有其肖像的匣子。巴萨尼奥成功地选出了铅制匣子，准备结婚时，却得知安东尼奥意外地不能偿还夏洛克的债务。

在威尼斯公爵的法庭上，夏洛克试图执行“一磅肉”的罚金。鲍西娅化装成一名法律学者出庭，使安东尼奥获释，并使夏洛克受到了毁灭性的惩罚。未除伪装，鲍西娅向巴萨尼奥索取了她送给他的戒指，作为打败夏洛克的奖励，而那枚戒指是巴萨尼奥承诺永远保存的。不久，鲍西娅承认了她的恶作剧，归还了戒指，筹备婚礼。除巴萨尼奥和鲍西娅之外的两桩婚姻也体现了戏剧的商业、文化和法律主题:夏洛克的女儿杰西卡带走了其父的大宗财产与罗兰佐私奔;鲍西娅的侍女尼莉莎嫁给了巴萨尼奥的伙伴葛莱西安诺。处于这个交易、买卖与兼并的市场中心的是信奉基督教的商人和犹太高利贷者之间的跨文化关系。

《威尼斯商人》是一个关于跨文化交易陷阱的案例研究。同样，该剧也反映了现今文化差异和文化对立对商业的影响。该剧中市民和“异邦人”间互相藐视、商人通常缺乏是非观念、许多有吸引力的贸易充满了无法预见的危险。《威尼斯商人》对于个人从国际贸易和其他跨文化贸易中获取满足极度悲观;对于外国人依赖外国法定机构解决其与该国公民私人贸易纠纷时，能够获得正义的可能性也同样悲观。

律师们将《威尼斯商人》视做是一个关于显失公平合同或者附高额赔偿金或附惩罚条款的合同的故事，⁽⁴⁹⁾法律女权主义者将其视做是形式正义与仁慈相互影响的例子。⁽⁵⁰⁾除这些特别研究路径之外，剧中与法律相关主题还广泛地包括合同法、正当程序、外国人身份法、法律歧视和国际经济正义等问题。在这里，我们简单讨论一下剧中反映的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内国法对寻求正义的外国人的影响。

不少学者称《威尼斯商人》是一个“有问题的戏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其中有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成分，比如反犹太主义，又如对惩罚的强调冲击了传统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尾。⁽⁵¹⁾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萨翁未过分奉承基督徒，从而缓解了该剧中明显的反犹太主义。该剧公然贬低犹太人，但也谴责了基督徒。基督徒是利己主义的伪君子。安东尼奥对夏洛克的心理打击，鲍西娅在审理开始时所要求的“仁慈”，均由于剧末对夏洛克的残酷惩罚而受到质疑。一些更深入的线索证明，尽管该剧描写了反犹太主义，但其本身并不是完全反犹太主义的。夏洛克的“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言论使其人性化了;在法庭上，当巴萨尼奥和葛莱西安诺愿以他们妻子的生命换取安东尼奥的安全时，夏洛克讽刺性的旁白得到了鲍西娅和尼莉莎的支持。即使安东尼奥是主人公，但当代研究成果已使夏洛克成为一种悲剧英雄。粗看之下，那些表面上看似仅为反犹太主义的东西，经细细品味，事实上代表了更广泛的控诉。

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剧中流露出一点的种族主义倾向。在摩洛哥亲王选择失败后，鲍西娅说:“但愿像他一样肤色的人，都像他一样选不中。”尽管她曾贬低所有的求婚者，但此举显然并非没有过错。

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将表面公正的法律和交易推向恶的极致。求婚者在选匣子一幕中的待遇清楚地揭示出暗含的偏见对一场公正测试的影响，而这场测试被视作是客观的。鲍西娅的父亲与潜在求婚者订立的合同在理论上是公正的:任何人选出了正确的匣子均可娶鲍西娅为妻。⁽⁵²⁾巴萨尼奥、摩洛哥亲王和阿拉贡亲王应当拥有平等的与鲍西娅结婚的机会，而且每个人都信以为真。他们每个人都经过逻辑、合理的深思熟虑，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三个求婚者来自不同的地方，选择了不同的匣子，不只是一个情节设置，它体现了主观对客观的影响。

当代现实主义法学派和批判法学派的观点强调审判中个人偏好和政治优待的作用，《威尼斯商人》同样强调了这一点，指明鲍西娅对巴萨尼奥的偏爱是其获胜的真正原因。鲍西娅声称将遵从其父的遗嘱，但不难看出她不喜欢巴萨尼奥以外的求婚者。鲍西娅当然不会帮助不折不扣地遵循合同的摩洛哥亲王或阿拉贡亲王，但一些评论家指出她给巴萨尼奥提供了身体上和音乐上的暗示。⁽⁵³⁾她对求婚者的帮助是否会使原本客观的过程不客观呢?莎士比亚没有直接回答，但第四幕法庭那一场中法律的运用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公爵和法庭为他们信仰基督的安东尼奥从合同中解救出来而大费周章。第四幕一开始，他们就派使者去帕度亚找法律学者培拉里奥，以寻求解救安东尼奥的方法。公爵威胁说如果培拉里奥不到则延期庭审。作为法官的公爵，代表了安东尼奥的诉求。尽管其声称将维护法律，但事实上想方设法不这么做，正如鲍西娅最终答应或假装答应其父的安排，却仍希望逃脱。不过，当鲍西娅击败夏洛克时，法庭和公爵马上谴责夏洛克，并未经质证，毫不拖延地对其实施惩罚。⁽⁵⁴⁾

从一开始，法律面前的平等就是伪装的。⁽⁵⁵⁾公爵不惜几乎一切代价以期安东尼奥的获救。鲍西娅到达时问，“这儿哪一个是那商人，哪一个是犹太人?”虽然夏洛克手中持刀，安东尼奥由鲍西娅未婚夫陪伴，鲍西娅仍须搞清楚谁是谁。夏洛克从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整个法庭都反对他，他的犹太人身份和明白的“罪行”使其不能获得与安东尼奥相同的程序保障。

作为法庭的领导，公爵是无用的、不可依赖的。在鲍西娅挽救了安东尼奥，并使夏洛克有性命之虞时，公爵首先饶了夏洛克一命:“让你瞧瞧我们基督徒的精神，你虽然没有向我开口，我自动饶恕了你的死罪。”当安东尼奥建议夏洛克转信基督教时，公爵威胁说若其不允将撤销赦令。公爵赦免了夏洛克，但条件是基于安东尼奥的建议强迫夏洛克皈依基督教，并将财产赠给那个曾偷了他的钱并嫁给了一个基督徒的女儿。⁽⁵⁶⁾在威尼斯公民面前，正义(以公爵的名义)几乎从没有如此地飘忽不定过。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庭的“正义”规定了市场上的观念。夏洛克要求获得一磅肉，既揭示了其文化差异，也揭示了未被认可的市场矛盾。其为重新取得其适量的余额财产而被迫成为基督徒。剧中的正义要求在威尼斯经商的外国人回避文化差异，那些差异使得他们试图与统治集团一较高低。法庭对夏洛克的判决确定了互相依存的外国人的从属地位。这个故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国际商业往来的纠纷诉诸法庭时谁赢谁输。

因此，在匣子测试中和法庭上，法律均得到了维护，但是维护的严格程度不同，结果也迥然不同。如果法庭允许夏洛克在答辩中获得一半安东尼奥的力量，或者法庭给予其真正平等的正义，那么结果将大相径庭。这些均昭示，即使互相独立的文化都希望法律的公正执行，这种公正也仅是表面的，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和伦敦这样的重商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通过以上分析，该剧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三点:首先，绝对的认识分歧，使得商业和交流成为不能;其次，市场和社会平等的共识与理解，使得交易成为可能;最后，虚假平等的运行会使主流民族走向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