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20世纪初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放弃了自由放任的古典主义模式，而采取了加强政府干预市场的方式，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在批判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解除市场经济危机的方式——干预主义。“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经济制度中，选择出哪些政府经济当局能按照意图加以控制或管理的变量”⁽⁷⁾“为确保充分就业所必须有的中央统治，已经把传统的政府机能扩充了许多……不能让经济力量自由运用，须由政府来约束和指导。”⁽⁸⁾凯恩斯不但论证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流动偏好等因素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更明确了国家干预的领域——增加投资与促进消费。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罗斯福“新政”）开创了在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作为特殊的经济主体，进入资源配置的新机制——总量调控机制。干预主义的市场秩序观是一种由法律和国家控制的理性市场，它的设计、安排和确认都通过行政法律表现出来，是以权力（主要是立法权和行政权）冲开的一条国家为先构建市场的道路。

凯恩斯主义为当时的经济危机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思路。但是，这种理性市场秩序构建观，也存在缺陷。主要表现在：一是理性市场秩序观认识到了设计在市场中的作用，但也夸大了这种所谓的理性作用。二是忽视了市场秩序自身特点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三是对市场经济中法律的作用特别是强制性的行政法律的选择难免褊狭。⁽⁹⁾20世纪70年代，面对美国经济的滞胀，凯恩斯主义显得无能为力。后来出现的以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1919—）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以政府公职人员的经济人属性为基础，分析了政府行为的有限理性，指出政府缺陷（“政府失灵”）和市场缺陷（市场失灵）一样普遍，政府不一定能纠正市场错误，事实上反倒可能使之恶化。⁽¹⁰⁾凯恩斯主义受到现实和理论的严峻挑战，而显得黯然失色。

凯恩斯主义后来经历了诸多的演进和改良。但是，它为促进法仍然可以提供学理启示：其一，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市场失灵是促进型法律产生的直接理论基础，促进法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弥补市场缺陷，纠正市场失灵。国家干预主义是法律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机制的雏形，两者在功用价值和总体路径上仍然具有一致性。其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具体内容和方式。如稳定经济、实现充分就业、调整收入分配、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公共产品提供等都应当是政府的主要责任。干预方式主要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为促进法的路径选择和功能实现提供了直接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