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干预理论的发展历程

（一）发展社会学

20世纪中期后，许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了模仿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模式。这一运动被称为“发展干预”或“政府干预”。这种发展理论试图通过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划建议实现城市和工业快速发展。“政府干预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手段之一，政府通过运用政治权力向具有资源的机构分配任务，以实现较快的增长速度。”⁽⁴²⁾政府成了发展干预浪潮中的积极推动者与实施者，并且这种政府干预的作用在当时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政府干预是非常必要的，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国家很难通过现有的经济情况来预测国家未来的发展，这时的规划往往是先于现实的，更倾向于是对未来发展的一种预测。”⁽⁴³⁾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模仿道路并未取得成功，联合国推行的“两个发展十年”现代化规划也化为泡影。截至1960年代，诸多亚非拉国家陷入了经济畸形发展、严重两极分化、债台高筑和政局动荡的困境。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了政府规划的弊端，并提出了修正发展干预理论的建议，主要包括：“对未来前景的深入研究”⁽⁴⁴⁾，倡导性规划，自下而上的民主过程，参与和赋权，监测与评估以及规范政府干预过程等。发展干预理论主要经历了由政府主导的多维发展模式，到重视“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发展实践，然后过渡到寻求“中间地带”⁽⁴⁵⁾的更深层次的反思与探究的变化过程。发展规划逐渐从只重视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综合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规划过渡到了重视“地方知识背后的理性”⁽⁴⁶⁾和“地方层面社会和政治的动态变化”，注重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性重塑，进而寻求一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能较好地发挥发展干预作用的途径。⁽⁴⁷⁾

后发展论是在批判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理论的思潮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代表性的包括佩鲁（Perroux 1903—1987）的人文生态学派、佩切里奇的罗马俱乐部、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1929—）的依附理论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的世界体系论等。这种发展观的特点是：其一，从模仿西方发达国家转向寻找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其二，从片面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到注重全面发展的文化价值基础。增长和发展不同，增长是用GDP“来表示的规模扩大”，而发展则是在商品、服务、信息和符号基础上的文化交流和融合，“各种文化价值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根本性的作用，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而已。各种文化价值是抑制和加速增长的动机的基础，并且决定着增长作为一种目标的合理性”⁽⁴⁸⁾。其三，从单纯追求经济发展到以人的发展为目标。“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的发展是人类的最终目的，与其他方面的发展和目标相比，它应占绝对优先的地位。”⁽⁴⁹⁾其四，从追求当下功利的发展到追求代际平衡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初，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实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观的认识飞跃。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首先因为它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科学概括。同时，它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当代表达，也是借鉴后发展理论的新的科学探索。⁽⁵⁰⁾

综上所述，发展社会学总体上经历了现代化理论、发展干预理论、后发展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理论。借鉴发展社会学理念和经验对于发展研究和促进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可以清晰地寻找到发展社会学对于促进法的理论启示，至少包括：政府干预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促进发展要符合欲促进领域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促进发展要坚持依法促进；促进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发展要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促进发展的方式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