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市民石某是一名出租车司机。2009年3月19日6时许，他驾驶出租车行驶至皇都酒店路口，撞上了驾驶助力车由西往北左拐弯的张某。张某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治疗共花去21400多元。车祸发生后，交警认定石某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案件处理过程中，该车的承保机构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南昌市分公司（以下简称人保公司）不同意将其中的9000多元非医保用药计入医疗费，认为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我公司对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内的医疗费负责赔偿，公费医疗范围以外的医疗费不予赔偿”，并提交经保监会确认的《保险条款》，条款中第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只支付受害人公费医疗用药范围，非公费医疗用药费用应由肇事方承担。
但张某认为，“发生车祸后我昏迷不醒，怎么知道医生用的是什么药？”“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出于抢救的需要，医生哪会有时间考虑是用医保用药，还是用非医保用药呢？”石某更加气愤，“我既不能每天监督张某的治疗情况，也不是医药专家，怎么会把医疗费算到我头上来呢？”
后该案经法院审理，法院一审判决人保公司须全额理赔张某的医疗费。
交通事故案件中，关于非医保用药应否在药费中扣除的问题，目前在司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中均没有定论。但在大量的案例中，医疗机构在救治事故伤员，尤其是危重患者的时候，都会不同程度地使用非医保用药。关于这个问题，法院通常会从以下几个角度去思考：
第一，使用非医保用药是医护人员的意见还是患者的个人主张。
第二，非医保用药与患者的疾病救治是否存在相关性。
第三，使用非医保用药的费用比例是否超过合理限度，有无国产替代方案。
现实中，保险公司通常是提出使用非医保用药抗辩的一方。司法实务中普遍认为上述事实的证明责任在于抗辩人，因为：
第一，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法定保险。《人损解释》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医药费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确定。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这一规定并未将医药费的赔偿范围限定在医保用药范围。所以，如果保险公司主张受害者用药不合理和没有必要的话，应该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
第二，保险合同中的条款属于格式条款，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免责条款在当事人之间是否有约束力，应根据保险公司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来进行区分。如果保险公司不能举证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那么非医保用药不赔条款不生效，对保险合同当事人不产生约束力，保险公司应当对非医保用药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保险公司能够证明其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非医保用药不赔条款合法有效，保险公司不应对非医保用药承担赔偿责任，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可以向侵权人主张非医保用药的费用。
第三，投保人在投保的时候无法清楚地了解医保用药的范围。一方面，医疗服务的专业性以及医疗信息的不对称，令受害人通常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疗服务，换言之，即使使用了非医保用药，也推定受害人“不存在主观恶意”。另一方面，保险创设的目的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是社会分散损害、妥善处理纠纷的有效机制，是使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的公益性手段。不能随意将受害人的保障范围减少，令事故风险再次回归受害人身上，故此应由保险公司对使用非医保用药异议承担举证责任。
1.用药清单。用以证明非医保用药是否存在，且在何时使用，剂量是否合理。
2.病历。用以反映整个病情的发展经过，及医嘱用药情况。某些管理较完善的医院，会要求医生在撰写医嘱时，将使用非医保用药的原因记录在案，如“病人家属提出使用”，经“科室会诊决定使用”等不同内容。
对于此类纠纷，使用非医保用药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成为诉辩双方争议的焦点所在，从举证的方式看，当事人可以采取以下方式：（1）将实际非医保用药的支出，与医保用药替代性方案的支出，从金额、副作用、危险度等方面进行对比，看看两者是否存在明显差异，使用非医保用药是否更符合经济原则；（2）将实际非医保用药的支出总额与医疗费用总额进行对比，看非医保用药的支出比例是否超过了合理限度；（3）将实际非医保用药的支出与医保用药替代性方案的效果进行对比，看非医保用药是否确实令受害人得到更好的治疗。
笔者认为，受害人使用非医保用药，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其伤情危重或自身出现药物过敏等，必须使用非医保用药。鉴于医生是医疗用药的主导方，受害人通常都是根据治疗建议被动用药，有的受害人甚至处于昏迷状态或在ICU被动监护，用药时自己根本不知情，更谈不上选择权。故此，笔者办案时都不采纳“非医保用药不报销”的观点，除非对方提出充分、必要的反证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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