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外研究状况
美国学者菲利普斯·戴维森于1958年出版的《柏林封锁：冷战政治研究》[6]，是首部系统、完整地研究第一次柏林危机的英文专著。该书从冷战政治、大国对抗的角度出发对危机事件展开详细的论述。作者将危机置于大国对整个德国战略争夺的大框架中进行考察，在分析说理时大量列举和采用了对相关人物的采访和媒体报道。戴维森认为苏联在寻求自身利益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将自己的行为限制在不冒战争危险的范围内，莫斯科将外交行动与大量的群众、宣传运动相结合，但却始终没有把国际谈判作为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对于西方国家在危机中的表现，戴维森则认为它们的危机对策缺乏必要的计划，甚至是模糊不清和犹豫不决的。尽管该书就危机事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该部专著也存在着很多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以至于书中的诸多论述和推断在今天看来缺乏说服力、有失偏颇、甚至是值得质疑的。首先，由于该书问世的时期正处于冷战中大国紧张对峙的阶段，当时的西方学界对“冷战国际关系”的研究正是“传统学派”大行其道之时，作者的论述也深受这些因素的左右。例如戴维森将危机的爆发归咎于苏联，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苏联挑动是非、西方被动回应的思想理念;在分析危机的结局及其原因时，作者所提出的也是典型的“西方获胜论”，并以此将危机定位成是共产主义的失败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次，该书的出版和危机事件从时间上仅仅间隔十年，绝大多数有关危机的国家政府档案材料尚未解密，这使得书中在对众多问题和细节的说理与论证上缺乏有力的证据，也直接导致作者在大国的危机对策和危机外交的内容上着墨甚少，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对危机事件的认识。
马克思·查尔斯于1959年出版的《柏林封锁》[7]以及罗伯特·罗德里格在1960年出版《柏林空运》[8]也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专著。前者突出了对危机进程中的一些关键性事件和问题的论述，例如“撞机事件”、“柏林黑市问题”、“热气球问题”等，这些构成了以具体事件和问题发展为逻辑的论述手法。后者从严格意义上说不能算是研究性论著，作者在书中大量采用了近似于文学描述性的语言。主要通过对柏林空运当事人和见证者的采访和回忆记录记叙了危机期间的空运进程。此外，理查德·考利尔在1978年出版的《跨越空中的桥梁：柏林封锁与空运(1948—1949)》[9]也以人物为中心对危机事件进行了叙述。书中所涉及的相关人物上至各国政府要员、军政长官，下至各阶层普通百姓甚至是家庭妇女，通过记叙这些人在危机中的行为和感受反映危机事件的国家性和社会性。同年问世的丹尼尔·尼尔森的《柏林困境的战时起源》[10]则是溯源第一次柏林危机起因的上乘之作。作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成立的欧洲咨询委员会对柏林问题的讨论为主线，论述了1944年到1945年之间，美、英、苏等大国在管制柏林问题上的冲突与合作，通过对大国行为的分析，探究这些外交活动及其结果与爆发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内在关联。英国学者马克·阿诺德-福斯特在1979年出版的著作《围困柏林》[11]中，考察了柏林城从1945年5月被苏联攻占到60年代初“柏林墙”出现之间，市政状况的历史演变。该书共分三个部分，其中占据一半篇幅的第二部分，论述了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的柏林城。
此外，国外代表性的文章包括：辛普森的《柏林：盟国的权利以及对城市分裂的责任》[12]，杰瑟普的《穿过黑暗的道路：结束柏林封锁的外交》[13]，斯蒂芬·沃克尔的《在柏林的讨价还价：对第一次和第二次柏林危机的再认识》[14]，西奥多·拉斐尔的《综合的复杂性理论与国际危机预测：柏林1946—1962》[15]，克里斯托夫·艾格尔的《柏林：分裂的遗产和统一问题》[16]，查尔斯·蓬纳基奥的《东德共产党与柏林封锁危机的起源》[17]以及威廉·斯迪沃斯的《不彻底的封锁：苏占区对西柏林的供应》[18]等。
尽管国外研究第一次柏林危机本身的论著不少，但专门研究美国与第一次柏林危机关系的论著则是凤毛麟角。值得介绍的是英国学者艾维·施莱姆于1983年出版的《美国与柏林封锁(1948—1949)：冷战决策研究》[19]。身为牛津大学教授的施莱姆虽是知名中东问题专家，但他在欧洲问题和美国外交的研究上同样很有造诣。该书的一大特点是采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考察历史个案探究美国冷战外交决策的机理性因素。施莱姆通过决策者行为的分析向读者展示了美国政府内部处于不同政治地位、扮演不同政治角色的个人对危机的不同认知及其动因。该书参考了20世纪70年代解密的美国官方文件档案以及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其史料相对扎实但也并非没有缺憾。首先，尽管施莱姆在篇章编排上大致遵循时间顺序，但由于其主要采用的是政治学的研究模式，因而在相关史实及其内在逻辑的考察上有所欠缺;其次，该书在对外交决策单位的分析关注的重点是决策者个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危机期间美国整体对策的认识;再者，该书在讨论美国决策内在机理的同时，对影响决策的外部因素，例如盟国等问题的研究上涉猎较少;最后，由于该书的成文时间较早，因此无法使用近年来陆续公开的部分新的文献档案。这些缺憾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进一步探索的空间。
近年来问世的托马斯·帕里什的《均势中的柏林(1945—1949)：封锁、空运和冷战中的第一次主要对抗》[20]，迈克尔·D.海道克的《围困中的城市：柏林封锁和空运(1948—1949)》[21]以及罗格·G.米勒的《拯救城市：柏林空运(1948—1949)》[22]，虽然也都在论述中涉及了美国与危机的关系或者美国对危机的应对，但这些内容都只是以上三本著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分析深度上尚有欠缺。帕里什的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战后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东西方大国，在德国问题上矛盾冲突的激化;第二部分考察了危机形成后，美国等西方大国与苏联之间以封锁和反封锁对抗为特征的行为互动。海道克在书中也重点展现了危机进程中苏联和西方大国之间“封锁”与“空运”的对抗性较量，对危机期间大国的外交活动论述较少。米勒在考察危机过程的基础上，主要对美国和英国的空运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作了详尽分析。这三本著作的共同特点是，都倾向于军事史或空运史的研究，但对危机中的美国的外交决策论述较少。尽管空运是美国应对危机的重要举措，但危机最终没有演变为战争，从根本上说依然是谈判、交涉等外交活动起了关键作用，这也正是上述三本著作存在的不足之处。
此外，有关美国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政策的论述还散见于一些有关战后初期美国对德政策或占领管制的著作中。如W.施密瑟的《从雅尔塔到柏林：围绕德国的冷战争斗》[23]，尤金·戴维森的《德国的重生：对美国占领的总结》[24]，爱德华·彼得森的《荣归：美国对德国的占领》[25]，理查德·梅里特的《强加的民主：美国的占领政策和德国民众(1945—1949)》[26]，卡罗琳·伍兹·艾森贝格的《划界：美国分裂德国的决策(1944—1949)》[27]，哈罗德·兹克的《美国在德国(1944—1955)》[28]等。这些著作的共同特点是将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为美国对德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诸多事件之一，大多将美国的危机对策作为实践长期对德政策的一个环节或部分，只是进行了粗线条的勾勒而没有就危机对策的成因等问题作深入分析。由于核武器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介入，在一些有关美国原子政策研究的著作中也对危机事件有所涉及。如乔治·邦迪的《危险和生存：近五十年来在原子武器上的决策》[29]、提摩太·波蒂的《漫长的等待：锻造美英原子联盟(1945—1958)》[30]等。但这些论著大多将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为美国实践核政策的一个事例，并没有对美国在危机中的核政策展开阐述。
国内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研究与国外相比存在差距，专门的研究性著作尚付阙如，只是在部分通史书籍中有概括性的叙述。如资中筠主编的《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王绳祖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五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方连庆、王炳元主编的《国际关系史》(战后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等。需要指出的是《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中的第一编第四分册(1948年)，用万余字的篇幅对这场危机的历史过程做了描述，并引用了部分美国解密外交文件和部分当事人的回忆录。但由于篇幅所限，《长编》的内容基本处于对事件的一般性描述，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尤其是对大国政策的分析上需要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此外，国内的其他论著中也有部分章节对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了简要论述。例如张小明的《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金质的《冷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吴友法的《德国现当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具有代表性的是张盛发的《斯大林与冷战》，该书的第三章第三节从苏联角度对危机事件的缘起和结果进行论述，并引用了来源于俄罗斯杂志《近现代史》所选刊的解密苏联政府文件，对后继研究具有参考价值。国内目前的相关论文也比较有限，如张盛发的《再论1948年柏林危机：缘起与结果》(《历史教学问题》，1999年第5期)[31]、刘馗的《论柏林危机(1948—1961)与冷战初期的德美关系》(《学术论坛》，2006年第1期)、刘凤艳的《美国应对柏林封锁空运政策的讨论及决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增刊第2号)、刘志青的《三次交通封锁与第一次柏林危机》(《军事历史》，2007年第1期)。
综上所述，国外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研究，经历了从历史叙述到专题分析的过程;在研究材料上也经过了从使用报刊、杂志到逐步使用解密政府文献的过程;在研究思想上也逐步从冷战时期的宣扬“西方胜利论”回归相对平和地看待历史事件。但研究角度也随着相关政府文件的解密和其他文献的发掘而逐渐趋向多元化，但也存在着一些缺憾。例如尽管近年来对空运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但仍无法走出从军事史角度考察问题的局限，缺乏外交史层面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既有成果对大国内部危机决策的研究有待深入，对危机中大国政策互动的探讨则更多的是针对东西方关系的分析，鲜有对西方盟国内部政策互动的关注。此外，国内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研究相对滞后，对美、英等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决策的研究存在不足，尤其是缺乏相关的学术专著。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