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关系与德国问题

一、美苏关系与德国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英、法虽为战胜国，但由于战争重创而致国家实力一落千丈;身为战争元凶的德、意等法西斯国家则更因战败而面临同盟国的占领。与此相对，美国和苏联则在经历战争的洗礼后实力不断增强，一跃成为战后世界的两大政治军事强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体系就此终结，世界进入了以美苏竞争和对抗为特征的两极格局时代。

美国国家实力的增强直接触发了其领导世界的雄心壮志，总统杜鲁门曾公开宣称：美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美国拥有挑起领导世界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的力量。社会主义苏联尽管在二战中经济受到重创，但在经历了战争锻造后，军事实力和国家声望都有了空前的提升，成为战后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强国，凭借着这些优势，莫斯科也形成了自身对战后世界的构想。苏联的外交传统长期以来都是将意识形态目标与国家利益紧密结合，在二战结束后，苏联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增强军事实力、确保国家安全，并将推广自身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与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维护国家安全紧密结合。正如斯大林曾在1945年4月与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和过去不同，无论谁占领了土地，就在那里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有别的情况。^[1]此外，苏联在二战后已逐渐转向追求世界性的大国利益，这一点可以用1946年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的一段表态做注释：“目前苏联已列于世界最有权威的国家之林，现在如果没有苏联的参加或是不注意到苏联的意见，无论哪一个关于国家间关系的严重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2]具体到欧洲地区，苏联在战后初期视东欧为自身的势力范围，不容美国插足;而美国则试图凭借自身实力的增长建立世界霸权，不允许苏联对其权威和利益提出挑战。美国要保护资本主义的中心——欧洲，苏联却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东欧，由此欧洲便成了战后美苏矛盾冲突的主要地区。^[3]对于德国问题，美苏在战后有着类似的担心：一方面不希望一个独立的德国力量再次崛起;另一方面更害怕崛起的德国力量可能被融入自己的对手一方。所以美国和苏联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整合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处理德国问题，双方都试图把对方的势力或影响力排挤出自己的占领区。对此，美国冷战之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有一段经典的论述：“对美国来说，真正的威胁是德国人技术上的能力和优势将与苏联人在资源上的潜力结合起来。”^[4]因此，在分区占领制度下，各占领区之间的分界线起着国界线一般的作用，负责全德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在该委员会存在的两年多时间里，通过的法令和命令多达一百余项，均因难以实行而成为一堆废纸。美国顾虑苏联“用共产主义取代纳粹主义”，苏联则担心美国利用德国反对自己，双方都从国家战略高度看待德国问题，都想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德国境内的“各占领区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发展着，充满着各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内容”^[5]。

在战后初期的对德政策上，美国最早执行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摩根索计划”基础上制订的JCS—1067号文件的政策方针。在战争后期由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设计并以其名字命名的这一计划，其主要目标是“剥夺德国的工业，不仅仅是作为赔偿而且作为保障盟国经济安全的措施”^[6]。但由于该计划对德国的处置过于严厉，因此一出台便遭到了国务院和军方甚至是国内舆论的强烈反对。华盛顿在对该计划进行修正后，参联会于1945年5月颁布了JCS—1067号指令。该指令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摩根索计划的思维，但在对德改造上采取相对苛刻的政策同时却也在德国的统一问题上放弃了战争后期曾出现过的肢解德国的设想。该指令明确了美国对德政治目标是在盟国管制委员会领导下制订统一的对德政策。^[7]JCS—1067号指令基本体现了美苏战后合作的理念，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是规范美国对德政策的纲领性文件。此外，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也曾明确表示：“我们的目的是要使德国被看成一个国家，最后由一个政府管理。”^[8]在上述政策思维指导下，美国在随后签署的《波茨坦协定》中遵循了“在占领期间应视德国为一个统一的经济整体”的原则。

但随着美苏矛盾的显现，美国逐步认识到自身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德国，其对德政策也由限制转为扶植并使之纳入美国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轨道。从1946年开始，围绕着占领区、赔偿、统一、非军事化以及拆除用于战争用途工厂等方面的德国问题所展开的争论，加深了美苏之间业已出现的裂痕和分歧。美国人认识到盛产钢和煤的德国是关系到欧洲经济复兴的中心，必须进行重建，并要求严格按照《波茨坦协定》的规定把德国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对待以便提高重建速度。不过，美国并不打算将大量美元用于德国的复兴，他们感到这样做只能是使这些资金作为赔偿流入他国尤其是苏联的口袋。与此相对，苏联人竭力要得到赔偿，在满足自身经济利益追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莫洛托夫甚至公开表示红军进驻德国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赔偿的支付。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使美国的对德政策更多地融入了反苏成分并开始逐渐转向主动采取行动分裂德国，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

战后初期任驻苏临时代办的乔治·凯南，是首位公开对《波茨坦协定》中关于德国统一内容提出异议的美国官员。他在1946年3月6日致电国务院，对政府内部通过建立德国中央机构打破苏联对东德的单独控制的过分乐观情绪提出了批评。凯南认为莫斯科准备巩固在东德地区的势力范围，然后试图借此战胜三个各自孤立的西方占领区，最终将整个德国拉入苏东集团。他表示目前摆在美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其一，让德国实现有名无实的统一，但这样将很难抵御苏联的政治影响力对整个德国的渗透;其二，努力确保西占区对苏东政治渗透的抵制，将西占区纳入西欧政治集团而不是实现德国的统一。凯南认为中央集权的德国政府很可能落入苏联手中，使苏联拥有控制整个德国的机会，相比之下形成一个长期分裂的德国倒是一个两害相比取其轻的方案。^[9]凯南的看法得到了其上司美国驻苏大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的赞同，后者也认为苏联正在试图将德国纳入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美国只有对此果断采取措施在西占区按照西方民主模式建立一个国家政权。^[10]

在1946年4月和5月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会议上，美国与苏联在德国对苏赔偿物资问题上发生了新的争执。美国要求管制委员会中的苏联代表交出一份详细记录苏联已经从东德占领区获取赔偿物资的清单，并试图说服苏联放松在东西方占领区之间设置的经济壁垒，但都没有成功。美国驻德军政府军政官卢修斯·克莱(Lucius D.Clay)在5月26日给国防部的一份长电报中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经济形势的担忧，提出了建立西部联邦以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并提议先将美、英占区合并，作为独立联合经济体的雏形。他认为如果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就上述建议大体形成决议，那么美国面临的将是日益恶化的德国经济，由此产生的政治动乱局面将有利于亲苏势力在德国的蔓延，从而严重妨碍德国的民主化进程，使华盛顿在德国的其他政策目标一并落空。^[11]克莱接着表示，在苏联人同意组成德国经济联合体之前西占区应停止向其提供赔偿。^[12]

在1946年6—7月巴黎召开的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Byrnes)提出将四国占领区作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进行管理并建立相关管理机构。美国主张先通过德国的经济统一为政治统一创造条件，但也意识到要按照自身的思维实现德国的经济统一，现实的做法是抛开苏联先与英占区各并进而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国家。但苏联强调的是政治统一，因此外长莫洛托夫强烈反对美英占领区合并，并认为美国是在酝酿分裂德国的阴谋。7月10日莫洛托夫发表了《关于德国命运与对德和约问题的声明》，强调在德国复兴的过程中应该首先在柏林建立起全德临时中央政府，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以便于彻底清除德国境内的法西斯残余，完成民主化改造并履行战争赔偿义务。对此，美国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指出：苏联主张在处于苏占区中心地带的柏林建立德国中央政权，“这样他们就能由控制这个政权进而控制整个德国”。^[13]英国在8月1日公开表态赞同美国合并占领区的建议，两国遂于当年12月2日签订《德国美占区和英占区经济合并协定》。

1946年9月6日，贝尔纳斯在斯图加特发表了预示着美国对德政策转变的重要演说，阐明了华盛顿复兴德国经济、建立德国政府的政策目标。他声称美国人民愿意把德国政府归还给德国人民，美国人民愿意帮助德国人民使后者在世界上自由的、热爱和平的国家之林中重新占有一席之地。这是美国官方首次公开声称要采取彻底抛弃之前的摩根索计划、执行复兴德国的各项举措。^[14]冷战研究中的传统学派认为，贝尔纳斯的演讲是对7月10日巴黎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所提出的苏联对德政策的回应;而修正学派则认为该演讲是围绕着杜鲁门政府的冷战大战略而主动提出的对德新政策，是“美国从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在德国对苏联发起的进攻”。^[15]但无论如何，贝尔纳斯的演说至少说明美国对德政策的重大转折——从战后初期的严惩和压制转向扶植。

对此，苏联驻美大使诺维科夫在1946年9月下旬的一份名为《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中指出：美国的对德政策不是为了消除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残余并在民主基础上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而是打算使德国在未来的反苏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由于该报告是莫洛托夫授意写成的，因此基本反映了苏联官方的观点。^[16]其实在战后初期，由于对美国行为认识的主观和偏颇，斯大林非常害怕美国的侵略。早在1945年，他就担心美国军队跨越东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分界线，担心在美国的扶植下而崛起的西德国家会再次带来一场危害巨大的战争灾难。^[17]总之，斯大林在战后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是极不信任的，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伊朗危机、希腊危机和土耳其危机的出现以及美英成立双占区的行动，苏联领导人的上述思维愈加强烈。

1947年是国际局势极为动荡的一年，杜鲁门主义出台、莫斯科和伦敦外长会议无果而终、马歇尔计划开始实施、苏联及东欧国家拒绝加入马歇尔计划、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等事件，宣告了冷战的开始。艾奇逊在2月27日的国会发言中声称美苏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思维和意见大分歧，现在该是分道扬镳的时候了，必须在“民主和个人自由”与“专政和服从”之间作出选择。3月18日美国公布了前总统胡佛向政府提出的建议：在西占区单独建立德国政府、单独缔结和约、停止非纳粹化的一切工作、单方面进行币制改革。此项报告的公布说明美国要走背弃《波茨坦协定》单独解决德国问题的道路。^[18]

根据从1946年到1947年初美国政府内部的对德政策反思，美国基本确立了在西占区组建独立西德国家的方针路线，因此在1947年3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和11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两次拒绝了苏联有关成立全德临时中央政府的建议。同年7月15日，杜鲁门政府正式颁布了新的对德政策方案，即《参谋长联席会议对美国驻德武装力量司令的指令》(简称JCS—1799号文件)，该《指令》彻底改变了1945年4月的JCS—1067号文件中所提出的对德管制与占领原则，提出美国的政治目标是：“在德国尽可能快地建立一个政治组织和一种政治生活，它将以经济的幸福安康为基础，并且会在德国国内建立平静秩序，同时对其他国家相互间的和平精神有所贡献。”在此基础上，文件还对成立德国政府、占领区机构、政党政治、非纳粹化、战犯处置以及法制建设等方面提出指导性意见。新政策的经济目标是：“减少过去主要用于制造武器、军火和战争装备的工业;由联合国向德国索要赔偿;鼓励德国人民重建致力于和平目标并被统一进欧洲经济中心的自助型国家”，并对经济的非军事化、赔偿、金融、工农业以及经济机构的组成等问题作出了规定。新政策的文化目标是：“鼓励德国参与文化建设，建立新的国际文化关系，使德国人民能够被吸收到世界民族共同体中。”^[19]

1947年秋，苏联领导层就东西方在德国问题上日益暴露的种种矛盾表示出极大担忧。苏联外交部欧洲三部主任斯米尔诺夫在10月3日写给莫洛托夫的信函中，提到了西方国家在调解德国问题的政策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斯米尔诺夫认为美英在为单独解决德国问题作准备，并强调：“目前的问题已不止于宣传方式和政治恐吓，而是德国正面临政治和经济的分裂这一现实威胁，以及将携其全部资源加入到美国建立的西欧联盟中去的问题。”^[20]苏联领导人力图阻止事态的发展。依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他们打算保持对苏占区的全面监督并且不放弃对整个德国局势施加影响的机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47年11月21日批准的、给参加伦敦外长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指示中把签署对德和约提到了首位，强调和约的签订是与恢复“统一的、民主的德国”紧密联系的，并指出在伦敦外长会议期间为争取苏联以下两点建议被采纳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1)根据《波茨坦协定》建立民主的、统一的德国政府;(2)召集由与德国紧邻的盟国代表以及曾参加武装抗德斗争的国家代表组成的和平会议否决美国关于召开由对德宣战国家组成的和平会议的建议。^[21]但在同年12月的伦敦外长会议上，美、英、法、苏四国就德国统一问题的谈判在“冰冷和紧张的气氛”中破裂。当月20日的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甚至公开写到：“德国的分裂将给予我们行动自由，以便将西德纳入西方国家体系。”^[22]

1948年1月，英国驻美大使劳德·英沃切普(Lord Inverchapel)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一份英国内阁新近批准的文件，该文件清楚地说明了英国政府对德政策的目标是：“尽可能快地建立一个稳定、和平、民主的德国，以避免最终出现一个共产党控制下的德国。”该文件还表示，如果美、英、法和苏联之间无法就德国问题达成一致，英国将与其他西方大国合作，并承诺实施各种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措施。美国对英国的态度予以积极回应，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认为在该问题(成立西德政府)上应该有一个革命性进展。^[23]他在2月20日致函驻英大使：苏联人正在将东德改造成为类似其东欧卫星国那样的极权国家，西方大国现在需要将西德经济与西欧经济相结合。他表示如果不采取这样的步骤，“西德会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因为某个突发事件而被纳入东方轨道”。^[24]马歇尔进一步指出：“一个分裂的德国是不可取的，华盛顿并没有放弃以一个统一国家的方式解决这个中欧问题的希望，但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不能成为我们在西德地区无所作为、不利于西欧经济整体复兴的借口。”他继续强调政府将采取有效的措施阻止苏联统治德国，反之将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最大安全威胁。因此，立即将西德经济纳入西欧经济的发展规划是很重要的。^[25]尽管国务卿声称不放弃德国统一的希望，但作为西德地区接受马歇尔计划、融入西欧经济的重要前提，西方三个占领区合并建立统一的政府组织则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至1948年初，冷战背景下东西方关系的不断恶化在德国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与苏联在赔款、鲁尔管制和对德和约等问题上的冲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愈加无法弥合。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考量，美国逐渐转变了对德政策，这与苏联举措互动的直接后果便是推动德国朝着分裂的方向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