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矛盾在柏林占领区的聚焦

二、东西方矛盾在柏林占领区的聚焦

由于分区占领的地缘因素，东西方就对德管制问题的矛盾冲突，在位于苏占区中心的四国共管地——柏林表现得最为突出。苏联在二战末期单独占领柏林的时候，竭力在城市中推广自身的社会制度，苏军于1945年5月17日下令成立市政府，其中的关键职位均被共产党员或者亲苏人员占据。^[26]在财政经济领域，苏军进入柏林后建立在自身严密控制下的银行信贷机构和“自由德国贸易联盟”。^[27]在政党政治方面，苏联占领当局尽管于1945年6月10日下令准许成立各类非纳粹政党，但他们并没有让所有政党都受到平等的待遇，而是只支持共产党并为其他政党的自由发展设置障碍。^[28]在新闻文化领域，苏方大力扶持受其控制的《每日评论》(Tagliche Rundschau)和《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同时在印刷份额、出版前审查等方面对非亲苏政党控制下的报纸进行严格限制，柏林广播的宣传主题也被限制在苏方许可的范围内。^[29]

当美、英、法三国军队在1945年7月进驻柏林各自的占领区履行职责时发现，亲苏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市政机构，苏联对城市政治生活影响巨大。自从西方军队进驻后，柏林城的政治情况变得复杂，从共同占领的最初日子开始，东西方就暴露出政策取向上的尖锐冲突。^[30]在市政管理方面，早已在西柏林行政机构中占据重要官位的亲苏人员总是在勉强执行西方的命令，甚至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经常公开违令。例如在美占区的一个社区内，亲苏政党绕开美方直接向自己的成员发布命令。在公共安全领域，在美英法三国军队进入柏林几个月后，仍有部分苏军在西柏林进行物资掠夺活动，最终是在西方的强制干预下才停止这样有计划的行为。此外，苏军还从西柏林绑架了大量德国人前往东柏林，其中不少是市政官员。由于柏林的警察机构处于亲苏官员的领导下，因此，西方对此也无善法。在新闻和传媒领域，西方认为四国协定赋予了他们与苏联分享对位于东柏林的城市电台的控制权，苏联则以电台地处东柏林为由，拒绝让西方介入对电台的管制，在报刊和杂志的出版上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最终四个占领国各行其是，在各自占领区内建立了各种新闻媒体。^[31]

面对上述形势，美英法在进驻柏林后采取了对苏友好和反击并举的举措。从对苏友好的角度讲，美国希望能够减少相互摩擦、和平共处。首先，在柏林城防司令部内部关于城市管理诸多问题的讨论中，美国指挥官均适当地作出了让步。例如美国同意西柏林所需的食品和煤炭能源等物资自行解决;^[32]承诺所有在西方国家进驻柏林之前由苏联方面签署或颁布的法令，在接到城防司令部的进一步指令之前依然有效。^[33]此外，美国还采取了其他向苏联示好的行动，例如有效地阻止西柏林人批评苏联政策和行为等。^[34]驻柏林美军指挥官豪利上校在回忆录中指出：美国的种种政策是为了“向苏联人表示西方国家将与他们和平共处”的愿望，以“缓解苏联人的怀疑并告诉他们，我们是他们的朋友”。^[35]

同时，美国也联合英、法在苏占区进行反宣传作为对苏联政策的反击。西方三国驻德军政府采取措施，不仅不允许苏联的影响渗透到西部各占领区去，而且还要削弱苏联在柏林的影响，甚至使自己的政治影响覆盖苏占区。他们尤其加强了在柏林的活动，在那里设立各种专门的宣传中心：有国防部心理处前主任迈克·克留尔领导下的美国情报局;有以经验丰富的军事外交家比肖普和特莱德·沃尔为首的英国情报局。此外，西方当局还在柏林设立广播电台，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活动、组织为数众多的讲座、广泛地提倡学习英语，这些都成了他们在德国人中间进行亲西方宣传的重要手段;同时，在柏林获得美国许可出版的私人英文报纸《每日镜报》(Daily Mirror)也广泛流传，成为吸引反苏人员的中心。^[36]

对于美英的一系列举动，苏联驻德情报局在1945年11月3日提交莫斯科的《关于德国政治状况的汇报》有关“柏林状况”的部分中指出：“(苏联)占领当局对各民主党派和自治机构给予积极支持，(西方)盟军对于各政党的重建和自治机构的建立则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我们挑选的柏林德国行政管理机构——司法部门和警察局的人员非常不合英美占领军的心意，后者认为这一人员组成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其中多数是左翼民主分子，为此英美当局马上开始攻击反法西斯战士，力争从政治上可靠的也就是右翼的和反动的德国人中间挑选自己人来取代他们。”该文进一步表示：“国际形势的复杂化以及苏联与英美之间一系列矛盾的产生也反映到柏林的状况中来，英美占领当局越来越努力巩固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同时竭力削弱苏联对居民和市内整个政治生活的影响，英美当局对我们建立的柏林市政厅和其他自治机构的攻击，就是柏林市内这种斗争的开端。”^[37]

上述东西方矛盾，终于在1946年10月，通过柏林举行的战后首次选举公开爆发出来。早在1945年9月14日，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就宣布允许各党派在英占区内成立组织，以便通过发扬民主精神为日后进行选举作好准备。^[38]该言论成了战后西方主张在德国占领区内实行自由选举的先声。具体到柏林地区，早在为选举起草具有法律依据意义的《临时城市宪法草案》之时，美英等国与苏联之间就已开始明争暗斗。前者主张在《临时宪法》的基础上通过选举，由柏林人的代表自行制定新的宪法，但苏方却竭力阻止《临时宪法》的批准，尽管最终法案还是在管制委员会得到通过但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在选举的准备进程中，苏联当局及其支持的统一社会党在通过各种手段笼络人心的同时，也千方百计为其他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顺利竞选制造障碍;即便是在选举即将开始的时候，苏联军政当局还放出谣言说：西方三国将在选举后的两个月内撤离柏林。^[39]

但事与愿违，选举结果令苏联大为震动。^[40]亲苏的统一社会党获得405992张选票，得票率仅为19.8%，即便是在柏林苏占区的得票率也只有21%，结果仅获得了26个市议会议员席位。相比之下，亲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则获得了999170张选票，得票率为48.7%，获得了63个市议会议员席位。其他两个参选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也分别获得了454202张和192527张选票，得票率分别为22.2%和9.3%，获得的议员席位也各自达到了29个和12个。^[41]

选举的结果使社会民主党毫无悬念地控制了柏林市议会和市政府，这显然是苏联无法接受的，他们因此竭力在一些重要领导岗位的人选上作梗。例如当市议会选举恩斯特·罗伊特为柏林市长后，驻柏林的苏军指挥官不予批准，在提交盟国管制委员会讨论后也毫无结果，美英无奈之下只得同意由罗伊特的副手路易丝·施罗德女士代理市长。^[42]但苏联的反击并不能从根本上抹杀选举带给柏林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例如苏联人长期无法有效地控制一些德国当地的行政管理机构，其中位于柏林负责苏占区事务的一些机关直到1948年1月还留任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民主党籍官员。再如反对统一社会党的宣传材料在柏林城中的任意书摊上都可以买到，即使是柏林苏占区也不例外，同时在柏林与来自西方的领导人或政治家会面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43]上述现象无疑使西方国家在柏林城内有了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而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与周边的苏占区相比则大打折扣，从根本上说这非但不利于它在东柏林有效地实施自己的政策措施，反而可能会因西方在柏林影响力的向外扩散，对苏联加强对周边苏占区的控制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苏联采取了两个措施加以应对。第一，增加柏林统一社会党成员的人数，推动该党认知群体的不断扩大，以至于可以成功地超过其政治对手和国际对立势力在城市中的影响力;此外，竭力将柏林融入苏占区的发展轨道，向统一社会党的对手充分施压。第二，在柏林坚决抵制“西方因素”的进入。在当时的形势下，第二种措施实行的难度会更大。^[44]

其实，苏联占领当局实施以上两个措施的主要目的，是将包括美、英、法三国在内的反苏势力排挤出柏林，在手段上则采取了提升亲苏力量和压制反对派并用的方式。正如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后者的实现难度远大于前者，因为这意味必须针对西方施加实质性的压力。联系一年多之后爆发的第一次柏林危机，以上两个政策措施更加值得分析和回味。苏联在1948年封锁柏林的目的中，蕴涵着将西方赶出柏林的考虑，尽管这不是苏联目的的全部，但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虽然不能因此认为，苏联早在1946年底就意图在柏林使用封锁手段挤兑西方大国，但可以肯定的是封锁柏林是以上两个政策措施的升华和具体化。

对此，人们仍然要问：既然在1946年的柏林选举后，苏联就萌发了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的想法，为什么没有立即将此付诸实施呢?其一，在苏联看来西方在选举中的胜利还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自身在柏林乃至于整个苏占区的政治优势地位，而采取压制、逼迫西方的方式蕴涵着爆发战争的危险，两相比较得失关系和风险价值还不足以使莫斯科冒险采取行动;其二，四国对德联合管制机制仍在运行，苏联在解决德国问题的诸多方面仍需要西方三国的配合，因此没有必要加码使东西方的矛盾扩大化;其三，缺乏有利于对西方三国施加压力的国际大环境，东西方冷战尚未公开化，采取违背既有四国协定的行动就不可避免地要在世人面前承担挑起事端的责任，这也是苏联所不愿意接受的。因此，当苏联感到以上三点因素不再成为羁绊自身政策行为的枷锁之时，也就到了他们公开采取行动迫使西方势力退出柏林之日。随着1948年2月西方六国伦敦会议的召开，美英法三国筹建西德政府、分裂德国的政策进入实质操作阶段，苏联终于得到了迫使西方势力退出柏林的绝好机会。3月26日，前往莫斯科访问的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在与斯大林就德国局势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忧心忡忡地指出：“今年10月将在柏林再次举行的市政选举，其结果对德国统一社会党来说未必比1946年好”，他表示“如果西方国家离开柏林，我们会对此感到高兴”，斯大林则回答道：“那我们一起努力试一试，也许会成功”。^[45]

【注释】

[1]［南斯拉夫］米洛凡·吉拉斯著，司徒协译：《同斯大林的谈话》，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版，第85页。

[2]［苏］莫洛托夫：《对外政策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至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时期中的演说和声明》，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莫斯科中文版)1950年版，第24页。

[3]刘金质：《冷战史》(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6页。

[4]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 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48.

[5]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38页。

[6]［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8页。

[7]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1986，pp.15－32.

[8]［美］哈里·杜鲁门著，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一卷)，三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224页。

[9]FRUS，1946，Vol.5，pp.516－520.

[10]FRUS，1946，Vol.5，pp.535－536.

[11]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New York，1950，p.26.

[12]参见桂立：《苏美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13]［美］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著，北京编译社译：《战争或和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96页。

[14]［美］威廉·麦克尼尔著，叶佐译：《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冲突与合作1941—1946年》(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121—1122页。

[15]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6.

[16]左凤荣：《苏联走向走衰弱与解体的深层原因新探——以苏联的对外战略及其对国内发展的影响为视角》，［姜长斌教授指导］中央党校2001年博士论文，第58页。

[17]William Taubman，Stalin’s American Policy：From Entente to Détente to Cold War，New York，1982，p.196.

[18]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177页。

[1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1986，pp.124－135.

[20]斯米尔诺夫致莫洛托夫的公函，1947年10月3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82，оп.34，п.146，д.7，л.1。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21]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1947年11月21日，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ф.3，оп.74，д.39，л.3。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22]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23]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61.

[24]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17.

[25]John Lewis Gaddis，Russia，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 McGraw Hill，1990，pp.184－186.

[26]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New York，1950，p.98.

[27]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

[28]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8.

[29]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9.

[30]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第385页。

[31]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32－33.或参见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93，p.114，pp.110－112.

[32]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p.57－59.

[33]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30.

[34]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31.

[35]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56.

[36]参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第398页。

[37]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1卷)，第385页。

[38]Times，September 15，1945.

[39]Frank Howley，Berlin Command，p.93，p.114，pp.121－129.

[40]［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安徽大学外语系译：《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333页。

[41]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p.94.又见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47.

[42]［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334页。

[43]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p.95.

[44]J.P.Nettl，The Eastern Zone and Soviet Policy in Germany 1945－1950，p.95.

[45]斯大林同志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皮克及格罗提渥会议记录，1947年3月26日，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5，оп.1，д.303，л.34。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