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月封锁的形成
1948年3月6日“伦敦会议”第一阶段结束时,美、英、法、比、荷、卢六国基本同意,把西德地区纳入马歇尔计划,并准备建立西德国家,将其归入组建西方联盟的进程。[1]这些政策是苏联不愿看到的,因此莫斯科迅速提出强烈抗议。在会议结束的当天,国务卿马歇尔就收到了来自苏联驻美大使潘尤斯基的抗议信。该信指出:“伦敦会议对德国问题的所谓商议意味着美英法三国准备单方面对此作出新安排,此举是对四国对德联合管制体制的破坏,是对《波茨坦协定》倡建的外长会议体制的破坏。同样,之前美英联合占领区的成立也绝不能仅仅被解释为是出于经济考虑,这一举措直接导致了德国分裂的开始,美英希望借此能更加自由地在西德地区执行无法通过盟国管制委员会施行的单边政策。”[2]
不过,苏联也认识到类似的抗议不可能有多大效果,因此开始寻求主动对抗西方对德政策的途径。3月9日,驻德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奉命回莫斯科议事,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布的外交档案,当时克里姆林宫的确正在策划封锁柏林的行动。[3]3月12日,苏联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斯米尔诺夫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近期内我们对德国措施的报告》指出:伦敦会议的召开证明“西方国家正在把德国纳入到筹建中的反苏政治、军事集团中去”。[4]斯认为:“在德国问题上必须实行一项既能限制美、英、法在德国的单方面行动,还能有效挫败德国加入西方联盟计划的措施。”[5]据此,斯米尔诺夫首先建议召开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五国外长会议(注:该会议即下文所述的“华沙会议”),邀请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芬兰以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为观察员,针对西方国家在德活动发表声明,并在会议结束后主动倡议就德国问题召开新一轮外长会议。斯米尔诺夫表示,如果美、英、法采纳该建议,那么他们组建西方同盟并将德国纳入其中的行动基础就会受到破坏;反之则意味着他们拒绝以《波茨坦协定》为基础解决德国问题。[6]他强调,在这之后“我们将发表声明宣布西方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盟国管制委员会和外长会议,从而使有关联合监督机制和对占领区问题的协议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将不得不完全关闭自己的占领区并实施相应的财政措施以及组织边界保卫等”。[7]对于斯米尔诺夫的报告,俄罗斯学者米哈伊尔·纳林斯基认为:“这并不仅仅是外交部欧洲三司司长的个人倡议,它反映了苏联领导人的意图特别是莫洛托夫的想法,并使得限制柏林同西占区之间交通联系的措施成为莫斯科决策者们又一新的话题。”[8]
与苏联决策层相比,驻德苏军的反应更为超前。早在1948年1月20日举行的第77次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上,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就指出:西德政府的筹建,等同于拒绝了苏联在1947年底的伦敦外长会议上提出建立全德中央政府的主张,标志着在西占区出现了分裂德国权力机构;西方背着盟国管制委员会采取的这些行动,是对《波茨坦协定》和联合管制机制的严重侵犯;美英是在通过对德国统一力量的迫害并与西占区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合作的方式,终止执行四国对德分区占领政策。[9]在之后的两个月里,随着伦敦六国会议的召开,美英法三国与苏联在对德管制委员会内部讨论中的对抗情绪不断升级,驻德苏军对西方的政策在言语上展开了有条不紊的反击,这些行为与莫斯科的决策遥相呼应。
东西方矛盾的累积,终于在3月20日召开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第82次会议上集中爆发出来。会议中,西方军政官拒绝讨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三国政府就最近伦敦六国会议所联合发表的《布拉格声明》。对此,索科洛夫斯基表示,三个国家是德国的近邻且都遭受过希特勒的侵略,如果对它们的声明熟视无睹只能更多地表明英、法、美三国不将管制委员会看作是盟国对被占德国进行联合管制的机构组织,而仅仅是掩盖西方国家在西德地区采取单方面行动的屏障,这样的行为直接与和平国家的利益以及爱好和平的德国人所希望的和平统一、国家民主化的愿望背道而驰。[10]克莱则反驳说:“如果这样的屏障确实存在,也不是在美苏边界的西方一侧。”[11]随后,索科洛夫斯基在再三要求西方军政官通告《伦敦决议》的内容遭到拒绝后,声称:由于美、英、法占领当局不愿向管制委员会报告伦敦会议中所拟订的决议,也不愿意说明它们因伦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的片面决议所接到的指令或训令……证明管制委员会实际上不再是执行四国管理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西方三国在破坏并葬送管制委员会,在破坏对德管制委员会所缔结的协定。[12]在发表上述声明后,索科洛夫斯基及其随从便直接离开了会场,这等于宣告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无限期休会。
此后,东西方在柏林的对抗及其引发的紧张气氛逐渐升级。驻德苏军积极进行舆论造势,亲苏新闻媒体报道了大量的涉嫌谋杀、抢劫和非法边界贸易的行为并指出这些是由来自西占区的“罪犯、黑市交易者、间谍和破坏分子”所为。3月26日,驻柏林的苏军指挥官指责西方国家“容忍甚至是配合”非法的越界交通。不久,这位指挥官更是为苏联即将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暗示,他表示苏方“将不得不采取行动以保证苏占区的秩序和稳定,保护自身占领区内的居民免受颠覆和恐怖活动的伤害”。[13]与此同时柏林对外交通状况也迅速恶化,从3月中旬开始几乎每天都有苏联限制正常交通的情况出现。3月25日,索科洛夫斯基签署并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德国苏占区分界线的命令》,驻德苏军的交通局受命把美英法三国军队的客运交通运输量减少到最低程度。[14]两天后,苏方又颁布了《关于加强保护和控制柏林外部边界的命令》,强化对通过柏林外部边界的人员和货物往来的控制,旨在将西方三国军用货物运输减少到最低程度。[15]3月30日,即苏联代表团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10天后,驻德苏军副司令德拉特温同时向美英法三国驻德军政府发出了内容相同的公函,敦请三国注意驻德苏军将于4月1日开始实施为期10天的《关于对分界线以及对德国苏占区和西占区交通联系管理的补充规定》,即“第749号交通规则”。
苏军的新规则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从1948年4月1日起,所有美国军人、军政府雇员、美国公民及其家属在使用经过苏占区的“柏林—赫尔姆施泰特”高速公路时,必须在通过苏联设置的马利恩邦检查站以及位于诺沃沃斯以东两公里远的检查站时,出示他们的身份证明,该规定也适用于经过苏占区的铁路乘客。第二,运往西占区的西方货物在通过占领区分界线上的苏联检查站时,必须通过卸载的方式进行清查并提交由柏林苏军指挥部办公室签发的许可证或者由驻德苏军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签发的许可证,此规定也适用于从西占区进入苏占区的西方货物。第三,所有通过分界线检查站的旅客财产也必须经过站点工作人员的检查,但军事人员及其德国籍雇员的财产、受雇于美国驻德军机构的美国公民的财产,如果是存放于旅客列车或汽车上则不在检查范围内。[16]
德拉特温声称,这些新规定主要是针对占领区之间的交通运输量不断增长的情况,苏军只是认为需要更有组织的管理来维持秩序,需要增加控制措施确保货运的安全。他强调希望不要因此而流传任何谣言,在四国关系中播种下不信任的种子。[17]但苏军在整个四月初一直在不断施加新的限制。首先,他们在4月1日要求美国关闭位于柏林和海尔姆斯泰特之间高速公路上的唯一一家维修站,并撤走驻魏玛的美军通信兵站,英军也收到了从马格德堡撤离通信兵站的要求。其次,苏军在柏林城内也采取了一些所谓的交通安全措施,包括每天晚上9点到次日上午7点的交通管制。苏联的以上做法使城中谣言四起,甚至传言从4月15日开始柏林将被大量的苏联检查站所包围,许多街道将会禁止通行。[18]驻德军政府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在4月1日致电国务院:目前“只有连接柏林与英占区的高速公路没有受到干扰,但这只是时间问题,封锁造成的困境将不断加剧”[19]。这一预测在两天后得到了证实,苏联封锁了从汉堡和巴伐利亚到柏林的交通,西占区和西柏林之间的客运和货运陷于停顿。[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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