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对德国局势的估量
1948年4月1日，政治顾问墨菲曾在代表驻德军政府发给华盛顿的《有关德国局势的报告》中表示：“自从英美占领区合并以及最近伦敦会议有关合并西方三个占领区的会谈举行以来，克里姆林宫更加关注自身在德国的地位并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苏联限制柏林对外交通的目的之一，是通过威胁将筹建西德政府看作是对四国管制委员会的破坏，迫使西方终止合并西占区的行动;目的之二，是声称西方破坏四国管制委员会，将此作为强迫美英法三国从西柏林撤走驻军的重要借口，通过干涉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脆弱的交通联系肃清西柏林这个仍在铁幕以东的“反动中心”。墨菲进一步指出：“出于这样的目的，苏联将会努力增加西方留在柏林的‘不可能性’和‘无意义性’，如通过干涉西柏林与西方占领区之间脆弱的交通联系，采取分裂柏林城的更进一步的行动，打压东柏林的非共产主义政党等措施。同样，目前苏联的反西方宣传作用也非常重要，这种宣传运动声称西占区的难民工人、强盗和土匪将会入侵苏占区，暗示苏联将会为了保卫德国东北部的经济安全而采取强制措施，可能要适当地‘规范和控制’通过苏占区的连接柏林和西德地区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同时，苏联在最近的四国讨论中还提出了目前进入柏林的空中飞行走廊的问题。”墨菲认为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人也充分认识到西柏林的地位将变得脆弱，不论西方三国愿不愿意撤出柏林，柏林局势的发展都将对整个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形势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最后，墨菲表示苏联行动的第三个目的，是希望通过在德国内部的宣传攻势努力排挤西方大国，进而在“人民议会运动”及其“德国人民议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位于柏林的德国政府。[48]可见，美国驻德军政府已经意识到，伦敦会议的召开既是苏联代表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直接原因，也是其实现“或者阻止西德国家的建立或者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并在东德地区建立亲苏政权”目的的借口。
根据国际政治学家詹姆斯·鲁滨逊、查理斯·赫尔曼和吉尔伯特·温汉的共识：危机之所以形成，除了具有对应对方来说“作出反应的时间有限”、“有可能升级为军事冲突”的特点外，还必须是因为“其首要目标或基本价值受到威胁”。[49]那么对美国而言，“或者被迫停止建立独立的西德国家，或者离开西柏林”的要求，是否构成对自身首要目标和基本价值的威胁呢?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首先是经济上的考虑。自从实施对德分区占领以来，苏联在东德地区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措施试图确立亲苏政治势力的统治地位。苏联将该地区大量的大型工业企业并入苏联拥有所有权的公司，而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的产品则被作为战争赔偿的实物形式交付苏联。此外，苏联当局还通过建立共产党控制下的“德国经济委员会”等组织，服务于以自身方式重建东德经济的目标。[50]战后初期西占区的经济异常萧条，正如1946年底英国议会的一位保守党议员指出：毫不夸张地说当地的经济已经被完全粉碎了。[51]美英两国当年的官方联合调查报告也对西占区境内经济败落、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作了客观而详实的记录。[52]1947年5月，主管经济事务的美国副国务卿威廉·L.克莱顿从欧洲实地调查回来后声称：“现在看来，我们显然是低估了战争对欧洲经济的破坏程度……欧洲的局势正在恶化。”他还认为欧洲崩溃除了会可怕地牵涉到未来的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外，将给美国经济带来灾难性的直接影响，“如剩余产品市场的失去、失业、经济萧条和巨额战争债务所导致的严重的入不敷出，决不能允许这些情况发生”。他因此强调美国必须制订一个实质性的援助计划。[53]同时，美国前总统胡佛也在杜鲁门的授意下前往德国和奥地利考察后指出：“目前只有一种办法能复兴欧洲，这就是生产。”但他更强调：“整个欧洲经济是通过交换原料和制成品而同德国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把德国恢复到对欧洲的生产力有所贡献的程度，则欧洲的生产能力便不能得到恢复。”[54]乔治·凯南也认为“在谈论欧洲经济复兴的时候不重视德国的经济复兴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么两者兼得要么两者皆失”。[55]这些论断将德国经济的恢复与欧洲经济的复兴紧密联系提升了恢复德国经济的重要性，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些思想并将其融入马歇尔计划之中，进而明确了“改善德国经济状况及恢复其生产能力应该成为美国对德政策的首要目标”。[56]同年7月，在讨论实施马歇尔计划的欧洲16国经济会议上，美国批准将德国西占区纳入该计划的实施范围。但作为接受马歇尔计划的一个重要前提，西占区必须实现政令统一。因此，美国政府在7月发给军政官克莱的新指令中，提出要让德国的各州享有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并使德国的经济能自给自足。[57]
其次是政治上的考虑。驻德苏军在战后初期将一些在纳粹上台之前已加入共产党组织的德国人，以及战争期间在苏联接受共产主义培训的德国人派遣到柏林和整个苏占区开展活动;同时，苏军还着力建立共产党组织新领导人的培训机构，以及一系列共产党控制下的群众组织。从1946年初开始，苏联通过积极支持苏占区的共产党与部分社会民主党成员合并组建统一社会党、成立准军事组织——“人民警察组织”等方式，进一步加强自身在东德的政治影响力。进入1948年后，随着捷克斯洛伐克“二月事变”的发生，美国不得不重视可能因“事变”而对其他欧洲国家政局产生的连锁反应，为了应对不久很可能出现苏联势力进一步向西扩张的“可怕”情景，必须重新考虑在德国问题上的各种选择以及德国在欧洲防务中的作用。“二月事变”后，英国《经济学家》周刊发表长篇社论指出：对德国民心的争夺已不可避免——我们必须赢得民心，必须在德国重建一个拥有充分权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让它的工业能力不受阻碍地发展。否则实施西方民主的德国对当地人的吸引力就会比不上苏维埃的德国。[58]因此，以应对“二月事变”可能的负面影响为契机，建立西德政府成为事关美国国家利益的紧迫工作。
可见，合并西占区、建立统一的西德国家兼含了服务欧洲经济复兴计划和对抗苏联、遏制共产主义蔓延的双重使命，因此美国是绝对不会在该问题上让步的。马歇尔曾在2月20日伦敦会议预备会议召开当天给出席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长、驻英大使道格拉斯的电报中指出：苏联目前正按照类似于构建东欧卫星国的方针规划占领下的东德地区，该地区在政治上将被全面纳入极权主义格局，经济上正在逐步融入苏联指导下形成的东欧经济体系，因此西方除了尽快将西德的经济和政治完全与西欧接轨外没有其他可行的路径，否则西德总有一天会被纳入东欧的势力范围，这样的局面所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明显的。[59]
对于苏联试图将西方势力赶出柏林的要求，美国也不会答应。位于苏占区中心地域的西柏林犹如西方打入苏联阵营内部的一枚楔子，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它获取了价值较高的苏联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情报。同时，西柏林的存在也成为美国在苏占区腹地组织反苏力量、庇护反苏分子、攻击共产主义的有效阵地。更令美国难以割舍的是，长期的反苏努力也在逐步改变柏林内部的政治倾向，且不说1946年市政选举的胜利，单就四月封锁前后当地政治势力的反应就足以令他们欢欣鼓舞。在3月18日一次“反对苏占区召开所谓人民议会”的柏林大型群众集会上，当地众多政治团体的领导人纷纷针对东德的局势和捷克“二月事件”发表演讲攻击苏联、支持西方。社会民主党柏林地区主席弗兰兹·诺伊曼(Franz Neumann)抨击说：在苏占区的言论自由不被承认，自由人权被肆意践踏。前基督教商业联盟领导人雅各布·凯撒(Jakob Kaiser)则表示：如果极权主义在德国胜利，不但德国而且整个欧洲都将分裂，柏林是德国和欧洲的缩影，我们希望有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和欧洲。自由民主党柏林地区主席卡尔·休伯特(Karl Hubert)强调：爱好自由的人们不能向苏联妥协，柏林不能步布拉格的后尘。民选市长恩斯特·罗伊特(Ernst Reuter)指出：布拉格已落入苏联的魔爪，芬兰也正受到威胁，但柏林绝不是下一个，因为柏林人自古就有坚定的意志和信念。[60]在索科洛夫斯基退出管制委员会会议后，东西方在柏林市政机构内的对抗及由此引发的紧张气氛逐渐升级。对于驻柏林苏军指挥部要求“立即停止在柏林的反苏宣传”的指令，社会民主党主席奥托·苏尔(Otto Suhr)博士3月23日在柏林议会表示该指令并不可行，并强调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备检查本党籍市政议员的演讲稿件。[61]也许是受到了奥托态度的鼓励，一位名叫弗劳·莱伯(Frau Leber)的议员居然公然通过广播宣称：共产党要强加给柏林“和布拉格一样的命运”，并要求广大柏林人坚定(反苏)立场。[62]
柏林城中亲西方政治势力的态度，影响了美国领导人和官员对柏林价值的认识。他们普遍认为苏联的行动是进攻性的，是要把西方赶出西柏林;其行动还旨在迫使美国让步从而破坏后者作为“欧洲保护神”的信誉，并试图向公众说明：既然美国人维护不了西柏林的安全，那么西德、英国、法国以及美国在欧洲的其他盟友还能信赖美国吗?[63]以克莱为首的驻德美军更是认为，美国在柏林的存在源自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波茨坦协定》所赋予的权利，放弃这些权利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依然信奉独立、自主的政治理念，就不能让西柏林人再次陷入失去自由选举权的深渊”。克莱重申，“必须坚定地留在柏林，不仅仅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也不单单是为了鼓舞当地德国人的士气，是因为柏林危机是一场真正的欧洲危机，是对整个西欧的威胁，是对美国自身自由民主的挑战”。[64]他强调西方一旦放弃柏林将会促使当地德国人为了自身的安全而倒向苏联的怀抱，类似的情况将会很快扩散到整个欧洲，亲苏力量也将因此在欧陆的每一个角落得到加强。[65]此外克莱还表示：“如果我们在柏林失败，目前西欧各国经过不断努力建立起来的以民主对抗极权的信念以及彼此通过密切合作而结成的政治联盟也会随之消失，必须牢记放弃柏林就意味着在欧洲永远失去民主!”[66]
正是受到上述政策理念和价值观的驱使，在苏军10天交通限制期结束、柏林事态稍有平息的同时，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以及相关事宜再次被提上了美国对德政策的议事日程。但是，苏联在柏林实行交通限制与西方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直接相关，莫斯科决定采取行动有着清除铁幕背后的“非共产主义堡垒”的意图，而西方筹建西德政府的单边行动的确给了苏联实现这一意图的口实，所以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是一道“在筹建西德政府的同时如何判断柏林局势的发展方向以及怎样处理两者间微妙关系”的难题。
在第二阶段伦敦会议召开之前，美英法三国政府决定先由各自驻德军政府就继续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进行商议。4月9日，克莱、墨菲与代表政府前来西德访问的法国外交官古夫·德姆维尔(Couve de Murville)提前就此进行会谈，后者曾明确表示同意通过提前确立制宪会议的日期来加快建立西德政府的步伐。法国政府的态度与美国基本一致，因此对美国军政府来说主要任务是协调与英国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西方三国军政官非正式会谈中，英国军政官罗伯逊也坚持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在建立西德政府问题上采取更加迅速的行动。[67]其实早在1948年初，外交大臣厄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代表英国阐述的对德政策指导性原则中就明确表示：只有当德国人民被赋予更多的政治责任和新的货币改革实现后，德国的经济才能真正得以恢复。[68]罗伯逊的表态正是遵循着这样的政策路线。
在4月14日的法兰克福西方军政官正式会议上，法英两国军政官柯尼克和罗伯逊再次表示，“盟国管制委员会已经走到了尽头，余下的只是结束的方式和时间”，前者强调在履行建立德国政府的责任和义务的同时应该将分裂货币、解散盟国管制委员会等责任推到苏联一边。[69]三天后，罗伯逊更是在北莱茵—威斯特伐利亚州一次群众集会上表示，必须果断采取行动建立西德临时政府。他代表西方三国军政府向德国人宣布：“目前我们必须接受铁幕分割了德国这一事实，行动起来吧，德国的大部分处于铁幕的光明一侧，下决心把它建设好吧!另一部分国土总有一天会回到你们手中。”罗伯逊虽然没有点苏联的名，但却号召西德人支持西方文明、对付共同的敌人。他接着说：“你们要下决心反对那些嘴上讲民主、背后打棍子的先生们，他们会悄悄夺去你们德国人的自由……前途是美好的，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同是欧洲的一部分。”[70]罗伯逊和柯尼克的言论说明，英法与美国在筹建西德政府问题上一样立场坚定。
但针对苏联可能因西德政府的建立而在柏林采取的报复行动，三国之间却在采取怎样的应对举措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同样是在4月14日的军政官会议上，柯尼克还曾明确表示：“从一开始大多数法国人就在某种程度上不喜欢将柏林选做盟国管制委员会所在地，如果放弃柏林，他们也不会感到悲哀。”他进一步表达了法国在过去的日子里对柏林形势的一些担忧，他甚至建议与索科洛夫斯基进行一次非正式会谈，并在形式上将此作为一次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他认为这样有助于弄清楚苏联人的态度，通过对话可以更加清楚地展现出他们在对柏林交通问题的想法以及驻德苏军对未来柏林局势的态度。但柯尼克的以上建议遭到了克莱和罗伯逊的反对，后两人认为：“在第二阶段伦敦六国会议召开前，不是采取这一行动的良机，因为此举将会被苏联人看作是西方立场软弱的信号，会不利于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71]不过，罗伯逊也感到美英法三国离开柏林只是时间问题，甚至表示可能从6月份开始西方努力的重点就应该集中在筹建西德政府上。上述情况至少暗示，英法认为筹建西德国家可能招致苏联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报复行动，而一旦后者真的这样做，他们将会放弃柏林。
那么，美国内部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上述问题的呢?在4月上旬苏联为期10天的交通限制行将结束之际，华盛顿就已对此有所考虑。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在4月10日与克莱等军政府官员的电话会议上表示：除非苏联的政策发生某些发生改变，否则柏林的局势不会彻底改观。尽管如此，华盛顿决策层依然对苏联的下一步行动趋向拿捏不准，因此，布莱德雷询问克莱是否切身感受到了事态改变的可能性?如果没有的话，苏联人的限制措施是否会接踵而至并最终使西方无法坚守西柏林?是否需要准备进行武力威胁或发动战争以破除这些限制?不过，就连布莱德雷本人也怀疑美国民众是否为开始一场旨在坚守西柏林的战争作好了准备。所以，他还是希望克莱慎重考虑：目前应如何避免事态恶化?在筹建西德政府的同时，美国是否应主动宣布而不是在威胁下撤出柏林，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失去大国声誉?[72]
克莱首先否定了立即通过向莫斯科发出抗议的方式避免事态恶化的办法。他表示即便要采取此法，也应该是在对方排斥合法的协商且抗议行动得到英法配合的情况下，但他估计后一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因为目前两国的态度比较暧昧，极可能会屈服于苏联的压力，尤其是如果法国真的无法自主通过空运的方式供给他们在柏林的占领区，那么巴黎后退的可能性就更大。对于后一个疑问，克莱认为：“即便是必须撤退也应该在没有苏联最后通牒的情况下离开。”但他也怀疑“苏联人是否真的会通过阻止向西柏林人供应食品的方式迫使西方离开，因为此举会使他们疏远当地德国民众，除非莫斯科准备为超过两百万西柏林人提供食品”。基于上述考虑，克莱认为苏联人至少目前不会立即采取进一步的封锁措施，不过在秋末的丰收时节，他们在自己粮食充裕的情况下可能会这样做。[73]
克莱之所以如此回复，主要是由于他认为四月初苏联人在柏林的行动可能只是一种恐吓，不久的将来倒是可能会因为西占区单独的货币改革而引发一场真正的危机。他认为不应该屈服于对方的压力而撤离柏林，并表示：“就欧洲范围而言，我们已经失去了捷克斯洛伐克和芬兰，挪威也正在受到亲苏势力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逐渐缓慢地减少自身非军事人员并使用空运供给的方式坚守柏林，直到因苏方武力行动而被迫离开为止;仅仅通过建立独立的西德政府是无法挽救美国国家声誉的，因为丢失柏林将产生连锁反应，对手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西德，美国在那里的地位并不稳固。”克莱进一步强调：“如果我们坚持对苏遏制政策，即便是面对苏联的战争压力也要坚守西柏林，否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克莱断言：“未来欧洲民主的发展需要美国留在这里，直到被武力赶出去，这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英雄主义姿态!”[74]克莱的上述言论在清楚地传递苏联限制柏林交通真实目的的同时，还深刻地阐释了坚持驻留柏林对西方的必要性甚至是重大的政治意义。在他看来“国家的声誉至关重要”，在柏林问题上向苏联屈服可能意味着失去西德，甚至是导致欧洲的苏化。
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的态度更为坚定，他甚至认为完全没有必要顾及因筹建西德政府而引发盟国对德管制机制的瓦解以及苏联在柏林的报复性行动。首先，苏联已经迈出了瓦解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第一步，如果美国继续努力恢复和保持该组织的运转，会被苏方视做软弱的表现，苏联即使继续参加管制委员会会议，也只是将其当作强迫西方接受自身观点的场所;其次，苏联需要顾及自己在柏林人心目中的形象，因为西柏林230万人口的食品供应全赖从西占区进口，所以到目前为止苏联都没有完全切断这一路径。[75]
不过美国政府内部也有人认为，苏联对柏林的交通限制，根源于他们长期以来所谋划的将西方赶出柏林的目的。因此，对柏林问题的认识以及对局势恶化的应策考虑不能仅仅局限于对“筹建西德政府”因素的分析。为此，华盛顿决策层内的一派观点是，应该千方百计捍卫自己权利，包括使用武力，并提出了通过向莫斯科发送照会，通过声明西方在柏林占领区的权益以及捍卫这些权益的决心，来试探苏联是否将对柏林采取新的行动及其目的。[76]
当然，当时西方阵营内部也存在着一些极为偏激的想法。4月中旬，英国反对党领导人温斯顿·丘吉尔提出了一个更加好战的建议。他认为现在是时候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不将军队从柏林和东德地区撤至波兰边界，西方国家就“夷平他们的城市”。为了支持该观点，丘吉尔强调一旦苏联拥有了原子弹，那么爆发战争就是确定无疑的，只有在美国处于核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苏联人才会收手。[77]他认为西方不应安抚苏联人而应向其施加更大的压力，因为其领导人所能够理解国家间关系的话语体系中只有“武力”或“强权”，他们只懂得在压力下让步和屈服。[78]同时，丘吉尔也支持在西方控制的全球各港口，故意限制苏联远洋商船的通行，他甚至叫嚣“如果苏联要使用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这样的方式使他们感到懊恼”。[79]但美国驻英大使道格拉斯却将丘吉尔的上述设想描述为“将稻草绳当钢丝用”的做法，[80]他强调限制苏联商船航行的做法，非但对莫斯科不起什么作用而且十分危险。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同样不赞同前首相的言论，因为他非常清楚如果按照丘吉尔的思维撰写对苏照会，等于是在向莫斯科下“战书”。[81]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尽管可以对英国前领导人的言论嗤之以鼻，但对其现政府的意见却不能不认真对待，即便是态度强硬的克莱，也一再表达了在照会问题上得到英国政府理解和支持的重要性。[82]随着4月23日第二阶段伦敦会议会期的临近，克莱、墨菲、罗伯逊等西方驻德军政领导人，也纷纷齐聚伦敦参与有关德国问题的会议讨论，这给了美国在照会问题上与西方盟友协调意见的良机。
在4月27日的伦敦会议午餐会上，克莱、墨菲以及道格拉斯与英国副外长斯特朗、驻德军政官罗伯逊讨论了柏林问题。英国官员表示并不反对有关明确西方的立场和权利的陈述，但怀疑是否应该以正式的书面照会来表述，并反问为什么不选择通过在莫斯科的外交渠道进行口头陈述。[83]英国官员一再表示政府不会不合时宜地宣布自己在柏林的合法权利，并声称为了维护这样的权利而贸然使用武力更是错误的。[84]在此基础上，斯特朗对英国的立场做了详细的阐述。首先，如果苏联表明将以战争行动来反对美英等国，英国会参战。其次，如果苏联谋划令人愤怒的阴谋以及采取额外的旨在进一步限制西占区和西柏林联系的措施，英国将依据苏联的措施特征，准备使用武力保持和柏林的联系、准备使用战斗机护航的方式维护和柏林的空中交通联系，伦敦认为这不会引发战争，但需三思而后行。再者，英国虽不准备在任何情况下都公开明确自己的立场，但会为自己在柏林的合法地位而战斗。斯特朗的以上陈述意味着一旦苏联明显地表现出准备发动针对西方三国战争的迹象，英国肯定会参战，但他们可能不会为了保持自身在柏林的地位而主动发起对苏战争。[85]
美国代表团认为斯特朗等人的上述表态是非正式的，需要和贝文进一步沟通才能最终确定英国政府的态度。贝文在4月29日会见道格拉斯时表示，自己原则上不反对发出照会，但强调言辞不应太过强硬，并声称自己目前主要关心的是此举对苏联人的心理影响以及发出照会的时机选择。他表示，英国国防大臣和“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86]的主要官员将于本周在伦敦会面，如果向莫斯科送交照会的时间和会议日期一致，苏联政府就会错误地认为照会是在煽动东西方对抗。为此，他声明自己不得不从高于柏林局势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强调在向莫斯科发出照会之前，自己和国防部官员都需要清楚地看到美国对《布鲁塞尔条约》的支持。贝文最后还表示主张使用外交渠道进行口头照会。[87]
贝文上述言辞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在苏联对照会作出过激反应的情况下，西欧处于孤立无援、正面抗苏的危险境地。众所周知，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原本就是为了联合西欧国家有效地抵御苏联的安全威胁，美国尽管支持条约的缔结但却没有实质性加入，因此在条约签署后，作为真正发挥条约组织功能的关键，英法两国希望美国以实际行动支持西方的联合防御实践。尽管美国政府在与西欧国家的相关谈判中肯定了自己对欧洲安全所负有的责任，并出台了主张与西欧结盟、对其提供安全保障的《五角大楼文件》，但该《文件》一经问世便遭到了包括国会和国内民众在内的各方压力，因为其主旨是在外交领域恪守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政治和社会舆论所无法容忍的。[88]美国国内各方对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长时间的讨论，这使得贝文希望尽快获得华盛顿对《布鲁塞尔条约》实质性支持的愿望并没能实现。最终在缺少英国支持的情况下，照会苏联的建议“胎死腹中”。
但华盛顿在柏林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没有丝毫的动摇，马歇尔和洛维特依然在4月30日对外公开宣布：美国打算留在柏林，不惜以武力对抗武力。[89]出于维护美英关系的考虑，伦敦也主动与华盛顿保持立场的接近，贝文在同一天由驻美大使福兰克斯(Franks)转交给马歇尔的备忘录中表示，英国政府依然“对苏联在柏林和维也纳采取的侵略性政策给予特别关注”。对此，马歇尔在5月10日的回复中表示赞赏并认为这有助于莫斯科理解西方留在柏林的决心。[90]
在美国政府内部以及美英之间，针对“筹建西德政府可能对柏林局势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和预测时，柏林当地的东西方关系却是暗流涌动。4月29日，美国驻德军政府助理政治顾问切斯致电国务院，列举了在当天举行的第17次四国柏林军事副指挥官会议上的一些反常现象。首先，副指挥官们就议程问题争论了近一个小时;其次，当天会后苏军副指挥官史无前例地拒绝与美军副指挥官握手;再者，苏军副指挥官史无前例地在听取西方同行陈述时不做笔记，似乎苏联人已经放弃聆听和讨论所有由同行提出的问题;最后，美苏两军副指挥官在会上发生了激烈争吵，后者甚至用“你的神经系统正在走向崩溃”的话语对前者进行人身攻击。切斯由此感到苏联人正有意制造混乱局面，试图瓦解柏林城防司令部并将责任推给西方。[91]
切斯的言语并非杞人忧天，中央情报局在4月28日向白宫提交的《有关苏联将来可能在德国采取行动的报告》变相论证了这位军政府助理政治顾问的感受。报告指出：伦敦六国会议的再度召开以及西方决定将西德列入欧洲复兴计划范畴，将使克里姆林宫认识到，对美英联合占领区的经济活动进行干涉几乎成为泡影，苏联因此倡议在东德召开人民委员会会议，这将在继续瓦解四国共管体制的基础上组织一个国家政权性质的管理机构，并将宣称该机构拥有对整个德国的统治权。为此，苏联人会试图使盟国管制委员会失去信用。无论何时，只要苏联认为东德新政府是足够忠诚的或是完全成为其控制下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卫星国，莫斯科就会使四国共管体制失效，而西方在西德的活动就容易被指责为分裂德国。苏联会承认东德政权并通过协定的方式继续保持苏军在东德的驻扎，同时建立一支东德军队并完善其国家警察体系。之后，苏联和东德政府会发起一场德国统一和独立运动，试图赢得西德多数民众的皈依，以此削弱西德和西方的合作并破坏西方大国推行民主制度的计划。
报告认为：美英法三国势力在西柏林的存在，增加了苏联在东德地区建立傀儡政权的难度，因为西柏林实际上成了反苏人员的庇护所，所以苏联将尽快迫使三国撤出该地，通过阻碍交通的方式切断西柏林和西德美英占领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令西柏林在与一百多英里外的西德地区隔绝的情况下无法立足;同时，一个受苏联支持的东德临时政府会尽一切可能控制东柏林，并尝试通过不断宣传或直接干涉西柏林公共管理的方式，迫使西方势力撤出该城市;此外，苏联还会通过声称盟国管制委员会失去作用等方式来支持建立东德“傀儡政府”的计划，并寻求将责任归咎于西方。该报告最后指出：苏联最终会在迫使西方离开柏林以及巩固对东德控制的基础上，将自身影响力扩大到西德地区;苏方最近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以及破坏西方进出柏林交通的行为，表明上述计划正在逐步付诸实施，尽管这些行动蕴涵着战争风险，但其本身并没有包括引发军事冲突的设想。[92]
与此同时，伦敦六国会议关于筹建西德政府的讨论也进展顺利，但由此而摆在美英等国面前的又一个问题是：当相关决议形成后苏联会迅速做出怎样的反应?西方是否要据此而做出某些让步?对此，国务院并没有更多地顾及中央情报局的上述评论和预测，他们认为应该坚决执行决议不能退缩，不必顾虑自己的行为是在挑衅苏联人，因为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遏制对方。[93]事实上，华盛顿乃至伦敦和巴黎最高决策层也都是这样做的，但结果却证实了中情局的判断。
【注释】
[1]六国在初步联合公报中指出：对于外长会议在达成四国协议问题上连续不断的失败给德国造成的局面，如果继续听任其发展，将会给西欧带来越来越多的不幸。因此，必须解决这些因德国的局势发展而出现的紧迫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与会各国认为必须确保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经济的复兴，并为使民主的德国加入由自由人民组成的国际社会奠定基础。同时，延误实现上述目标的想法是不再被接受的，因为达成四国协议最终是没有出路的。参见Germany 1947－1949：The Story in Documents，Department of State Publication 3556，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Washington，1950，p.75.
[2]FRUS，1948，Vol.2，pp.345－354.
[3]相关说法参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4]苏、美、英、法在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8，оп.11，п.70，д.17，л.436。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5]苏、美、英、法在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8，оп.11，п.70，д.17，л.436。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6]苏、美、英、法在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48，оп.11，п.70，д.17，л.437。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7]苏、美、英、法在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48，оп.11，п.70，д.17，л.437。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8]参见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9]FRUS，1948，Vol.2，pp.867－868.
[10]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55.
[11]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p.355－356.
[12]FRUS，1948，Vol.2，pp.883－884.
[13]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London：Allan Wingate，1959，p.27.
[14]苏、美、英、法在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8，оп.11，п.70，д.17，л.439。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15]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180页。
[16]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00－604.
[17]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600.
[18]FRUS，1948，Vol.2，p.888.
[19]FRUS，1948，Vol.2，p.888.
[20]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180页。
[21]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72.
[22]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239.
[23]［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04页。
[24]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110－111.
[25]［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施旅译：《马歇尔传(1945—1959)》，第304页。
[26]FRUS，1948，Vol.2，pp.878－879.
[27]FRUS，1948，Vol.2，pp.878－879.
[28]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568－569.
[29]即克莱、威克斯和朱可夫。
[3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33－34.
[31]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p.25.
[32]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33－34.
[33]Daniel J.Nelson，Wartime Origins of the Berlin Dilemma，p.121.
[34]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15.又见［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120页注解2。
[35]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p.25－26.
[36]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26.
[37]Daniel J.Nelson，Wartime Origins of the Berlin Dilemma，pp.133－134.
[38]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604.
[3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611.
[40]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00－604.
[41]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New York：Viking，1951，p.408.
[42]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408.
[43]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04－607.
[44]Richard Collier，Bridge Across the Sky：The Berlin Blockade and Airlift 1948－1949，Macmillan London Limited，1978，p.20.
[45]FRUS，1948，Vol.2，p.888
[46]Richard Collier，Bridge Across the Sky，pp.20－21.
[47]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21.
[48]FRUS，1948，Vol.2，pp.885－886.
[49]［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第630页。
[5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8－9.
[51]London Times，December 24，1946.
[52]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0.
[53]［英］理查德·克罗卡特著，王振西主译：《50年战争》，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54]《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之第四分册(194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15—316页。
[55]Roger G.Miller，To Save a City：The Berlin Airlift 1948－1949，p.16.
[56]《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之第四分册(1948年)，第315—316页。
[57]汤季芳：《冷战的起源与战后欧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
[58]［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范益世译：《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27页。
[59]FRUS，1948，Vol.2，pp.71－72.
[6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86.
[61]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pp.26－27.
[62]Max Charles，Berlin Blockade，p.27.
[63]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6页。
[64]Lucius D.Clay，“Berlin，”Foreign Affairs，Vol.41，No.1，October 1962.
[65]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New York，1950，p.358.
[66]Lucius D.Clay，“Berlin，”Foreign Affairs，Vol.41，No.1，October 1962.
[67]FRUS，1948，Vol.2，pp.175－176.
[68]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514.
[69]FRUS，1948，Vol.2，p.893.
[70]［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的崛起》，第128页。
[71]FRUS，1948，Vol.2，pp.893－894.
[72]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21－625.
[73]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21－625.
[74]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621－625.
[75]FRUS，1948，Vol.2，pp.892－893.
[76]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p.138－139.
[77]Mark Arnold-Forster，The Siege of Berlin，p.37.
[78]FRUS，1948，Vol.2，p.895.
[79]Mark Arnold-Forster，The Siege of Berlin，p.37.
[80]Mark Arnold-Forster，The Siege of Berlin，p.37.
[81]Mark Arnold-Forster，The Siege of Berlin，p.37.
[82]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630.
[83]FRUS，1948，Vol.2，pp.899－900.或参见［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08页。
[84]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p.140－141.
[85]FRUS，1948，Vol.2，pp.899－900.或参见［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08页。
[86]1948年3月17日，英国、法国与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在布鲁塞尔签署《布鲁塞尔条约》。
[87]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p.142.
[88]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页。
[89]［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08页。
[90]FRUS，1948，Vol.2，p.902.
[91]FRUS，1948，Vol.2，pp.900－902.
[92]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简称DNSA“数字化国家安全档案”，ORE 29－48，藏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新闻文化处。
[93]FRUS，1948，Vol.2，p.238.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