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苏联对西占区货币改革的反击与危机的爆发
苏联在1948年4月初对西柏林交通采取有限封锁，原本是为了警告美、英、法三国，希望他们在单独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上有所收敛，但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被激怒的苏联人于6月底再次针对西柏林的对外交通采取了更为坚决的限制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是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的深层次原因。不过，东西方在就筹建西德政府问题发生矛盾分歧的过程中，围绕西占区货币改革的冲突却成了直接导致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
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军政官通知驻德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货币改革将在德国西占区生效，但不会在柏林地区推行。[16]同时，三国军政官为了避免过多刺激苏联，也表示目前东西方占领区之间的相关贸易协议将继续执行，并指出今后依然有可能实现全德境内货币统一。[17]货币改革引起了苏联的强烈反应，索科洛夫斯基在次日以发表《对全体德国人公告》的形式对此进行了强烈抨击。他认为美英法单方面的货币改革完全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是对《波茨坦协定》的公然破坏，其目的是为了分裂德国并在经济上使西德地区成为西方的附庸。他同时强调苏联长期致力于维护德国的统一，相反西方三国却通过建立“双占区”和“三占区”的方式不断分裂德国，最近西占区进行的货币改革更是严重扰乱了德国各占领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公告最后宣布：为了保护苏占区和大柏林地区德国人的利益，避免西方单方面货币改革对这些地区经济生活的扰乱，驻德苏军不允许西占区占领当局发行的新货币在苏占区和位于苏占区中心、经济上从属于苏占区一部分的大柏林地区流通，在上述地区接受西占区的新货币作为支付工具的做法，将被视作意图暗中破坏经济的罪行而受到惩罚。[18]
对此，美国驻德军政府迅速作出反应。克莱向新闻界谴责了索科洛夫斯基对货币改革的评论，并重申柏林是一个国际城市。对于安抚因苏军的公报“将柏林视为苏占区一部分”而造成的柏林当地人内心的恐慌情绪来说，克莱的声明并没有多大效果。柏林街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在遇见美国人时都要停下来询问：“索科洛夫斯基的言论是否是真的?”[19]
在驻德苏军发表《对全体德国人公告》的当天晚上，柏林市议会召开会议听取代理市长路易斯·施罗德(Louise Schroeder)对局势的陈述。她对四国无法就全德货币改革达成一致表示遗憾，但也再次向人们保证市政府的职能将继续得以履行，并表示要直接向占领国申请保持柏林城的四国联合管制状况。施罗德的陈述得到了在市议会中占多数的亲西方人士的赞同，但却遭到了议会中亲苏的统一社会党人的强烈反对。反对者认为在西占区进行货币改革完全是在分裂德国，认为市政府现在应该“注意这样做的政治后果”，并要求其采取措施尽可能密切柏林与苏占区的经济联系。[20]
其实，统一社会党人的反应是与当时苏联的一系列计划和安排密切相联的。早在19日市议会召开前夕，身为该党成员的一位市政府官员在与同事的谈话中就直截了当地指出：“苏联已经将柏林归于自己的保护下，让四国管制见鬼去吧。”[21]同一天，德国苏占区中央金融机构负责人也表示“苏占区货币改革将在未来几天进行”。次日，索科洛夫斯基在给美英法三国军政官的回信中重申西方货币改革是分裂德国的行为，并强调此举迫使他不得不采取紧急和必要的措施保卫苏占区。[22]索科洛夫斯基在信中重点指出了柏林货币问题，他认为“如果在柏林使用两种不同的货币，不但是对经济上实际属于苏占区一部分的大柏林地区的经济和货币流通的破坏，也是对整个苏占区经济的暗中破坏”，这是苏联所无法接受的。[23]种种言论和迹象都在清楚地表明：苏联在德国东部自己的占领区内也在筹划一次货币改革。
事实的确如此。早在美英等国酝酿西占区货币改革时，苏联就预料到了西方的举动。为此，莫斯科同意驻德苏军印制德国苏占区新货币，部长会议在1948年5月7日责成莫斯科国家造币厂在1948年7月1日前印制总值50亿马克的4亿张德国新货币。[24]。5月18日，苏联政府通过《关于在德国苏占区实行货币改革的决定》，指令驻德苏军于西占区单独进行货币改革时，立即在苏占区采取同样的行动，并要求苏军全力争取在整个柏林地区发行苏占区新马克。因此，随着西方三国在6月18日宣布实施西占区货币改革，苏占区德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海因里希·劳(Heinrich Rau)也迅速在3天后(6月21日)宣称，自己已经向索科洛夫斯基提交了一个同样在东德和柏林进行货币改革的计划，并确信该计划将很快获得批准。海因里希提出的计划规定：在统一社会党或苏联当局控制下的企业、共产党主导的社会团体以及上述组织中的个人可以按照1∶1的比例将手中的旧马克兑换成新马克。普通公民将以低于以上比例的方式兑换货币，而私人企业将能够获得足够的货币以满足短期的消费需要。但基金根本不会为“奸商”、“法西斯分子”、从事黑市贸易活动的人以及为纳粹生产过大量战争物资的人进行货币兑换。实际上，这意味着任何一个不受苏联方面或当地共产党批准的人都将被剥夺货币持有权。[25]
驻德苏军的公告和索科洛夫斯基的回信，在将西占区货币改革定性为“分裂德国的活动”的同时，更透露出其对柏林地位的认识——它是苏占区的一部分。于是，由货币改革所引发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对西方三国在柏林地位的一系列疑问：西柏林的地位如何?美英法三国是否有权力以及以怎样的身份留驻柏林?他们在柏林拥有哪些权利?这些权利如何实现?而在这些疑问当中，对西方来说最紧迫的是如何处理柏林的货币问题。
其实，在第二阶段伦敦会议召开的同时，美英法三国已经开始考虑在实施西占区货币改革的时候，如何处理柏林这一特殊地区的货币问题。英国军政官罗伯逊在4月12日的西方占领国军政官的内部会议上提议，在讨论于西占区货币改革的同时关注在西柏林使用一种特殊货币的可能性。该议案尽管得到克莱的响应，但金融专家们认为西柏林情况特殊，在地理位置上处于苏占区中心，所以单独发行新货币并不可行。因此，在听取专家的意见后，罗伯逊的议案只被归为非正式建议而没有形成任何最终决议。[26]
与此同时，华盛顿也在密切关注该问题。陆军部在4月28日致电克莱：“最好在柏林保持货币的统一，但如果苏占区改革货币，东马克将在东柏林实际取代帝国马克。”陆军部认为：“出于国家声誉和主权的考虑，在苏占区货币改革时，驻德军政府应同苏方就统一柏林的货币达成协议，关键是对柏林货币进行四国联合管制，使我们对使用和流通的东马克拥有一定的监控权，否则，即便是苏联答应为西柏林提供充足的货币供给和银行信贷，在全柏林流通东马克从政治上说也是不可接受的。”陆军部还表示，如果无法达成上述协议，就应准备将西马克引入柏林，建议对在西柏林使用的西马克进行穿孔标识，以区别于在西占区使用的西马克，发行该种马克可以在苏联引进东马克的同时展开，也可以紧接着苏联行动之后。陆军部强调，不论苏联人在东柏林对穿孔西马克的流通采取怎样的破坏行动，西柏林都应该以非官方方式允许东西方两种马克同时流通，虽然此举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但却可以方便西柏林人的日常生活。陆军部相信维持柏林工业和商业统一十分重要，除非通货膨胀变得非常严重。[27]对此，克莱在5月2日的复电中乐观地表示：“一旦柏林出现两种不同货币并存的局面，也不必担心通货膨胀的影响。”他强调：“由于东西德实际经济实力和潜力的差距，只要在流通中不确定官方的兑换比率，只要西马克在西柏林是合法的货币，即便在柏林及其周边的苏占区出现囤积西马克的趋势，也都将有助于抗击任何通货膨胀的影响;反而是一旦太多的东马克进入西柏林，自由的货币兑换率会自动减少该马克的价值。因此，只要我们的食品供应可以源源不断地进入柏林，那么不论该地区的货币如何流通都不会出现对西方不利的情况。”[28]
就在柏林政局日趋动荡之时，苏联也正在酝酿和逐步实施对柏林交通的全面封锁。苏军政治顾问谢苗诺夫在6月11日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表示，“根据已制定的有关限制交通的计划，正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他希望这些限制措施会使得西方在柏林更加威风扫地。[29]苏联之所以继续效仿4月初采取的类似做法，显然是因为这样做有助于实现自己将西方赶出柏林的目的。在四月封锁结束后，谢苗诺夫和副总司令德拉特温分别在4月17日给外长莫洛托夫和军事部长布尔加宁的报告中，都谈到了实施限制柏林和苏占区与西欧交通措施的情况。他们表示：“管制措施严重地打击了美国人和英国人在德国民众中的威信，德国居民认为他们‘在俄国人面前退却了’，这证明了俄国的力量。”报告还指出：“克莱建立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空中桥梁’的尝试并不成功，因为美国人也承认此举代价昂贵。”报告建议加强对西方的压力，从柏林运往西占区的货物要有苏联驻德军事当局的货物运输许可证，对运往西占区的邮件实行新的检查规则，并以保障飞行安全为借口准备限制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航空。[30]
从18日晚美英法三国宣布货币改革开始，驻德苏军迅速暂停了柏林城内各国占领区之间的客运交通并阻断了所有的公路运输，并要求对西方军用列车也进行检查。[31]美国军政府认为，通过这些措施保护苏占区免受大量旧货币涌入而造成危害的做法是不合理的，因此作为报复，克莱表示可能考虑禁止煤运列车从西占区进入柏林和苏占区。英国军政官罗伯逊在6月19日早晨和克莱通电话，建议对于苏联采取的新交通规定立即予以强烈的抗议，但克莱认为：“目前的局势走向尚不明了，抗议是需要的但最好让事态再发展几天，以便有机会认清柏林局势的具体发展方向。”[32]
为了尽快认清事态走向并试探苏联的行动决心，克莱在6月20日命令一列美国军队的货运列车驶出德国美占区，通过从赫尔姆施泰特到柏林的特别授权通行的走廊进入柏林。当天傍晚5点钟，该列车在位于马利恩州(Marienborn)的苏联检查站被阻。当火车上的美国负责人试图强行闯关时，苏方移走了火车的铁轨和其他机械设备。当晚，美军驻柏林指挥官和苏联同行会谈，要求他们允许西方火车通过。但苏方却回答：类似的措施是为了防止西占区货币通过非法渠道进入苏占区，如果美国同意列车上的货物和人员接受检查，列车将被允许继续开行。[33]美方拒绝了苏联的要求，列车只得退回美占区。
在试图以非军事方式强行进入柏林无果后，克莱在次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指出：“对于最近苏联采取的限制柏林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措施，政府完全有必要通过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他表示：“苏联政府的托词肯定会是‘为了阻止西方货币流入柏林’，因此还必须准备应对其对我们军用交通的限制。在英国不加入抗议行列的情况下，我们的抗议很可能会受到莫斯科的抵制。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更多的限制措施逐渐增加的时候在官方抗议上无所作为，尽管不能指望抗议一定能够改变现实，但采取这样的行动的确是必要的。”[34]对于克莱的要求，陆军部表示：“现在不是将照会交给苏联政府的合适时机，尤其是在目前没有得到英法支持的情况下，我们的单边行动很容易招致苏联政府的抵制和反驳。此外，这样做也将向莫斯科暴露出西方内部缺乏团结的软肋。国务院和陆军部正在结合苏联的整体政策，对柏林局势的恶化进行对策商讨，这些对策将在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华沙会谈后更加清晰、明确。”[35]
与陆军部的立场相比，国务院的态度似乎更为积极。它要求驻外大使与英、法两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获取他们对柏林局势的评论、解释和信息。同时，国务卿马歇尔还认为，“事态的发展给了我们机会采取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他认为应该努力澄清苏联目前的战略计划，以此向世人揭示：苏联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对柏林人不利的措施来削弱柏林市政机构的权力;采取通过切断超过250万德国人的物资供应渠道来达到自己扩张主义目的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此外，马歇尔要求向德国人特别强调西方占领国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自西占区供应柏林的物资正待发往柏林，而苏联人却以通过封锁交通的方式阻碍西方的货运工作。他表示利用宣传工具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因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国家指责所造成负面效应，要使柏林人确切地知道谁应该毫无疑问地为目前的严峻局势负责。[36]
马歇尔等国务院官员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是由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除了西德新政府问题和货币问题交织在一起外，美国在这几个月间还面对着另一个和苏联相关的新问题，正如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8年初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苏联人“正在进行一场主要反对美国的宣传运动”，使用“心理、政治、经济措施暗中破坏所有国家的非共产主义事物”。实际上，美国仅仅是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背后站在国际舞台上，而允许苏联人向自己出拳。苏联行为的目的“不仅仅是暗中破坏美国的声誉，而且还要混乱和分裂世界舆论”，使自己不再被反对。此外，设置卫星国、建立国家性共产主义政党、扩充受共产党影响支配的组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努力的目标，但在苏联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世界上却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正在援助其他国家，因为在华盛顿尚无人负责向全世界宣布这样的消息。[37]可见，美国的政府决策层已经开始认识到，与苏联的对抗不仅是一场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更是一次事关国家声誉和威望的角力。
为了阻止因货币改革而导致柏林紧张事态的升级，美英法三国军政官向驻德苏军建议召开四国经济和金融专家会议讨论柏林的货币和贸易问题。在得到索科洛夫斯基的同意后，专家会议于6月22日在盟国联合管制总部举行。[38]苏联的立场很明确：未来的柏林只能有一种货币，该货币必须和苏占区货币一致。美国专家却表示绝不认同该立场并强调：四国在柏林的共同主权需要对货币进行联合管制，货币必须是区别于东西方占领区的特殊货币。[39]直到晚上10点会议临近结束时，四国专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恰在此时出现一个“小插曲”，一位西方国家的翻译[40]听见一个苏联传信人员进入会场，低声告诉苏联专家，在东德和柏林进行货币改革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使西方不禁怀疑苏联参加这次货币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为完善自身的货币改革计划赢得时间。[41]
会场之外发生的相关事情也似乎印证了这种怀疑。在会议进行的同时，驻德苏军签署了在包括柏林在内的苏占区进行货币改革的命令。当晚9点钟，苏方将代理市长施罗德等市政官员召至市政大厅，将驻德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签署的第111号命令以及东德经济委员会的命令交给他们，[42]要求柏林市政府执行苏军命令，在当地发行和流通苏占区的东马克。同时，西方三国驻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也都各自收到了来自索科洛夫斯基的信函，苏方在信函中告知了苏占区货币改革的消息，并希望三国不要为东马克在西柏林的发行和流通设置障碍。以上一系列文告和书信显然是苏联精心准备的，联系苏方在当天专家会议上的表现，美方不但猜测苏联的参会目的是“为准备他们的货币改革计划赢得时间”，更怀疑后者的动机是在有意造成协商不成的表象，为随后他们自己在苏占区和柏林的货币改革寻找借口，并将由此而导致合作破裂的责任和过错推给西方。
对于苏联的行动，美英等国迅速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克莱和罗伯逊在6月23日早晨回信索科洛夫斯基，强调柏林城防司令部会议是被授权处理柏林货币改革问题的合法机构，并强调由于无法和苏联达成一致，因此将在柏林发行和使用西马克。同时，回信表示由于苏联在柏林的货币改革将在6月24日生效，因此西方在柏林引入西马克的计划也将提前在今天的某个时候，通过广播向公众宣布并将在次日(6月25日)生效。[43]由于在6月16日的柏林四国城防司令部会议上，驻柏林苏军代表中途退会使得对柏林的联合管制陷于瓦解，因此驻柏林美军指挥官弗兰克·豪利立即在23日中午命令市政府不要在柏林美占区执行苏联的命令。作为配合，驻柏林的英法两军指挥官也向市政府发出了类似的命令。随后，西方三国正式通知市政府将在西柏林流通西马克，并于当晚7点通过广播正式对外宣布。[44]
西方的指令实际上将一个难题抛给了柏林市议会：如果屈从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西方货币改革将在柏林遭遇严重挫折，苏联将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如果议会在冲突中公开支持西方，就可能引发苏联直接的军事干涉。对此，市政府主张议会通过《关于四国地位的正式声明》。声明的立场是：两种货币并行流通，管理和以往一样，并强调此举并不意味着市政府正式否定了索科洛夫斯基的要求，也不意味着拒绝与西德合并。[45]23日下午，市议会在柏林苏占区开会讨论是否批准政府的决议。但在开会前，议员们却经历了一场亲苏人员精心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不但拥挤在会场外的大街上，还冲进了市政会议厅内的走廊。负责警卫的苏占区警察对抗议人群的无礼行为视而不见，对议会成员们安全保护的要求置若罔闻，会议的召开也因此被推迟了两个小时。该事件归根结底是苏联向市政当局的一次示威，其目的不是要阻止议会的运行而是要其支持索科洛夫斯基的指示。在随后的议会会议上，统一社会党对市政府的《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并威胁冻结由苏联控制下的银行单独掌管的所有柏林账目和社会保险基金。然而，议会最终还是以多数票批准了市政府的《声明》。当议员们走出会议厅时，亲西方的议员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遭到了大街上示威人员的攻击，而这些攻击则是在警察的默许下发生的。[46]
6月23日下午柏林市议会批准市政府的《声明》极大地激怒了苏联方面，当晚苏军切断了所有从苏占区向西占区提供电力的线路。24日早上，他们又以技术原因为由，宣布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铁路交通将“长时间”关闭，同时还下令封闭了所有从外地通往西柏林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并要求苏占区停止向西柏林供应食品、用水和煤炭等物资。自此对西柏林对外交通联系的封锁完全形成，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
【注释】
[1]［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11页。
[2]［英］迈克尔·鲍尔弗、约翰·梅尔著：《四国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管制1945—1946年》，第12页。
[3]Edward N.Peterson，The American Occupation of Germany Retreat to Victory，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7，p.122.
[4]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156.
[5]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57.
[6]苏、美、英、法从波茨坦会议到两个德国形成期间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8，оп.11，п.70，д.17，л.433。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7]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8，оп.11，п.70，д.17，л.433。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8]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7年12月10日，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4，д.789，л.1—2。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9]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63.
[10]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163.
[11]［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徐先麟等译：《国际事务概览》，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页注解5。
[12]吴友法：《德国现当代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13]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14.
[14]详见FRUS，1948，Vol.2，pp.317－338.
[15]Roger H.Wells，“The German Problem in 1948，”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Vol.2，No.2(June 1949)，pp.208－216.
[16]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63.
[17]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63.
[18]公告全文详见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Question(Vol.1)，Moscow：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1948，pp.21－24.
[19]Michael D.Haydock，City under Siege，p.136.
[2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92.又见Michael D.Haydock，City under Siege，p.136.
[21]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92.
[22]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63.
[23]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Question(Vol.1)，Moscow：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1948，pp.25－27.
[24]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32页，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25]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93.
[26]FRUS，1948，Vol.2，pp.891－892.
[27]FRUS，1948，Vol.2，pp.897－899.
[28]FRUS，1948，Vol.2，pp.903－904.
[29]苏、美、英、法对德问题上的相互关系……，概述第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48，оп.11，п.70，д.17，л.451。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30]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4，卷宗789，页码24～25，28。转引自М.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1949 годы：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3.
[31]FRUS，1948，Vol.2，p.910.
[32]FRUS，1948，Vol.2，pp.910－911.
[33]FRUS，1948，Vol.2，pp.911－912.
[34]FRUS，1948，Vol.2，p.916.
[35]FRUS，1948，Vol.2，p.916.
[36]FRUS，1948，Vol.2，p.911.
[37]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p.161－162.
[38]FRUS，1948，Vol.2，pp.912－914.
[39]FRUS，1948，Vol.2，pp.912－914.
[40]一说是美国代表贝内特(Bennett)，因为他的座位离苏联代表比较近。参见Michael D.Haydock，City under siege，p.138.
[41]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94.又见Michael D.Haydock，City under siege，p.138.
[42]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94.又见Michael D.Haydock，City under Siege，pp.137－138.
[43]FRUS，1948，Vol.2，pp.912－914.
[44]FRUS，1948，Vol.2，pp.914－915.
[45]Philip Windsor，City on Leave：A History of Berlin 1945－1962，London，1963，p.105.
[46]FRUS，1948，Vol.2，pp.914－915.又见Philip Windsor，City on Leave，pp.105－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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