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驻德军政府的反应

二、美国驻德军政府的反应

在苏联宣布对西柏林对外水陆交通进行全面封锁后，美英也对苏占区采取了相应的反封锁措施，英国于6月24日中断了运往苏占区的煤炭和钢铁等物资^[13];25日，双占区经济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并对取道柏林美占区来往于东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苏联人故意刁难以示报复。^[14]与此同时，美国军政官克莱于24日早晨和远在西占区威斯巴登美国驻欧洲空军总部的柯蒂斯·李梅将军通电话，要求后者集中包括整个C—47运输机编队在内的、所有可以使用的运输机，大规模地向柏林运输煤炭、食品等生活必需品。^[15]在此需要特别提出的是，有学者认为，用空运方式为西柏林居民而不仅仅是为当地西方驻军提供物资供给的想法，最初是来源于一位名叫韦特英国皇家空军军官，正是他首先倡议以及肯定此举切实可行，并在成功地说服了英国军政官罗伯逊后，两人一同向克莱提出这一要求，才使大规模空运行动得以成行。^[16]不过，这种观点仅仅是事后出自罗伯逊本人的口述，并没有其他更加确实的证据加以佐证。

几乎与启动空运的工作同步，美国驻德军政府一边向华盛顿报告柏林危机事态，一边召开内部紧急会议商讨如何应对危机。在24日晚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一部分官员认为，苏联人是在吓唬西方三国，他们会在武力面前退却的;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唯一明智的做法是立即制订从柏林撤退的计划。参加会议的军政府政治顾问墨菲所持的是前一种立场，他甚至在会议上激动地表示：“美国不能屈服!”^[17]墨菲之所以如此强硬，很大程度是因为他在前一天与索科洛夫斯基的亲信——驻德苏军联络官维瑞诺夫上校的谈话中获悉：苏方并不感到东西方最近在德国的行动是危险的，也不认为目前的事态好似“在很薄的冰面上滑冰”，但认为应该减少因双方在柏林的接触所造成的摩擦。这位上校暗示苏联不倾向于用武力解决问题，而是希望西方可以通过主动撤出柏林的方式来缓和局势。^[18]在墨菲看来，通过放弃柏林来换取解除交通封锁的要求显然是不可接受的，而苏联当局不倾向使用武力的暗示则更给了他坚持强硬立场的理由。与墨菲看法类似的还有军政府官员罗伯特·沃尔什少将，他同样认为：“尽管苏联人正在建立起巨大的前沿地带，但该地带是脆弱的，如果我们和苏联人针锋相对，他们就会投降屈服。”但“撤退论”的支持者们强调，来自陆军部和国务院的支持不冷不热，并指出这两个部门态度暧昧的理由包括德国乃至欧洲境内的军事力量十分有限，防守柏林的物质条件上存在相当的困难，苏联坚持使欧洲共产主义化的坚定信念，以及苏联会发动全面的战争可能性等一系列无法规避的难题。双方各执一词的争执使会议最后没有达成任何共识，并由此将军政府内部形成统一立场的最后决定权交到了克莱的手中。^[19]

作为军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克莱当时认为应对危机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案：(1)派出一支沿着高速公路进入柏林的武装护送队伍;(2)在柏林货币问题上向苏联人提出一个妥协性建议;(3)用空运为被围困的城市提供物资供给。其实，他本人并不愿意在货币问题上让步，倒认为武装护送是一个更有可能成功的选择。^[20]克莱之所以持这样的观点，主要是由于他认为：第一，采取强硬的行为反倒会使局势变得更加清楚和明晰;如果不这样做，就只有等待饥饿的德国人忍无可忍地要求美国等西方国家离开;而一旦撤离柏林，将直接影响到西德政府的筹建，也就无法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西德国家。第二，货币问题不是症结所在，而仅仅是苏联迫使西方离开的一个借口，如果现在接受他们的要求，平静的局面也只能维持数星期，之后紧张态势又会重现，因为矛盾冲突的关键，是西德国家的建立和经济恢复及其在欧洲复兴中的作用。第三，在他看来西方当前的币制改革是成功的，而苏联的改革则是失败的;一个西马克可以兑换10个帝国马克，更可以兑换20个东马克，这样的比值已经使苏联人火冒三丈，因此克莱不愿意改变现有的货币改革计划。^[21]

但是，随着陆军部长罗亚尔在6月25日电话会议上强调的“不想在柏林采取任何强硬行动以免导致武装冲突”的观点，军政府的“武装护送”想法几乎被完全否定。^[22]因此，为了满足罗亚尔代表华盛顿提出的“不希望目前的柏林局势愈加严重”的愿望，克莱只得提议尽快与驻德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会谈，解决货币和贸易问题。他表示向索氏提出的要求应该包括制订柏林和西占区之间的普通贸易协定，贸易可以用东马克支付交易但前提是要将支付所带来的赤字控制在一定的比率范围内，同时西马克在一个四国认同的汇率基础上兑换东马克，该方式也可用于个人兑换。但克莱也提醒为了防止今后由此而再次引发争端，协议还必须附加上苏联关于保持西柏林对外交通畅通的新保证。^[23]克莱的上述建议实际上试图通过固定汇率捆绑东西方马克，使二者在柏林并用，在满足华盛顿要求的同时更多地表现出“寻求一种既能阻止苏联对柏林采取惩罚性措施，同时又不至于严重损害自身声誉的妥协方法”。^[24]

克莱的上述建议可以看出其在柏林问题上的强硬立场。首先，他否定了华盛顿撤除已开始在西柏林流通的西马克的要求。在克莱看来，该货币“已经从当天早上7点开始使用，并出现在西柏林许多食品出售部门手中，现在根本无法推迟或减慢其流通;况且德国人领导下的市政府已经站在西方一边，因此目前推迟使用新货币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25]。其次，他认为通过与索氏的会晤可以充分考察出苏联不妥协的程度及其真实意图，并不是真正希望借此促成问题的解决。^[26]再者，他认为世界上也有许多地方出现过着两个甚至更多的货币并存的情况，更何况该问题包含了主权因素，因此苏联在柏林使用东马克，西方也应该相应引入西马克。^[27]

克莱的强硬态度还表现在其建议，一旦军政官协商无效所应该采取的其他两项措施上。一则，团结英、法两国向莫斯科发出一个措辞强硬的联合照会;二则，制订一项在抗议照会遭到对方拒绝和驳斥的情况下，用于对其施加外部压力的计划，因为克莱潜意识地感到：“政府层面的抗议可能没有什么价值，除非对苏联可能的反驳采取明确的应对措施。”^[28]他补充说，由于西柏林人遭受的封锁之苦将在两到三个星期内变得严重，因此“如果要抗议苏联的封锁行动，就应该言明一旦苏联没有能力重新恢复西柏林对外交通，美国就要动用军队强行恢复”。尽管，他也充分认识到通过武装护送将物资运抵柏林的内在危险性，但还是声称一旦将此付诸实践就绝对不能半途而废。^[29]

此外，在华盛顿关心的“从柏林撤出家属”和“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两个问题上，克莱的回答同样坚定、乐观。对于前者，他认为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减少人数比短时间内大规模的撤离更可行。克莱表示自己并不畏惧危机本身的影响，只是担心柏林人会通过要求美英法三国离开的方式来缓解自身所遭受的封锁之苦，因为不是除了统一社会党外的其他所有德国人都反苏反共。克莱的这番表态再次说明了他坚定留守柏林的信念，正如之前在法兰克福回答记者关于“西方坚守柏林能力的问题”时那样，他掷地有声地表示：美国人在没有被迫直接面对战争的情况下将无限期地留在柏林!^[30]克莱在“从柏林撤出家属”的问题上基本延续了四月封锁时的原则立场，不主张大规模地集中撤离。首先，从军事角度看，执行集中撤退符合逻辑，但柏林争端是一场政治斗争，从该层面上看，大规模撤退将是灾难性的，将不可避免地增加当地德国人的心理恐惧，将会促使他们为了自身的安全而‘义无反顾’地投向共产主义的怀抱，类似的情况将会很快扩散到整个欧洲，如此一来，共产主义的力量将在欧陆的每一个角落得到加强。^[31]此外，担心立即疏散家属可能被看作是苏联方面的胜利，以及在事态紧急的情况下，军政府所拥有的保障疏散家属和非战斗人员的充分空运资源^[32]，依然是支撑克莱立场的有力理由。

至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克莱强调主要的危险源来自苏联人控制下的、正在西柏林四处找麻烦的德国共产党团体。克莱表示，尽管西方三国军政府都意识到了各自中央政府希望避免武装冲突的态度，并尽可能地在言行上保持谨慎，但就目前柏林的局势而言，坚定的立场无论如何总是包含了一定的风险。他重申虽然西方军队不会主动挑起军事冲突，但柏林人对东马克所采取的令人吃惊的抵制(可能是最危险的)，可能将迫使苏联当局及其操控下的统一社会党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不过克莱也认为，如果苏联人真的想要发动战争，决不会因为柏林货币，而是由于他们相信现在正是时候，货币问题就仅仅是个借口，所以“只要我们不尽力去挑起战争，那么爆发战争将是很遥远的事情”。^[33]

此外，克莱还认为苏联的行动是一种有意的试探，目的是为了检验美国对保障西欧安全承诺的可信度。他表示，苏联不仅仅是为了夺取西柏林而采取封锁措施，他们主要是想恶化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在莫斯科看来，华盛顿的外交传统依然有深刻的“孤立主义”意味，他们并不确信美国人是否会长期驻留欧洲，希望通过封锁柏林检验华盛顿的真实意图。^[34]

从克莱为首的军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所持有的是强硬立场，而这一立场的底线就是维护美国在柏林的权利和声誉。作为在军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关键人物，克莱从根本上希望通过武装护送的方式打破苏联的封锁。克莱的上述立场与其在四月封锁中的态度和反应一脉相承，而他在柏林问题上所坚持的立场则是其在德国问题甚至是在国际问题上立场的翻版。克莱在国际政治中是毫无疑问的“现实主义者”，在他的思维逻辑中存在着浓厚的反苏意识。在他看来，复兴德国经济、重建资本主义体系、建立亲美的西德国家是凌驾于其他目的之上的最高目标，是对抗苏联立场的最好办法。^[35]他将苏联封锁柏林的行为斥责为“现代社会中，通过使成千上万普通人挨饿的方式作为政治胁迫的一种最粗鲁、卑鄙的手段”^[36]，并主张对此采取坚定的立场维护本国的权益和声誉。在德国人的眼中，克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国占领军的最高指挥官，而俨然成了美国在德国抵制苏联扩张统治坚定决心的代表。^[37]

克莱是“撤退论”的坚决反对者，他和墨菲一样认为不能向苏联屈服而应采取强硬政策。他还曾不止一次表示，“留在柏林是为了维护我们在德国和欧洲的声誉，是为了保持西欧人抵抗苏联的士气”，在柏林“除了坚持之外别无他法”。^[38]但必须承认，军政府虽享有代表美国处理对德管制事务的权力，但客观上只是美国中央政府在对德占领状态下的派出机构。随着事态的发展，柏林问题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对德管制事务”的范围，上升为影响东西方关系以及德国乃至于欧洲政治走向的焦点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涉及“战与和”的大是大非选择上，最终决策显然只有华盛顿才能作出。这也正如克莱自己所强调的那样，“未来的行动还是要靠政府层面的努力”，“我们将在柏林坚持多久?我们会为此而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使用其他办法吗?英法会与我们同舟共济吗?这些问题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给出答案”。^[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