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遣—轰炸机”决定的作出

二、“派遣B—29轰炸机”决定的作出

如前文所述，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在四月封锁平息后不久提议使用核武器来应对苏联可能再次在德国向西方施加的压力。尽管这一想法在当时遭到了众多美国官员的反对和驳斥，但有关如何在面对苏联扩张行动时发挥核武器作用的讨论却一直没有被排除出美国决策层的视野。其实，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后不久，美国政府就开始谋划对苏联进行核威慑的政策。总统本人尽管认为原子弹是一种极端武器并在1947年8月公开表示“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会再次下令使用原子弹”^[48]，但他也坚信原子弹具有相当的“政治价值”，并坚持拥有核武器起码能对任何企图对美国发动战争的战略对手产生威慑作用。^[49]这一点可以从1947年11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出台的与核威慑有关的NSC20/4号文件迅速获得杜鲁门批准^[50]的事例上得以体现。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伊始，美国军方的主流意见也认为必须体现核武器的国防价值，主张积极发挥“核外交”的作用。他们认为核威慑在理论上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是威慑苏联不要让危机升级;二是可能迫使苏联取消柏林封锁甚至撤出柏林和东德。^[51]

因此，克莱、道格拉斯和贝文在应对柏林危机决策中提出的“派遣具有运载核武器能力的B—29轰炸机进驻英国本土”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华盛顿的积极回应。7月15日召开的第15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决定该问题的一次关键性讨论。国务卿马歇尔在会上开门见山地指出：向欧洲派遣B—29轰炸机的好处在于，不但可以进一步表明美国的坚定立场，更可以刺激英法两国以使他们不作出更加绥靖的决定，可谓一举两得。军方代表惠特尼(Whitney)和黑尔(Hill)对此表示赞同，前者认为此举可以通过在英国本土建立美军轰炸机基地来润滑两国的合作关系，同时派遣计划目前已经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批准，但如果形势继续恶化美国也许就不再有这样的机会了。副国务卿洛维特更是强调让“是否派遣B—29轰炸机”的问题成为讨论的争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所有国家的政府都不曾对向自己利益攸关的地方派遣武装力量感到过犹豫，正如当初美军进驻德国那样。洛维特认为美国完全可以应友邦政府的要求在其国土上建立空军基地，并强调“使用军事训练的借口是一个极为正常的外交惯例”。但在该问题上也有反对声音，陆军部长罗亚尔就认为洛维特提出的借口“会给美国带来没有和解诚意的罪名”。他表示需要准备把柏林问题提交联合国，希望政府应该更加专注于得到安理会的支持，并认为试图将提交联合国与派遣B—29轰炸机等量齐观的思维将使美国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52]罗亚尔实际上是主张直接让联合国介入对危机的调处。

会议最终投票决定：授权马歇尔和福雷斯特尔向总统建议向英国派遣B—29轰炸机，并考虑如何就该行动向外界进行说明。不过，马歇尔也担心政府作出派遣B—29轰炸机的决定可能会遭到国内公众的负面回应，他的这一想法主要是源自对前白宫发言人塞缪尔(Samuel)曾经一番言论的考虑。塞缪尔早前曾指出：“我们必须特别关注美国民众的内心里是害怕战争的，他们需要政府有强大的足以阻止战争的力量。”马歇尔由此感到“不能采取过于军事性的行动，在需要通过类似行动来振奋和鼓励英国人、法国人的时候，政府必须仔细掂量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影响和严重后果”，他甚至认为使用训练士兵作为借口来粉饰军事行动也会在民众当中产生冷嘲热讽般的反应。^[53]

但公众舆论的实际反响却打消了马歇尔的以上顾虑。诚然，苏联由于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表现，而在战后初期美国民众的心目中拥有较好的形象和声誉，但随着莫斯科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对诸如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等一系列国际事件的处理，这种形象和声誉逐渐开始走下坡路。与此相对，杜鲁门政府的反苏政策越来越受到民众的认可。在1947年7月的民意调查中，有超过2/3的美国人认为莫斯科准备通过势力扩张将共产主义强加给其他国家^[54];同年10月31日的民意调查则显示，有76%的美国人认为苏联正在试图建立世界霸权。^[55]进入1948年后，苏联在“捷克二月事件”中的所作所为更是让大西洋对岸更多的美国民众联想到了十年前的“慕尼黑”^[56]，只有12%的人认为莫斯科的举动是出于自卫^[57]，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因此被美国媒体冠以了“欧洲新希特勒”的名号^[58]。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政府为应对柏林危机而采取的强硬政策，自然也会在民众中拥有众多的支持者。根据美国国内权威调查机构盖洛普1948年7月的民调：当时的普通民众中有69%的人认为苏联当时在德国的行动是出于扩张目的，只有17%的人认为是自卫行为;同样，也有69%的人认为政府对苏政策偏软，认为政策强硬的却只占6%^[59];仅仅7%的人认为西方应该撤出柏林，85%的人则认为应该留在柏林;在对苏交涉问题上，10%的人认为西方可以妥协，19%的人认为目前的立场是正确的，61%的人则认为政府应该更加强硬。^[60]

7月15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结束后，马歇尔和福雷斯特尔立即前往白宫向总统作汇报。在向英国派遣轰炸机的问题上，杜鲁门的看法与会议结论不谋而合，即派遣B—29轰炸机的初衷就是利用其可以运载和投放原子弹的特性和功能对苏联实施核威慑。不过，该行动也不可避免地要牵扯到美国的核管制政策。国会曾经在1946年通过《麦克马洪法案》，形成了对核武器实行文官控制的制度，原子弹的管理权归属于由总统任命的原子能委员会。对此，福雷斯特尔在当天的白宫会谈中曾提议：鉴于原子弹的军用特性，有必要将其管制权从原子能委员会转给五角大楼。但这一要求当即遭到了总统的拒绝，他表示将把使用原子弹的决定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决不会让“某个冒冒失失的中校来决定什么时候扔原子弹”。^[61]杜鲁门的表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对待危机问题上的谨慎态度，以及他希望尽可能使用非武力方式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

当天晚上，华盛顿宣布：“B—29轰炸机将随后立即被派往位于英国本土的皇家空军基地。”^[62]7月17日，第28轰炸机大队抵达英国林肯郡斯沃坎普顿，次日第2轰炸机大队飞抵拉肯希思，8月8日，由第207和第371轰炸机中队混编的第307大队达到马汉。与此同时，华盛顿故意对外泄露这种轰炸机具有运载核武器能力的特性，甚至暗示它们载有原子弹。美国《新闻周刊》立即注意到了其中所蕴涵的核威慑意味，并指出苏联将要面临的“不仅仅是失败和损失而是完全的毁灭”。^[63]一位西方记者曾对此评论说：“这是第一次直接将核武器引入外交和暴力体系，并希望借以规范他人的行为。”^[64]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些飞机中没有一架能携带原子弹，在当时美国空军的武器库中“只有少数几架经过改装的B—29轰炸机能携带原子弹而这几架都没有去英国”。^[65]对于此举的目的，正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华盛顿官员所说的那样，“派遣B—29就是希望使人产生这些飞机装备了核武器的印象，这是一种心理战”^[66]，说白了就是美英希望以核威慑的手段迫使苏联在柏林问题上让步。对此，曾经担任苏军总参谋部成员的尼古拉·切尔沃夫上将曾回忆道：“派驻英国的核战略轰炸机一抵达，我就得到了消息，当时我是总参军事学院的学员，正对美国的核潜力进行评估，尤其是那90架可携带一两枚原子弹的核轰炸机，这意味着美国大约有200枚原子弹，这当然是个严重的威胁，相当于200个广岛呀!”^[67]可见，由于不清楚美国核力量的真实情况以及调遣轰炸机的内幕，苏联方面在得知消息之初还是颇感压力的。但从危机进程看，美国通过派遣B—29轰炸机实施对苏核威慑的作用具有一定局限性，至少没有立即达到迫使莫斯科放弃对抗政策的效果，之后东西方外交谈判的曲折过程便是证明。不过，事后华盛顿的高官们依然认为，斯大林没有使危机进一步升级就是出于对美国核打击的惧怕。^[68]此外，就西方内部关系而言，美国通过危机中的这次军事派遣在英国本土建立了第一个战略空军基地，对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密切两国盟友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