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英国支持的外交努力

五、争取英国支持的外交努力

在华盛顿确立危机基本对策后，为了尽早获得英国的支持，美国对英政策协调工作再次展开。根据参谋长联席会议7月20日备忘录的建议，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敦请马歇尔与英法两国政府商议，三国通过武装护送供给柏林的初步计划。但他强调，根据其中所包含引发对苏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当前参联会并不主张立即采取这样的措施，只是希望做到有备无患。^[132]在遭到马歇尔以“此举与英法两国外交体制不符”为由拒绝后，福雷斯特尔转而提议由美英两国参谋指挥机构直接进行协商。但令他大失所望的是，英国参谋部门以“武装护送不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行不通，且无利可图”为由断然回绝，在该问题上的美英合作不得已搁浅，美军欧洲指挥部只得就此单方面制订计划。

除军事领域外，美国的对英政策协调主要体现在外交方面。包括杜鲁门在内的第16次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与会成员一致认为，有必要通过直接与斯大林交涉的方式，看能否达成协议解除封锁。对此，马歇尔在7月22日国安会行将结束时曾指出：“要十分严肃地确定我们的对策得到了英法等国的坚定支持，不要让他们产生一种华盛顿的做法使其陷入窘境的感觉，我们的行动必须通过他们可能的反应得以规范。”^[133]不过，尽管在行动的必要性上美英之间并无异议，但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却出现了分歧：贝文建议再次向苏联外交部发出书面照会，而华盛顿则认为最好先向斯大林作口头陈述，在无效的情况下再发出书面照会，如还无效就提交联合国讨论。洛维特感到，贝文的要求“让人嗅到了‘绥靖政策’的味道，现在任何懦弱的表现都将是致命的”^[134]。那么，美国政府又当如何消除这些“异味”呢?

这些“异味”的来源很大程度上与同时正在构建中的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密切相关。冷战爆发后，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布局中，欧洲的地位突出，华盛顿在积极鼓励和支持英国等西欧国家组建“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同时，从1948年初开始直接介入筹划建立北大西洋防御体系的各项工作。包括英法在内的西欧五国于3月份成立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后，又在美国的倡导下就有关北美安全防务与西欧安全防务联合的问题迅速展开讨论。《五角大楼文件》和《范登堡决议案》的出台以及“第一次柏林危机”的爆发都加速了美国与西欧的军事联合和安全合作的步伐。从7月6日开始，美国、加拿大与英法等布鲁塞尔条约组织成员国，在华盛顿召开大使级会议，就缔结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展开正式谈判。但从一开始，美国就坚持认为该体系的建立和运作，必须“绝对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需要为中心”，代表团团长、副国务卿洛维特表示：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对欧洲安全做出单方面保证，不准备单方面对西欧军事租借做出安排……国务院不会同意将来的安全防御协议，使美国作出在某种环境中自动卷入战争的任何承诺，因为根据美国宪法制度，只有国会才能决定美国能否参战。^[135]

华盛顿的上述态度与西欧国家要求美国承担包括西欧在内的北大西洋安全保证责任之间，可谓相去甚远。在华盛顿看来，西欧国家仅仅是其全球防御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大西洋防御安全体系中比较重要的一部分，但对西欧国家来说，欧洲防御安全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政治与安全利益，直接关系到西欧的生存与发展，可谓性命攸关，在当时的条件下，要直接抛弃其长期奉行的孤立主义传统，以条约的形式将自己与西欧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还没有下最后的政治决心。^[136]但当时爆发不久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却是摆在美国以及英国等西欧国家与会代表面前的不可逾越的现实安全问题。对于如何应对苏联日益迫近的政治和军事威胁，代表英国出席会议的驻美大使福兰克斯表示：苏联体制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试图控制世界的决心，莫斯科追求目标的第一步是控制北大西洋东部。他强调旧的世界已经处于其掌握之中，而新的世界则处于其威胁之下，这种威胁是针对北大西洋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苏联人可能会使用武装侵略或渗透的方式。……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的，我们如何能够更好地抑制这种威胁?如果谈判失败了，人们可能会更严重地评估这种威胁，它的紧迫性将取决于我们的所作所为。^[137]作为对福兰克斯观点的响应，参会的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的驻美大使也一致表达了同样的愿望。不过，洛维特的表态却很令各位西欧国家大使感到失望，他对于西欧国家的意见和处境只是表示了赞成和同情，并以外交辞令式的回答来应付各位大使提出的诸如对当前西欧面临的威胁的性质的判定以及如何实施美国坚决抵御外来威胁的措施等问题。^[138]美国上述在构筑美欧集体安全体系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以及行动迟缓的做法，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英国在应对柏林危机中的政策思维。

尽管对美国在加强美欧安全合作协商中的某些做法感到不满，但在7月19—20日的荷兰海牙“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协商委员会”会议上，贝文还是就柏林局势自信地声称：空运的日运输量已经达到了4000—5000吨，在未来3—4周英美两国不会从柏林撤离也不会让苏联人控制这座城市。他还表明，英国政府已经同意在本土为美国的B—29轰炸机提供军事基地，但他强调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动战争，而是为了在将来可能的谈判中取得有利的强势地位。对于贝文在发言中表现出对美国的信任，法国外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 Bidault)警告说，目前整个欧洲正在扩散一种对美国对欧安全保证的鄙视情绪。他质疑如果爆发对苏战争，美国将准备为欧洲做些什么?如果举行对苏谈判，美国人又准备谈些什么?当贝文质问法国是否准备在任何条件下都想不惜一切代价与苏联人妥协时，皮杜尔反驳说，法国只是不希望西欧处于一种除了选择战争或认输之外别无他法的无望境地。在与会代表中，只有比利时外交大臣斯帕克(Paul-Henri Spaak)表示了对贝文的支持，皮杜尔依然坚持对美国欧洲政策的批评，尤其指责美国人已经放弃了对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的支持，华盛顿之前所声称的对西欧国家的义务完全是“空头支票”，他认为目前西欧任何过于强硬的举动，都是在冒单独与苏联进行战争的风险。^[139]

法国和其他西欧国家对美国欧洲政策的担忧甚至是怀疑，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贝文。结合华盛顿在北大西洋安全合作协商中的自私表现，以及“美军B—29轰炸机的进驻，直接将英国推到了西方防御和对抗苏联的战斗前沿”^[140]的客观现实，贝文越来越觉得华盛顿的决策者很少理解和平解决柏林危机对欧洲国家的重要性，他甚至和与会的其他外长一样担心，使用武装护送供给柏林以挑战苏联封锁措施将产生的严重后果。^[141]此外，几乎在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协商委员会会议进行的同时，法国的国内政局突变，前政府的倒台和继任政府的难产，使法国政坛出现了近两个月的权力真空，^[142]直接影响了西欧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同时，西德当地政治势力之间的分歧使得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进展缓慢。以上这一切都将西欧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弱点暴露无遗。

尽管当时英国内阁中也有人认为，采取通过派遣包括坦克在内的武装力量，从地面进入柏林不会有爆发战争的风险。^[143]但贝文却不敢苟同，他感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肩负着维护西欧利益的责任，如果必要的话，为了这种责任和利益甚至需要对美国所奉行的有损西欧国家利益的政策说“不”。贝文强调：“英国不能想象在对苏战争中单独行动，如果对苏战争不可避免，那这主要应当是美国的任务，英国的作用和角色只不过是辅助性的，美国要像在欧洲复兴计划中所做的那样给柏林以援助。”^[144]在此思维影响下，贝文在与美方商议解决柏林问题的过程中显得更加谨慎，更加从英国以及西欧国家安全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他担心美国对苏交涉方式不当会刺激苏联人，抹杀和平解决危机的希望。

为了争取英国认可对苏外交行动，马歇尔在7月20日致电驻英使馆，具体说明了美国政府的外交计划。他表示华盛顿仍然坚持和斯大林进行直接对话，并再次澄清为了不耽搁行动步骤的连续性，一旦对话无果就将争端提交联合国。马歇尔还表示，华盛顿正考虑在德国之外的地方对苏联进行报复和制裁，如果联合国的努力也没能解除封锁，那么为了坚守西柏林就必须执行武装护送。^[145]但当天刚从海牙回国的贝文反对向直接与斯大林交涉。他认为过早地将争端的责任提升到了国家领导人层面是一种轻视苏联外交部的表现，忽视和慢待该机构在莫斯科对外政策中的作用会对危机的解决产生不利影响。^[146]次日下午，贝文通过驻美大使福兰克斯向国务院转交了紧急公函，表达了自己的上述意见。^[147]

马歇尔等国务院官员并不认同贝文的异议。他们依然坚信一个强硬的书面照会不可避免地要对苏联顽固不化的立场进行反驳，有可能激怒莫斯科;而一个怀柔或绥靖的书面照会，等于在向对方传递自身立场软化的信号。^[148]除了顾及这两点不利因素外，马歇尔等人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第一，问题的严重程度完全需要直接与斯大林对话;第二，直接对话会使对方最快作出回答，使美英法三国政府能够更快地评估形势，而对书面照会的答复则需要一段时间，会耽误西方对局势的认识和判断。^[149]贝文则表示，“如果美方坚持，我仔细考虑”，但仍保留自己的意见。他认为目前斯大林在欧洲的影响力，明显由于南斯拉夫的独立倾向、西方对苏贸易限制等因素而减退了很多，而美国的交涉方式反倒会重新树立其在欧洲的影响力和威信。对于道格拉斯坚称“斯大林是苏联内部唯一有最终决定权的人”的说法，贝文强调对苏抗议不是要针对某个人，向斯大林或莫洛托夫提出口头抗议都不是好办法。贝文请美国政府考虑欧洲的地位，他指出：“那些在华盛顿的人似乎对此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对斯大林毕恭毕敬，为什么要帮助他加强欧洲的亲苏势力?……我们正处于(东西方对抗)前沿地带，法国政局的恶化也使我们不得不承担自己对西欧安全的重担。”^[150]其实，美英两国之间的争执并不是根本的立场分歧所致，而仅仅是在实现共同目标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不同意见，但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反映的是两国在处理柏林问题上的利益观和战略出发点的差异。

不过，美国的强硬态度对贝文本人以及英国政府并非没有触动。通过双方的意见交换，贝文越来越感到，一方面要使柏林问题的解决方式尽量符合西欧安全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有必要通过问题的处理维系甚至是加强自二战以来逐渐培育起来的所谓“美英特殊关系”。对伦敦来说，因为非实质性立场的分歧而造成对这种特殊关系的伤害显然并不值得。更为重要的是，从7月12日开始，组建北大西洋安全防御体系的关键步骤——筹建北大西洋组织的工作小组正式开始工作，出于热切期望华盛顿重新增加欧洲安全砝码的考虑，伦敦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出现有损英美关系的事情，因此愿意对美国的要求做出适当的让步。

7月22日下午，英国内阁就对苏交涉问题进行磋商并最终决定：同意用口头方式照会苏联政府，照会的对象是莫洛托夫而非斯大林。^[151]英国副外长斯特朗在第一时间将内阁的上述决议告知道格拉斯，后者也在伦敦时间当晚上7点钟将该决议电告华盛顿。尽管，英国内阁的决议对华盛顿的要求作出了一定让步，但仍反对与斯大林接触。因此，马歇尔决定指派国务院负责协调柏林问题的官员查尔斯·波伦前往伦敦做进一步的斡旋。波伦在7月23抵达伦敦后立即与贝文会晤，他感到与危机爆发之初相比，后者多了许多软弱的言辞甚至指出：“你们美国人想进行一次战争，但我是不会让你们打起来的。”^[152]贝文虽然是半开玩笑地说这些话的，但话音却很自信。^[153]

波伦认为贝文的话语非但毫无根据而且极其荒诞，他可能是从辗转的传闻中听到了一些美国官员的好战言论。客观地说，美国内部除了克莱和墨菲等人建议使用武装护送来回答苏联的威吓以外，再无其他可能挑起战争的想法，而克莱等人也一再声称此举不会导致武装冲突，美军只会在苏军先开火的情况下才会奋起反抗，更为重要的是，武装护送的建议从一开始就不曾受到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坚定支持。那么，在英国政府也完全明了上述情况的前提下，其外交大臣为何会出此言论呢?波伦的看法是，贝文的话反映了英国人莫大的忧虑，他们惟恐自己会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另一场战争。他在回忆录中评论说：“英国态度在那时和之后都对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表现出过度的怯弱，根据英国国防力量的脆弱性看来，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有利于莫斯科。英国人没有了解到，在战后的历次危机中，美国事实上从来没有想到或表示过要采取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保护分界线这一边的东西。”^[154]

不过，值得华盛顿感到宽慰的是，英国对危机的基本立场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甚至依然坚定不移。在7月24日上午与波伦和道格拉斯会面时，贝文反复强调“放弃柏林就意味着失去西欧”，并再次以强硬的语言阐述了英国政府的原则立场：(1)不会在苏联的压力下从柏林撤退;(2)不会取消或终止筹建西德政府和实行货币改革的计划;(3)不会同意在封锁继续的情况下，召开任何旨在讨论整个德国问题的四国政府层面会议。至于华盛顿提出向联合国申诉的建议，贝文表示自己大体支持该动议。不过，他也警告“通过联合国既无法提供对我们权利合法有效的肯定，也无法批准直接要求苏联解除封锁的提议，实际上只能最多为我们下一步的行动提供道义上和政治上的支持”。贝文的表态基本圈定了英国下一步应对危机的原则，道格拉斯对此深感满意，他在当天下午致电马歇尔，“贝文的立场和英国的政策倾向没有任何问题”，希望借此驱散国务院对伦敦态度的担心。^[155]

7月26日，美英两国官员在伦敦利用近一天的时间再次会商。美国代表坚持由美、英、法三国驻苏大使向莫洛托夫提出共同会见斯大林的要求。^[156]美方的理由是：其一，斯大林是苏联政策的独裁者，不通过他的任何交涉都不会有结果;其二，斯大林喜欢言谈，西方三国可以在谈话中发现苏联封锁柏林的真实目的，而类似方式运用于莫洛托夫则未必会得到如此效果，也无法弄清苏联下一步行动的目的;其三，如果三国大使与斯大林对话的要求遭到拒绝，西方倒是更有理由发出措辞强硬的书面照会。英国官员在会谈中作出了让步，贝文表示“根据美方的强烈要求，他将劝说内阁中的其他成员接受与斯大林进行面谈的建议”。^[157]

在联合国介入问题上，美国政府感到提交安理会比提交联合国大会更具可行性，因为安理会可以随时开会讨论而联大则实行定期开会制。^[158]贝文则认为最好将争端提交联大而不是安理会，理由是“在安理会可能出现比我们预期多的弃权票，这样就不会起到我们寻求国际社会道义和政治支持的效果;相反，我们在联大上将得到2/3多数的支持”。贝文接着质疑在将争端提交联合国之后，西方三国又该如何行事?是对苏联采取经济制裁，还是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向其施加压力?他不但认为前一种做法是无效之举，也不希望执行后一种措施。此外，贝文还感到武装护送会带来真正的麻烦，他认为：“如果我们决定这样做，参谋部应该尽可能快地拿出行动方案，而军队则必须坚决加以执行，同时必须作好应对更大冲突的准备。”为此，贝文还表示：“英国正在进行军队复员工作，面对目前的状况，我们必须决定是否应该停止复员，以维持一定数量的训练有素的军人。”^[159]

在当天的美英会谈结束后，英国内阁连夜开会讨论，并很快批准了美国提出的对苏交涉方案，仅对提交联合国的程序持保留意见。对于内阁的表态，英国政府内部也不是没有异议。例如在美英两国会议的次日(7月27日)，贝文就收到了一封来自在英国政界和军界都颇具影响力的蒙哥马利元帅的信函。这位二战英雄态度悲观地认为，政府耽误了太多的时间以至于如今以无法从柏林全身而退，因此无论是与苏联谈判还是被迫投入战争，西方都将注定失去柏林。^[160]尽管遇到了一些悲观的言论，贝文还是在7月28日提交首相的报告中强调：既不要绥靖苏联人，也不要粉饰目前遇到的困境。他表示，“西方不可能撤出西柏林，这样做将是对克里姆林宫的最大鼓励和对国际友人的最大打击”。对于西方无法在柏林立足的观点，贝文表示：“我们必须做好在冬季面对严峻局势的思想准备，必须面对饥饿、工业停滞和骚乱等情况，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让苏联人意识到除非使用武力否则无法使我们投降，同时看能否通过谈判解决问题。”^[161]作为对政府行为和目的的进一步说明，贝文在7月29日的下议院演讲中表示：“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行动的目的是澄清我们的立场，是为了弄清楚是否存在消除谈判障碍的可能性，希望谈判能给欧洲带来和平与安全。”^[162]

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基本政策的确立，是一个内部协商、争论与外部协调相结合的复杂过程。就内部的协商而言，总统、国务院、驻德军政府和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陆军部等部门均有参与，各方都力争使决策依附于自身的思维。但由于总统职权的特殊性，杜鲁门在该过程中实际处于一种居高掌控地位，其他决策单位则更多是用建议影响总统的思维。但由于危机涉及问题较为繁杂，杜鲁门也只是对某些原则性的问题作出专断，而在具体的政策制定中则给官僚机构留下了较大的决策空间，总统只起到修正过激意见的作用。可以说，美国政府内部的对策制订是一种总统领导下的官僚机构之间的立场博弈。就外部协调来说，更多是协调与英国的立场和行动步调，尽管这一过程在复杂性上不及美国的内部协商，但由于影响协调进程的深层次因素是双方国家利益的硬性诉求，因而其难度丝毫不逊于前者。不过，由于冷战背景下美英两国各自国家利益的基本面大体均为反苏意识形态驱动下的安全利益维护，而双方的分歧更多是在于通过怎样的具体策略实现安全利益，因此美英之间的危机对策协调往往是以相互妥协的方式收场。当然，由于两国关系中本身存在着不对称性的相互依赖，美国在实际协调中是占据了主导地位的。

【注释】

[1]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198.

[2]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43.

[3]FRUS，1948，Vol.2，pp.922－925.

[4]FRUS，1948，Vol.2，p.932.

[5]草案全文详见FRUS，1948，Vol.2，pp.933－935.

[6]［美］福雷斯特：《马歇尔传》，第311—312页。

[7]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p.150－157.

[8]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49.

[9]FRUS，1948，Vol.2，p.936.

[10]FRUS，1948，Vol.2，pp.936－937.

[11]FRUS，1948，Vol.2，pp.938－939.

[12]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48.

[13]FRUS，1948，Vol.2，pp.937－938.

[14]FRUS，1948，Vol.2，p.941.

[15]《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42页。

[16]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719.

[17]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19－720.

[18]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59.

[19]该条规定全文为：本宪章并不取消或禁止负行动责任的政府，对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本宪章任何签字国的敌国，因为这次战争而采取或授权执行的行动。

[20]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0.又见FRUS，1948，Vol.2，p.942.

[21]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0.

[22]FRUS，1948，Vol.2，p.942.

[23]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0.又见FRUS，1948，Vol.2，pp.942－943.

[24]FRUS，1948，Vol.2，p.942.

[25]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0.

[26]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p.159－160.

[27]FRUS，1948，Vol.2，pp.943－944.

[28]FRUS，1948，Vol.2，pp.943－944.

[2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721.

[30]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721.

[31]FRUS，1948，Vol.2，pp.944－945.

[32]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2.

[33]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2.

[34]David Reynolds，“A‘Special Relationship’?America，Britain and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1(1986)，p.10.

[35]FRUS，1948，Vol.2，pp.948－950.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22－724.

[36]FRUS，1948，Vol.2，pp.948－950.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22－724.

[37]该条规定全文为：任何争端当事国，于争端之继续存在足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之维持时，应尽先以谈判、调查、和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国自行选择之其它和平方法，求得解决。

[38]照会全文参见FRUS，1948，Vol.2，pp.950－953.

[3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727.

[40]苏联复照全文详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56－66.又见FRUS，1948，Vol.2，pp.960－964.以及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p.168－170.

[41]FRUS，1948，Vol.2，p.966.

[42]［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2—143页。

[43]BDFA，PartⅣ，Series F，1948，Vol.13，p.168.

[44]FRUS，1948，Vol.2，p.965.

[45]FRUS，1948，Vol.2，p.966.

[46]FRUS，1948，Vol.2，p.965.

[47]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39－740.

[48]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4页。

[49]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04页。

[50]FRUS，1948，Vol.1，pp.663－669.

[51]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第105页。

[52]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68－74.

[5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73.

[54]Thomas E.Lifka，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3－1949，Vol.2，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House，1988，pp.577－578.

[55]George H.Gallup，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1，1935－1948，New York 1972，p.682.

[56]Thomas E.Lifka，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3－1949，Vol.2，p.562.

[57]George H.Gallup，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1，1935－1948，p.721.

[58]Thomas E.Lifka，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3－1949，Vol.2，p.563.

[59]George H.Gallup，The Gallup Poll：Public Opinion 1935－1971，Vol.1，1935－1948，pp.742－743.

[60]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73.

[61]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p.438－439.

[62]New York Times，July 16，1948.

[63]News Week，July 19，1948，p.22.

[64]［美］理查德·罗兹著，吕博等译：《瓶中之蝎：揭开冷战铁幕的权威报告》(下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98页。

[65]［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312页。

[66]［美］约翰·纽豪斯著，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硏究部译：《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9页。

[67]［美］约翰·纽豪斯著：《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第119页。

[68]张曙光：《美国遏制战略与冷战起源再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106页。

[69]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37.

[70]所谓“武装护送”是指常规物资运输车队，在配备大量工程技术设备和轻武器的军事人员的护卫下沿公路进入柏林，这些军事人员主要负责清除阻碍运输车队正常行驶的各种沿线路障。

[71]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74.

[72]New York Times，July 18，1948.

[73]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35－736.

[74]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36－738.

[75]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36－738.

[76]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68－74.

[77]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71－72.

[78]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73.

[79]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69.

[80]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68－69.

[81]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74.

[82]JCS 1907，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9－13.(缩微胶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阅览室，下同。)

[83]JCS 1907，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16－18.

[84]JCS 1907，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14－15.

[85]JCS 1907/1，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26－27.

[86]JCS 1907/1，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29－30.

[87]JCS 1907，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1－5.

[88]JCS 1907/2，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35－36.

[89]JCS 1907/3，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37－41.

[90]JCS 1907/6，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57－59.

[91]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47.

[92]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p.247－248.

[93]［美］查尔斯·波伦著，刘裘、金胡译：《历史的见证(1929—1969)》，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46页。

[94]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49.

[95]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48.

[96]FRUS，1948，Vol.2，p.971.

[97]FRUS，1948，Vol.2，pp.971－973.

[98]［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312页。

[99]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97.

[100]FRUS，1948，Vol.2，pp.71－73.

[101]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92.

[102]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Harry S.Truman，1948，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3，p.413，note 1.

[10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77.

[104]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0.

[105]FRUS，1948，Vol.2，p.974，note 5.

[106]FRUS，1948，Vol.2，p.974，note 4.

[107]FRUS，1948，Vol.2，p.974，note 3.

[108]FRUS，1948，Vol.2，p.974.

[109]FRUS，1948，Vol.2，p.974.

[110]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77.

[111]会议记录详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 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81－89.或参见［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3—145页。

[112]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215.

[11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81－83.

[114]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83－85.

[115]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81－89.

[116]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63.

[117]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68.

[118]New York Times，July 24，1948.

[119]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p.387.

[120]Murphy，Diplomat Among Warriors，p.388.

[121]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05－107.

[122]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142－143.

[123]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143－144.

[124]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39.

[125]New York Times，July 8，1948.

[126]New York Times，July 23，1948.

[127]New York Times，July 24，1948.

[128]New York Times，July 25，1948.

[129]Philip J.Funigiello，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p.37.

[130]Philip J.Funigiello，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p.39.

[131]刘金质：《冷战史》(上册)，第47页。

[132]FRUS，1948，Vol.2，pp.994－995.

[13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89.

[134]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89.

[135]Nicholas Henderson，The Birth of NATO，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2，pp.36－38.或参见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45—246页。

[136]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44－246页。

[137]FRUS，1948，Vol.3，p.153.

[138]许海云：《锻造冷战联盟：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研究(1945—1955)》，第249页。

[139]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4.

[140]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37.

[141]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6.

[142]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4.

[143]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237.

[144]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1.

[145]FRUS，1948，Vol.2，pp.974－975.

[146]FRUS，1948，Vol.2，p.975，note 1.

[147]FRUS，1948，Vol.2，p.975.

[148]FRUS，1948，Vol.2，pp.974－975.

[149]FRUS，1948，Vol.2，pp.975－976.

[150]BDFA，PartⅣ，Series F，1948，pp.171－173.

[151]FRUS，1948，Vol.2，pp.981－982.

[152]［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第347—348页。又见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229.

[153]［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第348页。

[154]［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第348页。

[155]FRUS，1948，Vol.2，pp.982－983.

[156]FRUS，1948，Vol.2，p.986.

[157]BDFA，PartⅣ，Series F，1948，pp.177－179.

[158]FRUS，1948，Vol.2，p.992.

[159]FRUS，1948，Vol.2，pp.986－988.

[160]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9.

[161]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 1945－1951，p.589.

[162]BDFA，PartⅣ，Series F，1948，pp.179－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