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莫斯科会谈
根据各自中央政府的指令，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Smith)、英国外交部特别代表罗伯茨(Roberts)[1]、法国驻苏大使夏代纽格(Chataigneau)在7月底要求集体会见斯大林，几经周折后三人终于在8月2日晚上见到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会谈中说明，限制柏林交通的主要原因是交通设施的技术性故障和西方六国《伦敦决议》的出台。他表示：美英法三国通过《伦敦决议》并实施货币改革将西马克引入柏林，扰乱了整个苏占区的经济秩序，迫使苏联不得已采取自卫措施;《伦敦决议》还将使西德地区出现一个以法兰克福为首都的独立国家，直接导致了德国境内两个首都的存在，从而使西方驻留柏林失去了合法基础。他强调只有维持德国的统一，美英法对处于苏占区中心的柏林进行占领才能顺理成章。斯大林的态度正如莫斯科在7月14日复照中指出的那样，“如果存在着两个德国，那么柏林就不能再被视作全德首都”。斯大林建议在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达成有关德国问题的协议之前搁置对《伦敦决议》的执行，他还强调苏联只有在西方推迟执行《伦敦决议》并停止货币改革的情况下，才会停止对柏林对外交通的限制。不过，斯大林也一再声称限制交通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将西方赶出柏林，莫斯科没有独占柏林的意图，他重申此举的目的是为了阻止西马克侵入苏占区，以及预防《伦敦决议》对苏占区的不利影响。[2]
史密斯表示：“目前存在着人为施加的双重压力，一个是货币改革，另一个是交通封锁;西方愿意在恢复西柏林对外交通的同时从城市的流通领域退出西马克，并可能参与对整个德国问题的国家间协商。”他声称美国尽管能够完成对西柏林空运物资的艰巨任务，但华盛顿从根本上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史密斯建议在四国宣布恢复关于柏林问题的谈判并召开外长会议的同时，恢复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交通联系。在他看来“除非撤除封锁，否则外长会议不可能召开”。至于《伦敦决议》，史密斯认为该文件并不是阻碍外长会谈的障碍，真正的问题依然是封锁和货币问题。与美国的观点类似，罗伯茨也认为是否搁置《伦敦决议》对当前局势的影响并不是最紧要的，谈判应该从最紧急的问题入手，货币问题对苏联的重要性就像交通问题对于西方一样，他赞同史密斯的意见并希望货币压力和交通压力均得到妥善处理，但表示就目前的形势而言，交通问题更为紧迫。[3]
斯大林在会谈的最后提出如下建议：(1)在柏林引进东马克代替西马克的同时撤除交通封锁;(2)不再要求将搁置执行《伦敦决议》作为召开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4]
作为危机全面爆发后，东西方四国政府层面首次面对面的外交接触，会议的进程和斯大林的表态在美国决策层内部引起了不小的震荡。各方对此是如何看待和分析的呢?彼此之间有何异同呢?作为会谈亲历者，史密斯认为会议进程至少说明：第一，之前驻德苏军所一直强调的技术问题只是封锁的借口，问题的实质是货币改革和建立西德政府的问题，而后者又是关键所在;第二，谈判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不论是对话的气氛还是斯大林提出的建议都预示着柏林危机将很快得到解决。[5]他认为西方三国当前需要同时采取三项措施：一则，撤除对苏占区的反封锁措施;二则，在柏林取消西马克并引入东马克;三则，宣布恢复商讨柏林问题以及其他德国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谈。[6]史密斯的上述建议表现出其试图以牺牲货币问题换取苏联在交通问题上让步的政策主张。他表示自己虽不相信斯大林的表现意味着苏联的基本政策发生了变化，但却认为莫斯科解决问题的态度至少是诚恳的。[7]不过，史密斯也提出了三条在采取上述行动时必须注意的政策底线：其一，将获得苏联对西方使用柏林交通运输线的保证作为前提条件;[8]其二，搁置执行《伦敦协议》应该是在没有任何弊端以及不会有损西方声誉的前提下;其三，西方不能因为和谈而接受一个亲苏亲共的德国政权，也不能接受一个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样被苏联直接控制的德国中央政府。[9]从总体上看，以史密斯为首的驻苏外交机构对2日会谈的结果感到满意并认为可以继续通过类似的交涉解决问题。
但驻德军政府的看法却没有史密斯那么乐观。首先在货币问题上，克莱认为会谈并没有提到“一旦美英法接受东马克，即对柏林财政金融进行四国联合管制”的要求，没有这样的管制，就意味着西方失去了管制柏林的发言权。[10]克莱表示，“苏联是要求无条件地从柏林撤出西马克，西方一旦同意，将对自身在该地区的地位产生灾难性影响”，他因此要求在答应苏联建议的同时，必须以协议形式给予美英法三国在柏林货币和信贷问题上发言权，并对柏林的占领费用做出相应规定。[11]其实，克莱的上述想法也是因为受到柏林当地的德国各政党领导人的影响，他们曾在8月3日晚与前者的会面中表示，“苏联当局的措施实际上将破坏目前市政府的正常运转，以协议的形式确定我们接受东马克的附带条件是非常重要的”。[12]至于暂停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克莱强调必须充分认识到苏联在德国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根本性变化。[13]他认为“若将此作为召开四国外长会议的前提，将使我们面对来自本国国内和德国当地的强大压力”。尽管克莱一时也找不出拒绝外长会议的理由，但依然重申自己不希望更改《伦敦决议》的相关内容，并强调：“当遇到苏联人的进攻时，强有力的、坚定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应对之策。如果现在投降屈服，那么以后我们就不会再有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可能再有希望在筹建德国政府问题上占据主动。”[14]
克莱认为要实现危机的和解并非易事。他更多地考虑了答应苏联的条件，将给今后柏林乃至于德国局势的发展以及西方地位的巩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并因此对莫斯科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所以，克莱的立场是倾向于有条件地接受斯大林在会谈最后的建议，并密切关注可能出现的新变化。克莱所说的“新变化”主要是指，由于外长会议将在西德政府建立之前召开，将给德国政局走向增加的不确定性，会加大西方执行即定对德政策的难度，封锁的解除可能直接导致出现一个“无法成立西德政府、难以复兴西德经济的严重政治后果”，西方可能在解决柏林封锁问题的同时使更大范围的德国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因此，克莱认为从维护欧洲经济复兴、阻止亲苏势力扩张的角度看，在对苏交涉的同时加快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更加重要。[15]
在外交谈判开始后，华盛顿官僚机构内部的危机决策发言权逐渐集中到了国务院。这主要是因为：其一，国家政府层面的谈判交涉本就属于其职权范围;其二，在进入8月份后总统竞选事务占据了杜鲁门的大部分工作日程，大量的演讲、辩论和公开露面使得白宫对危机事件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其三，正如马歇尔自己所指出的，他与杜鲁门的关系也是国务院逐渐在危机应对中占据主导地位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后者一贯认为马歇尔是完全值得自己信赖的政府官员。[16]尽管杜、马二人有时也会在一些国际事务的细节问题上出现分歧，但这丝毫无损于彼此的关系，马歇尔在二战中的突出贡献使得杜鲁门有理由相信他同样能在国务院有上佳表现。因此，杜鲁门在外交上比其他总统更多依赖国务卿的判断和建议，马歇尔也比其他的国务卿更能影响美国对外决策。[17]这种出于总统与国务卿私人关系的融洽，直接影响到了国务院在应对危机进程中作用的发挥。
具体到对莫斯科2日会谈的反应，国务院的观点与驻德军政府比较接近。在货币问题上，国务院感到在柏林接受东马克不能是无条件的，该马克的使用必须受到四国联合管制，苏联在前几天单方面冻结西柏林地区公司和企业账目的行为，更加重了实现以上要求的必要性。马歇尔认为，苏联政府应该首先明确四国对柏林信贷的控制、使用统一的信贷规则和货币规则、一视同仁为各占领国提供充足的财政基金，并对西占区和柏林之间的贸易作出规定;其次，解除封锁应该与西方原则上在柏林接受东马克同时执行;再次，莫斯科一旦同意西方上述要求，四国政府就应该立即向军政官发出指令，要求他们不要拖延对四国管制东马克的具体规则达成协议。[18]在西德政府问题上，国务院对莫斯科取消将西方放弃建立西德国家作为解除封锁的前提条件感到满意，但也表示需要在这个苏联可能再次提出异议的问题上留有后招，需要史密斯继续捍卫美国的立场，并希望他向苏联政府表明：建立任何形式的西德临时政府都是德国人的自主行动。言外之意，西方并不是幕后的主要推手。至于恢复召开四国外长会议，国务院表示可以接受9月1日后的任意时间，并建议按照原来外长会议轮流举办的原则将巴黎作为会议地点。[19]需要说明的是，9月1日是预定召开西德地区制宪会议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还是想在外长会议前造成西德政府已然建立的事实，说到底华盛顿并不想在该问题上让步，其着眼点依然是柏林问题本身，只是希望进一步利用2日会谈中出现的良好对话氛围，尽快妥善处理货币和封锁这两个问题。
国务院的上述态度，既是源于对驻德军政府意见的采纳，更是由于内部幕僚的分析。负责协调柏林问题的中欧事务司负责人波伦，最初也对斯大林表现出和解的态度感到兴奋，他认为空运的成功以及其他因素极大地改变了莫斯科的立场。但在兴奋之余，波伦并没有忘记在三年前的首次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行为;他也清楚地记得在1946年夏天的第二次四国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在与贝文冲突时的表现。[20]以往苏联在与西方国家谈判中的不诚信记录，使波伦怀疑苏联领导人在8月2日晚上表现出诚恳态度的真实性。在仔细阅读了来自史密斯的会议纪要后，波伦感到斯大林依然要将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作为解除封锁的交换条件，这显然是华盛顿不愿付出的代价。[21]波伦因此认定苏联的政策立场没有变化，并建议不要同意采取任何暂停筹建西德政府的举措。
在随后提交的备忘录中，波伦进一步强调，必须认清斯大林虽然在推迟执行《伦敦决议》问题上有所让步，但这只是苏联的谈判技巧，该要求仍是克里姆林宫的最终目标，并提醒注意斯大林实际上在会谈中数次使用“除非这样做，否则对整个德国问题就没什么可谈了”的说辞。波伦认为斯大林的表现证实了美国之前对苏联封锁柏林目的的估计，不同的是苏联这次并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公然声称如果西方不取消《伦敦决议》中有关建立西德政府的内容，他们就将通过在苏占区采取类似举措动摇西方三国在柏林地位。波伦强调斯大林的这一态度对事态发展和谈判进程至关重要，并预计如果其要求遭到西方拒绝，苏联政府很可能完全终止谈判。他还表示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讲，苏联人采取该立场与己十分有利，因为即便是德国最终分裂，他们也可以将挑起事端的责任推给西方国家。在波伦看来，苏联提出推迟建立西德政府的要求，将可能引发了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待《伦敦决议》问题上分歧和争议，使华盛顿既要面对国内某些团体的政治压力，而一旦停止执行该《决议》将会对西德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22]
无独有偶，中央情报局在8月6日提交给总统的《柏林问题备忘录》中，也重点分析了苏联在2日会谈中提出“以召开外长会议等形式的四国政府会谈讨论整个德国问题”的建议。首先，备忘录认为苏联提出建议的直接目的可能是为了终止目前紧张国际局势，利用目前西方在柏林面临的困境来寻求在德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使克里姆林宫从西方让步中取得某些战略优势。其次，备忘录指出苏联在外长会谈中希望达成的直接目标是得到德国的农业赔偿和来自工业产品的赔偿，实现自己对德国非军事化的理念、组建一个全德中央政府、达成对德和平协议以及实现对鲁尔地区的四国共管等。备忘录预计在外长会谈的早期，苏联会大力要求西方在以上各个要点上都做出让步，目的是为了尽可能营造出自己在会谈中更为强势的地位，因为莫斯科更长远、更重要的目的是在全德中央政府中拥有决定权，进而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前者包括：一则阻碍以西德为重点的整个西欧经济和政治稳定的实现，二则从西德地区获取经济利益;后者包括：其一，延迟西方大国最终建立一个西德政府，其二，通过盟国之间的赔偿规划从西德地区获得赔偿，其三，分享西德的工业产品包括在对鲁尔地区的经济管理上拥有一些发言权。备忘录认为，苏联为实现以上目标可能会对西方作出部分让步和妥协，包括放松苏联对东德的控制，可能重新肯定西方进入柏林的权力，但莫斯科让步的底线是不能有损自己长期统治东德包括柏林的能力。[23]
备忘录警告，华盛顿一旦接受苏联的最低要求，可能导致在德国问题上签署临时性协议，但却会给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使其能够实现对东德和东欧地区经济状况的改善、加紧对卫星国的政治控制、发动和平的宣传攻势等目的。此外，由于西欧各国普遍会对提供一个临时性的、缓和东西方紧张关系的协定表示欢迎，因此美国接受苏联的最低要求还将使莫斯科有可能达到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意见不合破坏目前的反苏联盟的目的，并通过搅乱德国的国家统一来获取利益。但中情局也承认即便是华盛顿不接受莫斯科的要求，后者也可能会利用建议召开外长会议的方式起到减缓西方对苏联的遏制计划、提升西方大国之间意见分歧的效果，并使其可以借机为自身的政治宣传提供平台，以寻求向公众展示苏联愿意进行谈判的态度、标榜其所谓的和平意图，并利用无法达成协议的结果来证明西方国家的顽固立场。[24]在此基础上，中情局认为比较东西方在召开外长会议问题上的得与失以及考虑复兴整个欧洲经济和柏林问题的轻重缓急，为缓解目前的紧张局势还是值得冒险召开外长会议。[25]
波伦和中情局的这两份备忘录，都反映了华盛顿决策层对苏联领导人在2日会谈中立场的怀疑甚至是否定。前者通过对会谈进程的分析，质疑了苏联将《伦敦决议》、筹建西德政府问题与柏林争端相挂钩的真实意图;后者则从更高的战略角度，通过对苏联目的意图的分层分析，论证了为解决柏林问题而同意苏联召开外长会议建议的利弊得失。除了在8月3日晚给史密斯的电报指示外，国务院还估计，苏联会继续要求西方三国在召开外长会议的同时，停止执行《伦敦决议》中有关德国问题的内容。马歇尔认为根据以往经验，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商议后，苏联政府的立场可能会更加强硬，进而寻求来自西方的妥协，因此西方代表应该坚持2日会谈的立场，不要轻易放弃在莫斯科的交涉。[26]
华盛顿的上述预测，在8月6日美英法三国大使同莫洛托夫的会谈中得到了证实，后者在会议上的言论和斯大林在2日会谈结尾的表态截然不同。首先，他不但在货币问题上态度强硬，还重提了《伦敦决议》以及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莫洛托夫声称：“西方没有资格参与对柏林东马克的管制，这是原则性问题，苏联不会让步。”他坚持将封锁与货币问题相联系，强调为了阻止西马克流入柏林和苏占区，维持一些限制措施是必要的。同时，莫洛托夫还直截了当地询问西方是否准备推迟即将于9月1日召开的西德地区制宪议会，并强调召开议会就意味着西德政府的实际成立。此外，他还要求四国军队占领柏林的费用应由各国在德国的占领区承担。其次，莫洛托夫声明四国对柏林的联合管制已不复存在，甚至建议一旦在柏林就技术性问题进行谈判，四国军政官不宜同时出席，应在苏联代表和西方三国推选的一位代表之间展开，其理由是目前德国和柏林已经分裂成了两部分。[27]
6日会谈至少可以展现莫洛托夫思维的三大特点。其一，在无法迫使西方搁置执行《伦敦决议》的情况下，他比斯大林更愿意接受目前德国的分裂状况，因为他一直认为西方的行为已经造成了德国的事实分裂，并强调柏林应被看作是苏占区的一部分而不是整个德国的首都。其二，他希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一方面，通过剥夺西方对货币流通控制权的方式迫使西方离开柏林;另一方面，以解除封锁为诱饵试图扰乱建立西德政府计划的执行。其三，以“两边论”取代四国管制体制，这实际上反映出莫洛托夫对通过任何级别的四国谈判解决德国问题都感到怀疑甚至否定。[28]与莫洛托夫的这次交锋似乎在提醒西方，通过与莫斯科的直接对话解决柏林问题的难度远比之前预想的大得多。远在柏林的克莱也认为“6日会谈的情况极为糟糕”，他表示货币问题对柏林局势的影响很大，当地的德国政党领袖对东马克将取代西马克的传言感到很害怕，如果西方无法对货币进行有效的控制，市政当局就将受制于苏联，苏联最近在金融领域的活动，更是暗示了他们今后会利用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来挟制市政府。[29]
作为对莫氏6日会谈观点的回应，马歇尔强调为了防止爆发一场“货币战”，在接受东马克之前必须形成一套捍卫西方在柏林权利的措施。他要求史密斯在之后的会谈中澄清，西方在西德问题上的做法并不具有终极性，不排除今后东西方就德国统一问题重新达成一致的可能，并希望苏联注意《伦敦决议》的类似陈述。[30]但这只是国务院的缓兵之计。由于感到与莫洛托夫的谈判有可能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马歇尔还授权史密斯在合适的情况下再次询问斯大林的态度，以避免和莫氏进行无休止的纠缠。[31]
作为对6日会谈立场的延展，莫洛托夫在8月9日下午提出了莫斯科会谈公报草案，其中主要说明了四方面问题：第一，所有在西占区宣布进行货币改革后对西占区和柏林之间以及西占区和苏占区之间的人员和货物交通施加的限制措施，应在8月15日撤除。第二，近期以外长会议的形式召开的四国政府间会议，讨论柏林问题以及其他事关德国统一的问题，在召开会议的同时推迟执行《伦敦决议》中有关筹建西德政府的内容。第三，东马克从8月15日开始作为柏林的唯一合法货币取代西马克，柏林货币流通规则由苏占区的德意志发行银行通过在柏林建立和运作的信贷机构负责。第四，允许柏林各组织、企业、公司和个人，通过苏占区的德意志进出口机构与第三国以及德国西占区进行经贸交往;柏林各国占领军费用改由各自在德国的占领区承担，免除柏林承担占领费用的义务。[32]
美国等西方三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这份草案的。首先，草案包含着苏联要求实现自己对柏林进行单独管理的政治意图。[33]其次，草案的修辞否定了西方驻留西柏林的法律基础，没有指明将对柏林货币实行四国联合管制，仅仅承诺解除在货币改革后施加的封锁措施;更为关键的是，草案明确提出将搁置执行《伦敦决议》作为召开外长会议的前提，这与斯大林在2日会谈中的表态截然相反。[34]莫洛托夫的公报草案在华盛顿引发了强烈反响。波伦在8月10日和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交谈时表示，苏联人的公报建议案从整体上暗示着四国对德国的占领和管制已经走到了尽头，接受它实际上等同于美军在柏林只能是以附庸的身份被苏联当局收容。[35]马歇尔也感到苏联人正在寻求建立一套“西方尚失驻留柏林权力”的理论。[36]克莱也反对莫洛托夫提出的公报草案，因为该草案使德国的政界人士和社会各阶层民众都不会相信恢复了平等的四国联合管制，克莱认为以这样的方式解决问题仅仅是延迟了更大规模危机的爆发。[37]克莱和墨菲因此都建议再次会见斯大林。他们强调：“如果这样的会面还是没有结果，我们就不应该继续在莫斯科消磨时间，必须启用联合国程序解决柏林问题。”[38]
当然，在美国政府内部还有更为激进的看法。陆军部强调绝不能对苏联人妥协，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扰乱欧洲复兴计划的执行，并阻止建立起东西欧之间的力量平衡格局。部长罗亚尔甚至表示，如果谈判无果而终就应考虑增加对抗苏联的新措施，比如封锁波罗的海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对苏联船只完全关闭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39]同时，罗亚尔也开始重新考虑，通过武装护送的方式保持美军运输车队从地面进入柏林的权利。他在8月9日要求克莱，“为今后可能采取的武装供给柏林的行动做准备，不要停止考虑制订一项实施该行动的紧急计划”。[40]不过，这些言论与当时美国政府内部的主导决策思维不符，因而未能体现出多大的实际效用。
在8月12日与莫洛托夫的第三次会谈前，三国大使陈述了一份对9日苏联公报草案的声明。针对苏联所坚持的“交通封锁是应对西占区货币改革的必要措施”的说法，声明表示可以通过采取阻止柏林货币黑市运作的方式，消灭任何因货币改革而对苏占区经济构成的所谓威胁;美英法三国不接受任何旨在剥夺西方在柏林合法权利或包含类似意味的协议，不接受有关柏林是苏占区一部分的论断，坚持对柏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享有平等的监管权，反对免除柏林当地所承担的占领费用，不接受任何含有推迟筹建西德政府要求的公报。[41]
遵循上述原则立场，美、英、法在之后的莫斯科会谈中继续与苏联展开周旋，但结果却令西方倍感失望。美英法三国大使在8月23日晚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二次会面。后者尽管同意通过在柏林四国指挥官控制下的管制金融委员会，对货币印制和发行实行联合管制，但却依然坚持在公报中提及《伦敦决议》和筹建西德政府的问题，并要求澄清西方就此所采取的任何实质行动都必须推延到外长会议之后。在占领费用问题上，斯大林同样坚持要求基本免除柏林地区所承担的义务，最多象征性地每年承担两千万马克。[42]最终，发表会议公报的计划流产，西方三国大使与莫洛托夫在8月30日最后一次会谈中，只是就“解除封锁的同时在柏林以东马克取代西马克”、“制订平等贸易协定”等问题达成共识，并同意四国政府在当天向各自的驻德军政领导人发出指令(以下统称为《8月30日指令》)，要求他们就某些问题的具体执行方案进行为期7天的协商。这些问题包括：(1)解除柏林和西占区之间以及进出德国苏占区的通信、交通和贸易限制。(2)接受东马克为柏林的唯一货币的同时西马克退出柏林货币流通领域。(3)在柏林货币兑换和流通上确保：(A)以1比1的比率进行东西马克兑换;(B)对各国在柏林的占领区实行一视同仁的货币供给和信贷政策;(C)制订柏林和第三国以及德国西占区之间进行贸易的协议;(D)为柏林的财政预算和占领费用提供充足的货币基金，并尽可能减少赤字、平衡预算;(E)货币流通规则由苏占区德意志发行银行通过目前在柏林运转的信贷中介机构加以承担，四国在财政金融委员会的代表负责对以上金融措施的监控。[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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