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国驻德军政官的交涉及柏林的政治变局
通过驻苏大使在莫斯科的斡旋是美国危机外交的第一步，尽管东西方最终勉强同意各自驻德军政机构负责人通过谈判解决危机，但所谓的外交成果无法消除东西方对抗的根源，东西方分歧在随后的交涉中再次显现，并直接导致了美国通过对苏谈判化解危机首回合行动的失败。
美国驻德军政官克莱从一开始就认为，在莫斯科会谈框架内是不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或实施细则的，除非会谈的结果是将柏林城拱手让给苏联人。[44]他在接到由华盛顿转发的给四国军政官的指令后更明确了上述想法。克莱感到苏联并不是真的同意对柏林的德意志发行银行[45]进行四国联合管制，他认为“仅仅是为了获得一纸指令而接受含糊其辞的表述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处的”。[46]他强调，由于柏林争端不可能导致战争，美国完全可以在对苏交涉中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并坚决反对任何绥靖的信号或是立场的软化。[47]克莱批评史密斯在与斯大林的会谈中采取了一种近乎恳求的陈述，因此当他自己在柏林成为谈判主角时，美国的交涉态度会变得愈加强硬。
当然，影响克莱对苏交涉态度的还有西柏林当地的社情民意和政治动向。一些西柏林人在面对苏军的交通封锁和各种压力的时候，非但没有屈服反而更加表现出对苏联人的蔑视，他们甚至对西方可能与苏联通过谈判达成妥协感到不安。例如一位市议会议员在7月25日的一次公众集会上演讲，呼吁西方三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重犯“慕尼黑式”的政策错误，他强调“在与一种极权主义势力斗争的时候，如果民主力量希望捍卫世界的和平与自由，就绝对不应该忽视武器的作用”。[48]此外，在7月31日柏林社民党的一次党团集会上，许多党员也公开表示，“我们将自己的全部信心寄托在西方政治家的行动上，相信他们绝对不会在封锁压力下接受外长会谈”。[49]数天后，亲西方的柏林市长罗伊特也提醒美英法三国军政当局不要作出变相的妥协，以免遭到柏林人的强烈抵制。[50]这些言论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柏林当地部分人士的反苏心态。
东西方彼此的不妥协立场，在从9月1日开始到7日的几次军政官会议上产生了激烈的碰撞。在围绕着贸易、货币、交通三大问题展开的交涉中，西方三国与苏联之间出现了严重分歧。在9月1日和3日的两次军政官会议上，苏联以“航空交通可以通过对货币运进与运出来破坏苏占区的金融稳定，也可以通过从柏林运出不计其数的货物来破坏当地的经济生产”为由，坚持要求增加对限制柏林航空运输的讨论，这甚至超出了莫斯科会谈的议题范围。[51]此外，双方在贸易问题上主要存在着两点分歧：其一，是否以及如何对柏林外贸进行货币支付?[52]其二，谁负责监管柏林贸易?[53]
由于货币问题是导致苏联全面封锁柏林的直接动因，因而四国军政官对此的分歧较之交通和贸易问题更盛。有关货币问题争议具体出现在以下方面。第一，货币的转换方式，也就是“以何种方式公布撤除西马克代之以东马克的法令”。[54]第二，“如何处置被替换下的西马克”。[55]第三，柏林管制金融委员会的职能，即“德意志发行银行负责的货币转换是否将在该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56]对管制金融委员会职能的争执是东西方分歧的焦点。克莱坚信该委员会的职能对于美国的声誉以及缓和柏林人的恐惧心理至关重要，并认为“对其职权的不同解释可能预示着僵局的出现，除非接受苏联的观点，否则僵局不会得到化解，即便是解除了封锁，西方在柏林的地位也不会有改观，只会比封锁存在的情况下更糟糕”[57]。
直至9月7日晚上的第七次军政领导人会议结束时，东西方之间依然在三大关键点上存在分歧：1.财政金融委员会的职能，尤其是与德意志发行银行的关系;2.苏联坚持由自己控制的机构负责管理柏林对外贸易事务;3.苏联坚持要求对航空运输进行限制。[58]西方军政官表示，迄今为止没有迹象表明索科洛夫斯基愿意在以上三个分歧点上让步，试图通过驻德军政领导人的交涉解决这些问题实际已无可能，唯一的希望是展开政府层面的交涉。[59]
其实，华盛顿早就预见到了四国驻德军事领导人谈判可能出现僵局。白宫在一份关于柏林局势的总统备忘录中指出：四国谈判已经到了一个关节点，所有分歧的焦点是苏联坚持认为四国对德联合管制已经瓦解，包括西方占领国在柏林的合法权利。备忘录认为苏联的立场是不可接受的。首先，西方三国用管制柏林的权利与解除封锁进行交易，将使自身在柏林的地位变得更加困难;其次，西方一旦妥协苏联就将以此向全世界宣传自己所谓的巨大外交胜利，这将变相起到增加莫斯科威信的宣传效果[60];再者，苏联在柏林问题上的真正目的是借此扰乱西占区甚至是整个西欧的经济复兴。[61]但对于应如何应对谈判僵局?白宫备忘录并没有给出具体方案，只是表示包括四国对柏林货币管制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四国参与柏林管制的基本权利，这一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在谈判结束前还必须要求驻苏大使与斯大林作进一步对话。[62]
马歇尔也估计索科洛夫斯基的态度不可能有大的转变，因此要求国务院相关部门尽快草拟向莫斯科发出的书面公函，并在9月7日的会议后立即联系莫洛托夫，说明在柏林交涉中出现的分歧，目的是为了让苏联政府根据莫斯科会谈的精神再向驻德苏军发出一道更为明确的指令。[63]英国外长贝文和马歇尔一样认为，要在短时间内与苏方达成一致似乎不太现实[64]，西方三国应该在得到各自驻德军政府的工作报告后，通过驻莫斯科大使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65]
尽管美英两国都希望事态能在最后时刻有所转机，但现实结果却是残酷的，正如墨菲指出的那样：“西方三国已经用尽了我所知道的每一种谈判方法，索科洛夫斯基提出这些建议是要使苏方完全控制柏林，这一点是无法接受的，他们愿意无休止地讨论自己的建议但却寸土不让。我看不出他们发出了任何试图达成协议的信号。”[66]
当然，美国面对的不仅仅是谈判桌上的僵局，还有柏林当地政权机构愈演愈烈的分裂趋向。其实在危机全面爆发一个月后，这种分裂趋势就已公开显现。首先，警察总监马克格拉夫(Markgraf)在7月26日被市政府撤换后，苏联继续将他看作是柏林警察的首领，西方军政府则认可这一撤换并将马克格拉夫的前助手斯乌姆(Stumm)视作是新的柏林警察总监。两个分离的柏林警察体系由此产生并同时运转，一个是位于柏林美占区，在斯乌姆的领导下;另一个位于柏林苏占区，在马克格拉夫的领导下。其次，粮食部门尽管名义上是在福尔萨克(Fuellsack)的领导下仍然监管着柏林所有占领区的粮食分配，但苏联当局已经单方面建立了起由赖特施(Letsch)负责柏林苏占区食品分配的机构;同时，西柏林的食品分配也由位于英占区的、在福尔萨克的副官施普克(Schoepke)领导下的机构负责。再者，德国苏占区的邮政负责人施罗德(Schroeder)已经被指派管理东柏林的邮政机构，而西柏林执行的是来自位于柏林英占区邮政长官的命令。从8月3日开始，如果西柏林居民想要汇款到东柏林和苏占区就必须使用东马克，苏联还关闭了所有位于西柏林的邮政汇款点，并拒绝向西柏林居民支付来自苏占区的汇款，对此西方军政府也在西柏林相应采取了类似行动。[67]
墨菲在8月13日致电马歇尔：虽然柏林统一的假象依然存在，但分裂已经出现在柏林的警察、粮食以及邮政部门，并将不可避免地进一步出现在劳工、经济和金融等重要部门。从8月初开始东西方在柏林劳资协议问题上的冲突不断出现，身为统一社会党人的柏林劳工部门负责人瓦尔德玛·施密特(Waldemar Schmidt)声称自己只服从苏联当局而拒绝接受西方军政府的命令。此外，苏占区的德国经济委员会及其附属机构，已经逐步从柏林市政府的控制下撤出了大部分东柏林经济实体;位于东柏林的城市银行，已经大量接管了当地的货币和信贷业务;苏占区的德国经济委员会和东柏林贸易公司加强了对当地企业与西柏林公司进行贸易往来的资金控制。墨菲认为，柏林市政府的经济和金融部门，虽然仍然位于东柏林但已经在当地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了。同时，墨菲还强调苏联和统一社会党试图分裂或者中立目前的市政府，完全在苏联控制下各职能部门正在尝试篡夺政府的权力，这些行动在莫斯科会谈期间没有丝毫停止或减缓的迹象，相比之下，西方军政府则是在尽力避免采取一些加剧形势恶化的行动。[68]
在四国谈判转移至柏林继续进行的同时，城内的亲苏势力加大了夺取城市控制权的行动。由于苏联的阻挠，原本计划于9月3日在位于东柏林的市议会大楼召开的议会会议被迫推迟。柏林统一社会党利用这个机会，与声称代表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人在议会会议厅举行会议，但参会者中的大多数其实并不是上述三个政党的成员。在统一社会党的倡导下，参会者组成了所谓的“柏林民主集团”，并选举四位代表与市政府进行谈判。由此，在当地亲苏政治团体主导下，对抗市政当局的力量实际已经形成。[69]
虽然，市议会尝试在9月6日下午重新举行会议，并特意从西柏林的警务部门征调了40名志愿人员负责在会议期间维持市议会大楼的秩序，但事实证明这些警力是远远不够的。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小时，示威者强行冲入议会大楼并占领了会议室，其间准备报道会议的几位来自西柏林新闻机构的记者还受到了暴力袭击，麦克风等报道器材也被损坏，而当时在场的东柏林警察却只是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在这样的环境下根本无法正常举行会议，很多亲西方的议员被迫迅速撤离，亲苏人员基本控制了议会。下午两点，议会第二副主席、统一社会党人格斯切克(Geschke)宣布开会，参会议员基本上是统一社会党成员以及其他派别的亲苏议员。这个残缺不全的议会迅速投票通过了统一社会党提出的《冬季紧急法案》，而示威者也在会议举行一个小时后开始离开议会大楼。会议结束后，东柏林警察在大厅出口对每一个离开人员进行身份核查，只有经过核查的亲苏人员才可放行，而其他人员则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两名亲西方新闻机构的记者以及前来维持秩序的西柏林警察志愿者。[70]尽管，被围捕的志愿者中有部分人逃脱并最终躲进了位于东柏林的美、英、法三国联络官办公楼，但他们最终还是遭到了东柏林警察的拘捕。事后根据美国联络官的描述：苏军军官命令东柏林警察冲入被围困的西方三国联络官办公楼，并在其间使用暴力造成至少20人死亡。[71]美英法三国驻柏林指挥官在事后对苏方默许示威者扰乱议会大楼，并公开逮捕西柏林警察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西方军政府将此定性为“一次有组织的亲苏分子骚乱”。三天后，在柏林英占区国会大厦广场，由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组织的抗议“6日冲击市议会事件”的30万人群众集会上，再次发生了流血事件。亲西方人员在集会时爬上位于英、苏占领区交界处的勃兰登堡门，扯下并焚毁苏联国旗，在随后的冲突中有1人被苏军打死，数人被击伤。[72]
除了分裂市政机构和不断发生的群体性骚乱外，驻德苏军还采取其他措施试图劝诱西柏林人疏远西方国家，例如采用绑架、暗杀等方式希望让柏林人明白自身的安全有赖于与苏联的合作;进行反西方宣传，大力宣扬西方在柏林地位的不断恶化、空运行动的暗淡前景，并展现出自身对柏林人的友善以及愿意提供物资供给的态度。[73]不过，苏方的上述行为似乎并没有对西柏林人产生多大的影响。比如他们曾试图劝说当地德国人相信今后将在生活的各方面依赖苏占区，以此来摧毁人们对西马克的信心使该货币贬值，但西马克的币值却一直处于稳中有升的状态，在四国谈判刚开始的8月初是1个西马克兑换2个东马克，但月底的比价则扩大为1比3.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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