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美国的对策调整与联合国的外交调处
从1948年9月1日开始，西德制宪会议在波恩开幕，筹建西德政府的工作进入关键阶段，这使美国政府在应对柏林危机时需要更加谨慎。在9月7日收到驻德军政官的谈判总结报告后，国务院结合近期柏林的政治局势判定：“在8月30日指令基础上，通过军政官制订具体解决方案的努力已经失败”，谈判中出现的所有分歧都直接来源于苏联人坚持“西方已经失去在柏林合法权利”的论断。国务院感到必须让苏联对“西方在柏林的权利”这一基本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否则就意味着接受苏联的拖延战术，开始新一轮徒劳的谈判，并坐视驻德苏军对柏林市政的接管。[75]国务院认为在如何处理苏联的封锁、拒绝履行四国对货币的联合管制、攻击市政机构等三项行动上，必须自我克制。尽管克制可能会被解释成一种默许，甚至会被看作是西方在放弃有争议的权利，但马歇尔感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以上三个事实成为证明苏联试图剥夺西方在柏林权利的铁证。他进一步强调，应该既要求苏联人承认西方的合法权利，也要其不再采取与对德联合管制原则不符的行动，后者将是最低要求。驻苏大使史密斯更是表示如果西方的要求遭到拒绝，就将争端上诉至联合国。[76]
国务院在9月8日致电史密斯，要求他立即劝说苏联政府修订8月30日给军政官的指令。国务院希望在原指令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撤除从3月31日以来的所有交通限制、四国管制金融委员会有权控制柏林德意志发行银行的日常运作、反对苏联单独控制柏林贸易等原则。此外，国务院还希望对驻德苏军允许并协助少部分人用暴力手段扰乱市政机构履行正常职能的行为提出抗议，要求莫斯科明确承认西方三国在柏林的驻留权，以及因此在市政管理上享有平等的权利、职责和义务。[77]同时，国务院也认为需要在行动中注意以下原则：第一，提出抗议的对象应该是莫洛托夫而非斯大林，因为苏联人坚信西方会在盛怒之下直接向斯大林发难，这样就意味着可以在莫斯科开始新一轮的四国谈判，等于为他们向西方讨价还价又一次提供了机会;第二，抗议应该采取书面形式。[78]
陆军部的看法与国务院相似，部长罗亚尔表示：“如果莫斯科能够就财政金融委员会职能、贸易规则、航空运输、食品支付、占领费用、维持柏林正常秩序和市政府运转等一系列问题重新向其驻德军政官发出令人满意的指令，我们愿意在柏林继续讨论这些问题的具体实施细则。”他表示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引诱苏联就分歧点与西方达成一致，另一方面是为了阻止苏联再度在莫斯科和柏林的谈判中采取“拖沓战术”。罗亚尔也强调，如果问题确实无法通过谈判得以解决，那么向联合国申诉就真的成了化解危机的必经途径。[79]
与国务院相比，驻德军政官克莱主张在抗议中有意识地将重点集中在金融和货币等分歧最为严重的问题上;同时，他倾向于通过驻德军事负责人的谈判解决问题，对通过联合国实现和解不抱多大希望，并强调当前保证危机和解的关键依然是空运的成败与否。[80]
驻苏大使史密斯对国务院的立场，尤其是“西方在柏林的权利”问题上的要求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苏联政府不会从之前对该问题的立场上后退，恰当的做法不是申斥苏联拒绝承认西方权利，而是列举其单方面终止这些权利并实际上破坏西方在柏林地位的具体行为，例如不履行苏联领导人关于管制金融委员会职能的承诺、对交通和贸易提出新的限制、继续破坏旨在制订协议的谈判进程以及破坏柏林市政机构的正常运转等等。史密斯表示西方以任何方式继续或者终止谈判，都不会削弱苏联接管柏林市政府的能力，他强调“如果现在不能有效地和‘魔鬼’战斗，今后将可能会很被动”。[81]史密斯认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之前的一系列举动显然是低估了我们，如果他们继续认为我们对现实是如此盲目，以至于在目前的环境下继续允许自己在柏林的合法地位愈加不稳固，并希望通过谈判中表现怯懦和忍让的姿态求得和解，他们会更加肆无忌惮。”为此，史密斯在9月12日下午致电国务院建议向苏联政府声明：“柏林少数亲苏分子的侵略性和挑衅性举动却在不断加强并为谈判的顺利进行制造了障碍，而这些行为显然获得了苏联的积极支持”;并同时建议在柏林采取实际的反抗行动，因为在柏林人民抵制对反西方政治势力挑衅行动的策应下，西方大使在莫斯科外交斡旋可以从中得到有力的支持。[82]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认为，苏联所引发的柏林混乱局面可以被用作美英法三国对其进行言语反驳和行动反击的绝好例证。所以，从收到四国柏林谈判的报告开始，英国副外长斯特朗就会同美、法两国驻英大使开始制订对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该照会包括两份备忘录：一个是处理柏林谈判本身的，另一个是针对最近柏林城内部混乱局势的。[83]对此国务院表示：不论是对恢复柏林的社会、政治秩序还是对在柏林谈判期间出现的三点问题作出确切保证，只要苏联政府两者取其一，华盛顿就同意恢复柏林军政官交涉。但贝文却不同意将莫斯科可能做出的简单回应作为恢复谈判的条件，并强调应要求苏联采取切实行动，维护四国对柏林的联合管制。他表示“虽然无法判定是否能够在莫斯科解决柏林谈判中出现的分歧，但至少存在这样的机会”，而在莫斯科交涉的同时，应该要求其命令本国军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试图推翻柏林市政府的行动。[84]此外，美英在抗议方式上也存在着分歧。贝文认为：“在提出抗议时不要以书面形式而应用口头陈述，前者可能给苏联人这样的印象，即他们的不合作、不友好行动已经使美、英、法感到震怒，抗议是三国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他批评华盛顿的做法“似乎很少估计到需要为自身行为所承担的风险”[85]。马歇尔认为英国主张的抗议方式表明，他们倾向于使问题变得模糊，并在西方处于劣势的柏林局势下给苏联人提供一个延长谈判的机会。[86]但在与参议员范登堡、陆军部长罗亚尔等人商议后，马歇尔权衡了“维持西方团结”与“采取英国方针路线的内在危险性”之间的轻重，最终决定采纳英国的意见。[87]
在9月14日的会面中，莫洛托夫不仅拒绝了美英法三国大使会晤斯大林的请求，更是反驳西方的抗议是一面之词，并表示莫斯科“将需要一个星期甚至更长的时间，分析西方照会中列举的三个分歧点”，“不会在一个对苏方妄加指责的报告基础上展开协商”。史密斯等人也针锋相对地表示，除非对三个基本分歧点作出解释，否则在柏林继续进行任何谈判都是徒劳的。[88]他于会后致电国务院：“目前达成一致的希望十分渺茫，根据莫洛托夫的态度，苏联试图通过谈判推延时间并将破坏谈判的责任推给西方。”至于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史密斯认为此举未见得对西方有利。他指出：“尽管在联合国大会投票时，我们可以获得2/3多数的支持，但大量的弃权票(整个远东和近东集团、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国家、印度、巴基斯坦和可能的一定数量的拉美国家)会减轻国际社会对苏联进行谴责的分量;联合国成员国中的‘动摇分子’更会受到诸如苏联主动提出供应柏林食品的建议以及莫斯科愿意继续谈判等因素的影响，反而将挑起事端、危害和平的责任扔给我们。”史密斯估计苏联代表将会在联合国的外交舞台上演奏所谓的“民主交响乐”，甚至会赞颂最近的柏林骚乱，会将这些活动形容为是“在反动帝国主义压迫下民主力量的复活”。此外，史密斯还表示，随着冬季天气状况对空运负面影响的加大，苏联将继续依靠饥饿和失业来引诱西柏林的人们接受亲苏势力的控制，而西方驻军对改变这种状况则几乎无能为力。史密斯尽管做出了这些悲观的预测，却依然祈祷苏联人的答复能证明自己的上述估计是错误的。[89]
但莫洛托夫在9月18日的答复却将史密斯残存的希望击碎。当天晚些时候，史密斯致电马歇尔表示自己无法从苏联的答复中发现一丝和解的曙光。他认为莫斯科是在耍弄诡计而不是真的希望解决问题，并在找机会将破坏谈判的责任推给西方国家，莫洛托夫对管制金融委员会职权的解释完全背叛了斯大林在8月23日的表态，在交通和贸易问题上的情况也大抵如此。史密斯感到西方只有放弃在柏林的权益，才有希望与苏联人达成和解。他甚至预言自己当天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可能是两国最后一次就柏林问题的直接对话”[90]。在史密斯看来，西方三国和苏联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的大门正在逐渐关闭。
同样，克莱也认为苏联的立场没有任何改变，继续交涉毫无意义。他强调苏联人除了表示愿意继续谈判外，从他们身上看不到其他任何和解的迹象;而满足他们愿望的结果，只能是要求西方接受一个有损于自身柏林地位和合法权益的协定。[91]东西方之间的立场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克莱不得不承认，“数个星期的谈判使双方对话和解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目前除了将争端提交联合国讨论外别无选择”。不过，他也乐观地表示“空运也将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时间继续联合国的和解之路”，[92]并强调“空运的成果已经证明，即便是在苏联试图通过采取分裂城市等举措将西方赶出柏林的情况下，也可以为我们留守柏林提供坚实的物资保障，昨天(9月18日)的空运量已经达到5500吨，这证明我们有能力无限期地在柏林坚持下去”[93]。克莱认为：“除了两到三个月的冬季时间外，我们都能够更好地供给柏林，我们为空运所付出的经济代价相比于对欧援助计划以及通过重新武装阻止苏联扩张的成本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空运供给的费用实际上与通过铁路和高速公路运输的费用差不多，因此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空运的方式维护自己在柏林的地位和声誉。”[94]
此外，克莱还建议：如果苏联试图在柏林单独成立政府，西方应该以宣布建立西德国家来加以回应，同时将西马克确定为西柏林的唯一合法货币。[95]克莱之所敢于提出如此强硬的对策，主要是因为9月1日召开的波恩制宪会议的工作进展顺利，制宪会议成员不希望西方三国向苏联妥协甚至担心召开外长会议会可能导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其次，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70%的西德人希望尽快完成政府的筹建，同时大多数德国民主政党的领导人表现出极大的抵制苏联恐怖主义阴谋的信心以及使亲苏分子无法控制柏林的决心。再者，克莱本人认为，成立一个强大的西德国家会调整西欧的发展方向，有助于出现对西方有利的欧洲政治和经济格局，而这样的局面又会使西方在今后的德国问题谈判中处于更加强势的位置。[96]
从史密斯和克莱的态度看，美国驻苏外交机构和驻德军政府已对通过与苏联面对面谈判化解危机不抱多大希望，并因此强调走“联合国路线”必须成为美国应对危机的工作重点。但华盛顿决策层内部还在商讨如何应对新的危机态势，甚至对于在外交上改走“联合国路线”所要实现的具体目标还存在着不同看法。在巴黎参加第三届联合国大会的马歇尔、道格拉斯、腊斯克以及驻联合国副代表杰瑟普，于9月26日中午的一次短暂会谈中提到了该问题。道格拉斯表示，在美国代表团内部，有人怀疑是否真的能在联合国的协助下达成某种解决问题的协议，有的人则认为该行动仅仅是为了获得强有力的国际道义支持，而有的人甚至在考虑可能需要通过联合国使用武力。道格拉斯认为这些分歧的出现，表明了美国政府内部在行动方针上的混乱。马歇尔为此强调，目前的关键是“全力通过联合国渠道实现坚守西柏林的目标”。[97]
如果将马歇尔的上述表态视作是“中间路线”，那么在美国外交界还存在着与之不同的“左”、“右”两派观点。当时回国述职的驻苏大使史密斯就是“右”派观点的代表。一向被认为强硬且不可动摇的他，在面对四国谈判的破裂时思想上发生了变化，他甚至认为西方当初就不该去柏林，并声称德国的前首都之所以成为一种政治上的象征也完全是东西方大国有意造成的。[98]史密斯强调苏联对柏林施加的压力会继续下去，但不会主动采取军事手段迫使西方离开，而会使用各种非武力的手段让三国感到驻留柏林很困难。他认为政府采取的空运行动，将不得不从军用战备资源或者欧洲复兴计划中抽出一部分资源来加以补充，这势必会危及这两项工作的正常进行，此外苏联人会设法使空运陷入困境，美英空军可能会因此而造成飞行员或飞机的伤亡和损毁。总之，史密斯认为政府不惜代价冒险留在柏林，获得的仅仅是在当地象征性的存在。[99]至于与苏联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史密斯断言苏联不会有意选择战争，但其无意中做出错误判断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而目前柏林混乱的状况以及空中走廊的密集飞行活动，都蕴涵着导致军事冲突的潜在危险。[100]史密斯认为从当前的东西方力量对比来看优势在西方一边，因为苏联在战后的经济和生产恢复缓慢;他表示自己宁愿五年之后再和苏联开战而不是现在，因为美英等西方国家的发展速度要远胜于苏联，多年之后双方的实力差距将会更大。[101]在此基础上，史密斯表示自己希望通过联合国的调解为西方提供一个从柏林全身而退的机会。[102]这样的论调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会使数月来西方的抵抗努力付诸东流，因此没有得到华盛顿决策层的青睐。
说来也巧，持“左”的观点首先站出来反对史密斯“撤退论”的，居然是在莫斯科代行其职责的外交官科勒(Kohler)，他向马歇尔提出了一条强硬的政策路线。根据苏方继续采取试图单独控制柏林的行动，以及临近冬天出现不利于航空飞行的恶劣天气状况，科勒建议不要一味等待安理会的讨论结果，除了加强空运外还应该主动采取一些其他措施反击苏联的挑衅行动。他表示这些反击包括：在西柏林发行西马克，坚决支持柏林市政府不屈服于亲苏势力的暴力活动，建立临时的西方三国城防司令部，制定详细的西柏林经济发展计划，干扰或接管苏联控制的柏林电台，如果苏联以涉嫌鼓动反苏行为为由逮捕非共产党籍的柏林市政领导人便立即围捕西占区的德共领导人作为报复。[103]
不过，在国务院内部占上风的是比较中庸的观点。代理国务卿洛维特一方面认为美国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己在西柏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反对动用任何挑衅性的行动，他认为一切必须等联合国的讨论有了眉目再定。[104]这一观点和马歇尔的态度比较接近。针对科勒的强硬立场及其提出的六点建议，洛维特也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首先，是否发行西马克的问题目前正在柏林以及华盛顿的专家委员会内部进行讨论;其次，不支持建立西方三国柏林城防司令部;再者，强烈反对在目前的情况下采取任何直接干涉苏联控制下的柏林广播站的行动，因为这样做会被确认为是一种明显的挑衅行为;最后，虽不排除将来以拘捕美占区的共产党领导人的形式报复苏联逮捕柏林民主领导人的可能，但此举需要在提交一个“反对美占区共产党的法案”并获得华盛顿批准后才能授权军政官执行。[105]总之，洛维特认为近期可以在柏林采取的行动应该被局限在维持西方地位所急需的政策措施上，比如空运等反封锁行动。
作为制订外交方针的重要幕僚机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也主张要慎重对待柏林问题，不要有任何好战行为。该部门的研究人员尽管在10月1日有关空运问题的报告中表明，“我们有权让自己的飞机进入柏林，任何实质性的干涉都是对1945年11月30日达成的四国协议所认可的空中安全规则的侵犯，这样的干涉将被认为是一种挑衅的敌对行动”，但在之后围绕着“一旦苏联部分或完全干涉柏林空运的情况下，美国所应采取的行动方针”展开分析的时候，该机构却完全遵循“坚定但不挑衅”的原则。[106]
在通过外交渠道化解危机的努力遭遇挫折的同时，美国军方也再次介入危机的决策并从自身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主要表现在是否需要对苏联采取核打击以及空运等问题上。早在7月28日的一次与马歇尔、罗亚尔和布莱德雷的会谈中，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就提出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107]随着军政官交涉僵局的出现以及柏林局势的再度紧张，他在9月13日的白宫高层会议上，当面质问总统是否准备在柏林发生战争的情况下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则坦言“将祈祷永远也不要让自己有机会做出这一决定”，但也表示“如果确定必须这样做，他会作出肯定的回答，对此不必怀疑”。[108]其实，福雷斯特尔对苏联人一直存有敌视和怀疑的态度，因此他对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的估计要远远大于其他政府官员，他不同意总统的决定，并认为与苏联进行核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09]当然，福雷斯特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主张，在美国各界也有一批知音。次日晚上，由《华盛顿邮报》的出版商兼记者菲利普·格雷厄姆出面邀请19家报社的社长、主编和记者在福雷斯特尔家中聚会，与会者几乎一致表示“如果爆发战争，美国人民会认为使用原子弹是理所当然的并希望实际上使用它”。[110]此外，马歇尔和杜勒斯都指出“如果不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美国人民会把你处决”;克莱也声称“应该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并扬言“要首先用它来袭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连远在英伦的丘吉尔也煽风点火地说，“美国想把原子弹的破坏力减少到最低限度完全是错误的，这样做将给苏联人以危险的鼓励”。[111]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也表示：一旦发生敌对冲突，他们将根据国家的安全利益使用所有可能的解决办法包括使用原子弹。[112]
9月16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建议将使用核武器的决定权交给总统。会后，福雷斯特尔在与杜鲁门的非正式会谈中试图说服总统将核武器的控制权转交给军方，并希望总统能够当机立断。[113]对此，杜鲁门曾在一份备忘录中表示自己很担心军方人士真的会要求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并指出自己“有一种很可怕的感觉，战争离我们近在咫尺，而我完全不希望这成为事实”。[114]正是在上述思想的驱使下，杜鲁门始终将核武器的使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整个柏林封锁期间，杜鲁门顶住来自军方强硬派的压力是与其“文官治国、总统掌握最终军事决定权”的思想理念密切相关的。他非常强调“只有总统才有权决定应该制造何种武器，才能决定是否可以为了试验的目的而爆炸一种武器，才能决定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可以运送或储备核武器”[115]。实际上，自从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以来，杜鲁门一直在使用原子弹问题上保持谨慎的态度。他坚持不让军方负责监管核武器。正如，他在柏林危机高度紧张的时候对陆军部长罗亚尔所说的：“你必须理解原子弹不是一件单纯意义上的武器”，“它可以被用以消灭妇女、儿童和手无寸铁的平民，但这些却都不是武器的真正用途……因此希望你理解，我必须考虑到原子弹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现在并不是卖弄它的时候。”[116]
当然，总统的立场只是决定美国没有对苏采取核打击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下因素同样制约着华盛顿的最终决定。首先，对所要维护的利益目标与采取核打击可能产生的后果之间的价值对比，不倾向于对苏采取核打击。战后初期，美国采取对苏强硬政策也是有限度的，遏制苏联的目的只是为了维系雅尔塔体系所形成的战后国际关系格局、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美国内部对为了西柏林的存在而主动挑起战争仍有争议。其次，原子武器的自身局限性使美国不敢贸然行动。当时美国核武库中的原子弹数量极为有限且当量威力较小，尽管从1947年6月30日到1948年6月30日美国储存的原子弹数量已经从13枚增加到50枚，但对于幅员辽阔、战略纵深较大的苏联来说，即便用尽所有的库存原子弹也不足以对其造成致命的打击效果。此外，当时运载和投放核武器的工具主要是B—29轰炸机，这种型号的飞机双程飞行距离有限，无法取得预期的军事效果，而新制造的B—47轰炸机尽管飞行距离远，但数量有限无法承担大规模核打击的任务。[117]而一旦美国的原子弹无法对苏造成致命伤，苏联则有了挑起战争的好机会，他们将利用自身在德国境内和整个东欧地区的常规军事力量优势一举击败西方。再者，盟国尤其是英国官方对核打击的态度，不利于美国对苏动用原子弹。早在1945年11月，英国政府就在一份名为《英国当前原子能政策》的备忘录中对使用原子武器击败苏联提出了两个必要条件：1.拥有大量可供使用的原子弹成品(大约1000枚左右);2.西方拥有可以直接派出直飞轰炸机摧毁乌拉尔以东和以西的苏联城市和工厂的空军基地。备忘录的结论是“在今后5年内，希望单纯使用原子弹击败苏联是不现实的”。[118]
此外，空运问题是华盛顿军方关注的另一重点。参谋长联席会议在10月6日给国防部长福雷斯特尔的备忘录中指出：通过空运供给柏林的方法最初被当作是配合通过谈判的途径政治解决危机的临时性权宜之计，但目前的情况似乎说明外交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据此在没有其他好办法的情况下需要长期采取空运的方式供给柏林。但美国目前的军事实力不足以无限期地支撑空运行动，不将这样的军事努力有效地转化为实际的效果，继续空运行动将对承担国家安全职责的全国军事设施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在紧急状态下运转。
参谋长联席会议指出，最近柏林的空运需求量已扩大到每天4500吨，这是满足柏林物资供给的底线。为满足今后需求量进一步扩大，总共需要使用248架C—54大型运输机，这个数字占到了美国所有该类型飞机数量的52%，此外还需要配备大约18000名执行人员和大约8500名训练有素的后勤人员。在费用上，大约每月要多支出13540000美元，即每天451333美元，这些费用实际上还不包括因自然损耗或更换受损飞行器所需的费用。随着行动规模的扩大，目前的空运已经并将继续对军用航空运输服务机构以及相关生产工作产生严重影响。一则，目前人员和设备使用频率的增加，必须要有相应的替换计划;二则，空运规模的扩大需要有额外的、充足的后备基金做保障;三则，航空油料的超额支出增加了石油工业生产的压力;四则，由于目前飞机制造业已经停产C—54运输机，因此必须将该型号的客运飞机改装为货运使用，这将减少对军事人员的运输量。[119]考虑到上述困难的出现，在无法使用武力打破封锁的情况下，军方也不得不寄希望尽快通过联合国的调解解决问题。
9月29日，美、英、法三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提交了申诉书，要求后者注意“苏联单方面限制柏林与德国西占区之间交通所造成的严峻形势”，并提请联合国调解由此引发的争端。该申诉书强调：苏联的行为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是为了获取政治目的而施加的压力，美英法三国已经在《联合国宪章》第33条的原则下，耗尽了所有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办法。[120]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在10月3日提交公函，否认安理会有权考虑柏林争端，并指出“柏林问题与整个德国问题、西德政府的建立以及德国的分裂等一系列问题紧密相关，根据《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的规定，以上问题应该由对德占领国政府负责处理，完全没有必要让联合国介入”。苏联据此建议在“8月30日指令”的基础上，参照《波茨坦协定》召开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局势和德国问题。[121]
副国务卿洛维特认为，苏联的公函蕴涵着的巨大“陷阱”。其一，莫斯科建议召开外长会议的目的是为了争取舆论支持并博得主动和解的美誉;其二，苏联的封锁行为与《联合国宪章》第107条的规定不符，是在“张冠李戴”地为自身非法行动狡辩。[122]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马歇尔和贝文也针对苏联的公函得出了与洛维特相似的看法，并强调提及“8月30日指令”是苏联信函中最危险的内容。他认为此举将误导安理会中的某些成员，使他们要求美、英、法答应在指令基础上恢复四国谈判，苏联的信函以及其中的建议是一次狡诈和阴险的宣传活动，目的显然是要阻止安理会对柏林问题的讨论。[123]马歇尔因此提议：西方三国应该在安理会会议上主动地表明苏联先解除封锁，美国就准备接受立即召开外长会议的建议。不过，贝文的考虑比马歇尔更为长远，他质疑后者的建议“是否意味着西方将在《波茨坦协议》的基础上与苏联人进行徒劳的谈判?”贝文强调西方的立场不能后退到该《协议》的相关原则，不能因此而有损建立西德政府计划的实施，更何况一旦在该《协议》基础上解除封锁，西方如果还不愿意讨论德国问题，就意味着已经单方面做出了分裂德国的决定，就会再次为苏联人提供一个向外界证实清白的机会并使自身在国际舆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124]
此外，美国驻德军政府也对苏联向安理会建议在“8月30日指令”的基础上恢复四国谈判表示担忧。克莱认为：“不论对指令进行怎样的解释，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不能屈服于苏联。管制金融委员会无法对东马克在柏林的发行和流通实施有效监管，也就无法控制柏林信贷机构的信贷政策以及柏林市政府的预算，这样将会使西方军政府无力保护自身在柏林的合法权利，更无力保护在自己司法管辖权范围内的德国人不受出于政治目的的金融机构的任意操纵。如果西方不能确保西柏林的居民在没有政治控制的情况下使用货币，不能确保西柏林的公司和企业可以在数量和方式上充分使用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贷款，西方也就不再被认定对西柏林及其居民的生活拥有司法管辖权、参与管制权和主权。苏联当局在苏占区和东柏林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试图利用货币改革以及对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的控制作为手段来达成自己纯粹的政治目的。如果苏联当局单独控制了德意志发行银行，西方就无法阻止他们在西柏林实现与在苏占区和东柏林一样的政治目标。”[125]可见，美国国务院、在巴黎的代表团、驻德军政府以及盟友英国，都反对苏联在10月3日给安理会公函中提出的恢复四国谈判的条件。
从10月4日起，美英法三国的申诉提案作为临时议程交由安理会讨论。苏联驻联合国代表维辛斯基在当天以及次日的会议上解释说：“首先，《伦敦决议》已把德国分割成两部分，违背了之前在雅尔塔和波茨坦所达成的相关协定;其次，西方的所作所为使我们不得不对柏林交通施加限制以保护苏占区的经济，西方因为单方面违反对德占领协定而丧失了继续驻留柏林的权利;再者，柏林争端是德国事务的一个方面，应该通过四个占领国的外长会议而不是安理会加以解决。”[126]此外，维氏还辩解：“从传统的国际法意义上讲并不存在什么封锁问题，因此也不可能存在着对于和平的真正威胁。”[127]维辛斯基的一番说辞直接质疑了安理会处理争端的必要性甚至是合法性，由此将讨论的重点再次转到了程序问题，即安理会是否应该将柏林问题列入正式议程。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杰瑟普表示，目前的柏林局势存在着对和平的威胁，美英法作为联合国成员国有义务将情况呈报清楚。他强调三国申诉的问题是由于柏林封锁而对和平造成的威胁，不希望安理会的讨论和调解涉及整个德国问题，并指出起草《宪章》第107条的历史背景并没有表明该条款适用于大国在战败国领土内的行动。[128]在5日会议讨论的尾声，安理会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以9票对2票同意将柏林问题列入正式议程。[129]
不过，美国在安理会调解中所处的有利地位差点被自身的外交失误所抹杀。杜鲁门在10月5日通知国务院，他将派遣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邦雷德·文森前往莫斯科向斯大林陈述美国政府强烈的和平愿望。用总统的两位演说撰稿人戴维·诺伊斯和艾伯特·卡尔的话说，被称为“文森计划”的行动是为了“加强总统爱好和平的形象”。[130]根据杜鲁门本人的说法，他的这一想法是受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伦敦方面改善英美关系的“里丁子爵华盛顿之行”[131]的启发。1948年夏以来，华莱士领导下的进步党人在总统竞选活动中打出了“反对战争贩子”的口号以此攻击民主党政府并扩大自己的声势。杜鲁门担心美国国内的某些利益集团受此影响可能会作出不利于自身竞选连任的反应，他由此感到在竞选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还是要采取某些新办法同克里姆林宫打交道，以争取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132]对此，杜氏还曾在回忆录中表示：“在我们同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以实力为主，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但这决不表示我们所采取的是一种好战的态度。我们将尽力与他们讲道理、同他们进行合作，而我们是真心诚意要这样做的。”[133]远在巴黎的马歇尔在得知“文森计划”后大为震惊，这不仅仅是因为杜鲁门在做出如此重大的外交决策前居然丝毫没有征求自己的意见，更是由于此举将极大地减少美国就柏林问题在联合国进行外交斡旋的余地，也可能被西方盟国视作是华盛顿绕开他们采取单边行动的表现。[134]马歇尔于是立即赶到美国驻法使馆的电讯室向华盛顿发报要求停止行动，并将“文森计划”称为是“有史以来在外交上还不曾有过的拙劣手法”。副国务卿洛维特在事后回忆说，他在得到准备送给莫斯科的通知副本后马上要求觐见总统。他强调“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要求座车的司机开亮红灯，一路拉着警笛飞驰赶往白宫”向总统说明该计划是行不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是“总统失去他的国务卿、美国代表团为解决柏林危机而做出的努力也将付诸东流”。在马歇尔和洛维特等国务院官员的强烈反对和一再劝诫下，杜鲁门最终放弃了“文森计划”。[135]
安理会对柏林问题的正式讨论开始于10月6日召开的第363、364次会议。[136]杰瑟普在当天会议上指出：苏联威胁和平的目的，是试图通过封锁柏林来强迫德国人对自己统治的效忠，同时煽动和鼓励骚乱危害柏林市政府的合法施政。他回顾了西方对西柏林占领合法性的由来，叙述了苏军在柏林施加各种封锁措施及其鼓动的一系列袭扰市政府的非法举动，说明了苏方为此所寻找的各种借口。最后，杰瑟普介绍了西方国家尝试通过对苏谈判解决问题的失败，并再次表达了华盛顿愿意在封锁解除的情况下参加美、英、法、苏外长会议的态度。[137]
安理会中立国在10月15日和22日提出了两套解决问题的方案[138]，但分别被美英法三国和苏联以不符合自身原则底线为由加以拒绝。11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倡议在联合国监督下举行美、英、法、苏四方会谈[139]，但苏联一如既往地要求会谈内容应包括所有德国问题。美英法三国代表反驳说，之前在莫斯科和柏林的谈判已经使他们大失所望，继续进行这类谈判不会有什么效果，宁愿将问题交给联合国大会讨论，并重申在解除封锁之前决不进行谈判。[140]东西方立场的严重对立，使安理会中立国对危机的调解陷入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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