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柏林政治分裂格局的形成及其影响
在美英法苏四国的危机外交进行的同时,两年一次的柏林市政选举即将到来。由于之前柏林市政机构的分裂趋向愈演愈烈,因此这次选举也就成了维持柏林市政府统一还是推动其继续分裂的分水岭。
根据战后初期四国管制委员会以及四国城防司令部所属的协调委员会起草的《柏林临时宪法》第4条规定,柏林城市议会的成员每两年选举一次,第15条第1款特别提出立法会议员也是每两年选举一次。第35条第1款则要求:柏林市议会应该在1948年5月1日前向四国占领军政府提交新的宪法草案,一旦宪法被批准,选举就将在该宪法条文的指导下举行。不过,新宪法草案在1948年4月29日提交后,相关讨论随着7月初城防司令部的瓦解而终止,因此西方三国认为《临时宪法》仍然有效,新一轮的选举必须在该宪法条文的原则基础上进行,但这种观点却遭到了苏联的反对。
9月6日在柏林英占区举行的市议会上,尽管统一社会党成员拒绝与会,但议会还是通过了由市政府提交的《选举法令》,确定11月14日为正式的选举日期。市政府在三天后对外公布了法令和选举日期,并在市议会的一再坚持下于9月29日向四国军政当局呈交该法令。美、英、法三国军事指挥官于10月7日批准该法令,但苏联方面却否决了该法令并阻止以官方公报的形式印制选举公告。按常规,选举公告至少应该在选举开始前6个星期对外发布,因此苏联的做法导致选举不得不延期。10月8日,市议会决定将选举推迟到12月5日,并严令市政府为选举的进行做好所有必须的准备工作。但驻德苏军列举了统一社会党没有作参选准备等一系列无法在柏林苏占区进行选举的理由,因此市政府和市议会只得决定在柏林西方占领区继续进行选举。
与此同时,柏林的各派政治势力也在紧张地为选举作着各项准备工作。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提交了参选人名单并印制了选票,选民名单也已准备就绪并根据法律要求进行了公示。西德社会民主党的最高领导人埃里希(Erich)和赫塔(Hertha)多次前来柏林发表选举演说,其他参选政党的领导人也在随后陆续前往柏林进行选举前的拉票演说或造势活动,选举准备工作和相关活动也不断通过柏林和世界范围的新闻媒体对外公布。用墨菲的话说:“虽然民主政党相互之间的竞争是必然存在的,但选举活动的重心俨然成了以投票的形式来说明公众对苏联封锁和压迫行为的反抗以及对柏林自由的争取,甚至是很多最初认为选举活动可能导致柏林分裂的人现在也改变了态度,预计届时至少将有85%到90%的西柏林人参加投票。”11月16日,市选举委员会主席穆勒(Mueller)博士宣布,投票将从12月5日上午8点到晚上8点进行。
作为对上述状况的回应,驻德苏军采取了一些较为极端的行为。在政治上,苏军解除了柏林交通和公共机构领导人罗伊特(Reuter)和科林格奥弗(Klingelhoefer)的职务,并单方面指定他人代替,由此导致了上述两个部门的分裂;随后,食品、邮政电信等经济部门和警察机构也因为苏联的类似举动而彻底分裂;同时,苏军拒绝承认市议会撤销统一社会党籍的市劳工部门负责人瓦尔德玛·施密特职务的决定,导致市劳工部门分裂;此外,苏军还在东柏林成立了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交通和物资流通领域,苏军从10月18日开始采取收网措施,紧紧围绕着西柏林在城市内部各占领区边界上检查机动车辆,建立了大量的检查点以避免食品、煤炭和其他的商品从苏占区和东柏林流入西柏林,进而宣布将检查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穿越占领区边界的货物。其次,从9月中旬开始,苏军阻止西柏林发行的亲西方报纸在苏占区和东柏林流通。再者,苏军更换了柏林城之前一直使用的重叠式网格供电系统,以满足进一步封锁西柏林电能供应的需要。为了阻止选举的进行,亲苏新闻媒体以及亲苏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派别还通过声称需要“有序的、民主的选举”,要求和鼓动西柏林人不要参加投票;[141]苏军和统一社会党还发动了反对选举的强大宣传攻势,后者的党内高级领导人每天在城内召集反对选举的集会,说服西柏林人放弃投票权。[142]墨菲认为上述行为说明,苏联人担心西方很可能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而乱了方寸。[143]
远在华盛顿的国务院和陆军部也一直关注着选举筹备工作的进展。他们担心统一社会党的抵制和弃权将会降低选举的广泛性和影响力,会增加柏林内部各民主团体之间的摩擦,甚至感到举行选举就意味着要冒分裂城市的风险,并于11月24日向军政府传达了这些担忧。[144]华盛顿外交界和军方对举行选举将产生严重后果的顾忌,则主要是出于由此可能对危机的外交解决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在对选举的实质和后果的认识上,驻德军政府和华盛顿有所差异。克莱尽管也在11月21日给陆军部的报告中表示,12月5日的选举将直接导致柏林分裂,但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以此为由,催促中央政府尽快就在西柏林发行西马克的问题上作出决定。[145]政治顾问墨菲对选举的认识和态度更是与华盛顿完全不同。他显然已经清楚领悟到了后者的担忧,因此在11月26日给国务院的电报中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反对取消12月5日选举的理由。第一,他认为,“在双方都缺乏让步的情况下分裂必然出现,城市的分裂是苏联决定强迫西方离开柏林的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实际上柏林城现在已经分裂了,柏林局势发展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在巴黎进行的主要强调货币问题的谈判”。第二,墨菲不认同选举会增加柏林民主政党之间摩擦的说法,并感到实际情况恰恰相反,选举有利于促成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之间的团结,将选举看作是他们三者之间的竞争或争夺是愚钝的想法。在他看来,这些政党将通过选举搁置彼此之间的矛盾,组成反苏统一战线。第三,墨菲认为在这个时候取消选举,只会被柏林人、德国人甚至是其他欧洲人解释为西方大国在面对苏方强硬立场时的怯懦和投降,是一种“软膝盖”的做法,这不仅会招致德国人的蔑视而且会被苏联人当作是西方软弱的表现并加以充分利用。第四,他认为在柏林这样一个重要地方放弃民主选举的机会,将使得阻止苏联向西扩张的“铁幕”显得像泥土一样软弱,这对维护欧美民主国家的利益来说将是灾难性的,而政治上的失败同样会对货币改革产生不利影响。第五,墨菲强调取消选举就意味着违反《柏林临时宪法》以及对西方占领国合法性和道义根基的削弱,而这一根基是西方将来获得柏林人支持的重要基础,如果继续扩大对苏联当局的绥靖,那么最好立即宣布从柏林城撤出。第六,他认为在《柏林临时宪法》的规定下举行民主选举,符合四国战后初期共同承诺的对德政策,这样的选举不能被描述成是一种扩大柏林危机事态的做法,而且英国和法国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取消选举的打算。[146]
对于是否于12月5日照常举行选举,在巴黎参加联合国大会的美国代表团也有自己的看法,其成员查尔斯·波伦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苏联人正在违背自己批准的《柏林临时宪法》,应该对造成目前紧张局势负全部责任,但也表示:“在对公众说明苏联行为非法性的基础上,我们也可能因为其他原因而推迟选举,比如推后几个星期选举将有助于使我们对安理会可能提出的解决争端的方案作出回应。”[147]可以说,在巴黎的美国代表们更多的是从服务于在联合国进行外交斡旋的角度来看待柏林选举,在他们的思维中,只要有利于争端和解且切实可行,那么推迟选举日期未尝不是一种可取的方法。
但是,11月底因健康原因返回华盛顿并不再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国务卿马歇尔,却不太认同波伦的观点。他强调美国的目的不是要取消选举,也不是要采取行动建议推迟选举,要充分意识到上述做法会对德国公众思想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他认为:“正在困扰西方的是安理会中立国目前对货币问题进行的调解,可能会和由选举所导致的柏林城市管理机构的分裂相矛盾,换句话说,我们将会被要求接受一个以统一的城市管理为前提的货币安排方案,但这样的安排又会在选举之后,如此反倒会破坏我们在西柏林的权益。”马歇尔认为:“苏联对分裂城市的责任及其所采取的一连串为阻止西柏林选举的非法活动进行辩解的意图非常清楚。如果美国同意这样的货币安排,那么安理会中立国的注意力就要转到对目前紧迫事件含义的考虑,而这个议题就完全超出了对柏林问题进行纯粹技术性考察的范围。”在具体的行动方式上,马歇尔表示美国代表团可以向安理会说明,根据1946年四国一致同意的《柏林临时宪法》的规定,将在12月5日进行的选举是完全合法的。苏联人试图通过拒绝允许在柏林苏占区进行选举并阻挠整个城市的选举来否定该《宪法》,是在侵犯西柏林人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合法权利。在马歇尔看来,城市的分裂是苏联非法行为的直接后果,一旦柏林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城市管理机构,那么考虑在单一的城市管理机构的基础上落实正在拟订中的货币和贸易计划,就会变得很困难甚至是不现实的,就必须对这两项计划进行大幅度的修改,他认为必须提醒安理会中立国注意到这些新因素的出现。[148]其实,马歇尔的这一看法与克莱的意见比较接近,后者也一再强调虽然在一个分裂的城市中使用单一货币存在着可能,但具体方案不应在8月莫斯科会谈的基础上制订;在分裂状态下,无论如何也必须在交通检查、贸易许可等方面拟订新方案,因此之前在9月初与索科洛夫斯基所商讨的诸多细节问题也就不再适用。克莱认为在面对分裂的城市之时,协议的达成必须建立在对“8月30日指令”进行彻底修改的基础上。[149]马歇尔和克莱观点的实质,就是利用柏林选举可能造成的城市分裂态势,迫使安理会中立国及其相关机构放弃原有受“8月30日指令”影响的调解思维模式,针对可能出现的分裂形势制订新的和解方案。如此一来,美国反倒是利用柏林选举所造成的城市分裂格局,最终为西方在联合国的外交活动创造更为有利的局面。同时,针对法国政府询问是否存在着推迟选举以便安理会就柏林问题做出决定的可能性[150],马歇尔则强调美英两国代表应该通过在巴黎的努力使法国政府的思维和选举进程保持一致。[151]
如果说之前国务院部分官员对进行柏林选举后果有所担忧,但在经过墨菲的劝说后化解了许多,那么在11月底马歇尔返回华盛顿后,国务院在选举问题上的主导思想几乎完全抛弃了对其后果的顾虑和担忧。在坚定自身态度之外,国务院甚至还估计到了安理会中立国可能对柏林选举进行的干预,因此在11月28日晚又向在巴黎的美国代表团发出了一道立场强硬的指令性电报:如果中立国建议将柏林选举推迟到目前的斡旋努力有清楚的结果之后,我们应该立即表明自己不会沿着苏联否定这次选举合法基础的道路走下去;同时也要指明允许苏联在东柏林采取单边行动延误整个城市的选举工作,将在柏林人中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如果中立国仍然坚持要求推迟选举,我们必须表示该要求应该向柏林市政当局提出而非西方三国,且推迟时间不能超过一星期,同时前提条件必须是,苏联接受中立国解决货币问题的方案并在全城范围内举行选举的要求。[152]其实,国务院也意识到,上述推迟柏林选举的条件是苏联难以接受的,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安理会和柏林市政当局宣告:美国从根本上反对推迟12月5日的选举。
11月29日,驻德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分别致函西方三国军政官,劝说他们放弃几天后的选举[153],并暗示在柏林市政府中受到某些占领国当局支持的分离主义者正在努力瓦解市政府的组织运作功能。克莱和罗伯逊在次日做出回复[154],表示苏方的暗示既是西方所无法接受的,并指责苏联当局允许暴民扰乱市议会工作的行为、在没有得到柏林西方指挥官同意的情况下任意解除大量通过选举产生的市政官员职务的做法、退出柏林城防司令部的举动以及采取其他大量单方面破坏四国联合管制柏林的行为。克、罗二人强调上述情况,都无可辩驳说明了苏联分裂城市、破坏东柏林人行使民主权利、获得自由权利的意图。[155]
苏军和亲苏势力的各项努力并没能阻止西柏林选举的如期进行。12月5日,柏林市议会的选举在西方三国占领区举行。统一社会党及其附属组织在当天发起了一场抵制参加选举投票的运动,使得选举再次成为对亲苏力量和亲西方力量之间实力对比的一次检验。但最终参加投票的人数还是超过了86%,美国认为“这是反苏力量的胜利”。[156]选举的结果更让西方欢欣鼓舞,所有选票中的64.5%投给了社会民主党,余下的35.5%选票中有19.4%投给了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则获得了剩下的16.1%。[157]支持西方反苏的社会民主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罗伊特当选为新市长并宣称自己要将柏林变为统一和自由的德意志共和国的首都。[158]在西柏林选举之前,柏林市议会第二副议长、统一社会党人格斯克在苏联当局的支持下,于11月30日在东柏林召开由各工厂、团体代表参加的“特别议会会议”并选出新的市政府。统一社会党人、前魏玛共和国首任总理之子弗里茨·埃伯特被推选为市长,他宣布自己所领导的市政府要把柏林并入苏占区。两天后,苏军正式承认该市政府为柏林全市唯一合法的行政机构并答应给予一切必要的援助,但其实际权力仅限于东柏林。[159]通过上述两次独立的市政选举,柏林实际上已经分裂成为两个城市,分别拥有了自己的立法、行政系统和货币制度。
柏林选举结束不久,美国政府基于城市分裂的现实提出了解决当地货币问题的新方案。国务院通知驻英、法两国大使:柏林分裂使中立国的调解方案丧失了可行性前提,作为对策,西方三国应该立即在西柏林用西马克全面代替其他货币。美国希望与英法在1949年1月30日前,就该问题达成一致。美国之所以提出以上方案,主要是考虑到西方的目标是恢复柏林市政管理机构的统一以及对城市的四国联合管制,但东西柏林通过各自的市政选举而完全实现政治分裂后,已不可能在整个柏林范围内执行统一的货币和贸易协定。[160]
此外,美国政府提出货币新方案,主要是为了消除当时柏林金融状况中存在的大量对西方不利的因素。西柏林的双重货币体系在超过6个月的时间里,已经连续造成了金融和经济形势的恶化。首先,对柏林金融体系良性循环产生的危害。缺乏一个有效运行的银行和信用体系是目前西柏林货币体系中最基本的弱点,西方无法控制东马克的印制和发行,因而无法确保在西柏林建立一个安全运行的银行和信用体系。虽然可以偶尔采取增加西马克发行量的方式应对紧急局势,但这也是西方大国的谨慎政策,而有限的资金的注入仅仅是为了应对极端的危局,此举仅仅掩盖了西柏林缺乏一个有效的银行和信用体系的弊病,无法对西柏林的日常金融安全提供一个长效保障机制。[161]其次,对柏林贸易和价格体系的消极影响。限制西马克流通并使东马克实际成为合法货币的政策,已经剥夺了西方在西柏林处置大量东马克交易的权力。在此情况下,美英法三国无法控制货币流通,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从西柏林输出的物品可以直接使用东马克进行交易,直接引发供应西柏林居民的食品、衣物等物资价格的急剧上涨,变得和通过空运运输同等物资的代价一样高。东马克的合法地位使西柏林的经济运转出现广泛的无组织性,导致西柏林原本有效的价格控制和汇率规则出现混乱,导致工资支付出现大量不平等情况,使职工和工人中出现严重的不满情绪。同样东马克的合法地位也给商贸企业带来大量亏损,使他们无法安全地使用西马克进行商品交易,尤其是那些规模较大的被强令以东马克出售商品的物资配给公司。总之,目前双重货币体系下的价格控制和配给制度,已使西柏林的经济安全陷入了危险的境地。[162]
针对以上状况,英国曾建议通过适当改变西马克在工资支付、税收和配给物资购买领域的比例来克服困难。但美国认为英国的做法虽不需要增加西马克的发行量,但也不可能消除西柏林银行和信贷体系中的赤字。副国务卿洛维特强调金融形势的恶化,将导致西柏林现存货币架构的基础变得更加羸弱,要想治愈这些问题只有撤除东马克在西柏林流通领域中的合法地位。[163]美英两国通过协商决定将上述行动的期限确定为3月10日。[164]此外,英国内阁也认识到这样做意味着西方将无限期地进行空运,因此做出了几项决定以提升英国在空运任务中所占份额,包括通过建立更加长远的空运管理规则、延长与国内运输机构的合同、以大型运输机替代目前的C—47运输机等。同时,法国政府对美英的共识表示赞同。[165]美英法三国就“在西柏林用西马克全面代替其他货币”的方案达成一致,也意味着安理会中立国对危机调处的失败。
【注释】
[1]时任英国驻苏联大使的彼得森(Maurice Peterson)因病暂时离职,外交部遂派遣贝文私人助理罗伯茨暂代其职。
[2]FRUS,1948,Vol.2,pp.999-1001.
[3]FRUS,1948,Vol.2,pp.999-1005.
[4]FRUS,1948,Vol.2,p.1005.
[5]Walter Bedell Smith,My Three Years in Moscow,New York 1950,pp245-246.
[6]FRUS,1948,Vol.2,p.1008,note 2.
[7]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p.235.
[8]FRUS,1948,Vol.2,p.1006.
[9]FRUS,1948,Vol.2,p.1007.
[10]FRUS,1948,Vol.2,pp.1011-1013.
[11]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48-752.
[12]FRUS,1948,Vol.2,pp.1011-1013.
[13]FRUS,1948,Vol.2,pp.1011-1013.
[14]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48-752.
[15]FRUS,1948,Vol.2,pp.1011-1013.
[16]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88.
[17]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88.
[18]FRUS,1948,Vol.2,pp.1008-1009.
[19]FRUS,1948,Vol.2,pp.1008-1009.
[20]Thomas Parrish,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235.
[21][美]查尔斯·波伦著:《历史的见证1929—1969》,第350页。
[22]FRUS,1948,Vol.2,pp.1013-1014.
[2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10-112.
[24]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10-112.
[25]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112.
[26]FRUS,1948,Vol.2,pp.1014-1016.
[27]FRUS,1948,Vol.2,pp.1018-1020.
[28]FRUS,1948,Vol.2,p.1020.
[2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759-760.
[30]《伦敦决议》的相关陈述是:“目前的建议没有排除、相反还有利于最终就德国问题达成四国协议,当前的举措是为了解决德国面临的严峻政治和经济形式,……西方三国决定鼓励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欧经济复兴和重建,为在最终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德国奠定基础。”
[31]FRUS,1948,Vol.2,pp.1021-1023.
[32]U.S.Department of State,Documents on Germany 1944-1985,Office of Historian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1986,pp.163-164.
[3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372.
[34]FRUS,1948,Vol.2,pp.1024-1027.
[35]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470.
[36]FRUS,1948,Vol.2,pp.1029-1031.
[37]FRUS,1948,Vol.2,p.1072.
[38]FRUS,1948,Vol.2,pp.1031-1033.
[39]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319.
[40]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763.
[41]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372-373.
[42]FRUS,1948,Vol.2,pp.1065-1068.
[4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24-125.指令全文也可参见U.S.Department of State,Germany 1947-1949:The Story in Documents,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0,pp.211-212.
[44]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327.
[45]德国苏占区中央金融机构在柏林设立的分支机构,负责该市的货币、金融等业务。
[46]Lucius D.Clay,Decision in Germany,p.370.
[47]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846-847.
[48]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82.
[49]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82.
[5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82.
[51]FRUS,1948,Vol.2,p.1100.
[52]FRUS,1948,Vol.2,pp.1105-1107.又见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811-812.
[53]FRUS,1948,Vol.2,pp.1118-1122,pp.1135-1136.有关苏联在军政官交涉中对于贸易问题的观点参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S.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Question Vol.1,pp.70-72.
[54]FRUS,1948,Vol.2,pp.1100-1101.
[55]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817-818.
[56]FRUS,1948,Vol.2,pp.1101-1102.有关苏联在军政官交涉中对于货币问题的观点参见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U.S.S.R.,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Berlin Question Vol.1,pp.67-70.
[57]FRUS,1948,Vol.2,pp.1102-1103.
[58]FRUS,1948,Vol.2,p.1140,note 3.
[59]Germany:An Account of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a Reference of the Berlin Question to the United Nations,London:His Majesty’s Stationery Office,1948,AnnexⅦ,pp.56-57.
[60]美国政府已经收到了几份来自欧洲的情报,说苏联人正在向其仆从国宣扬自己将在柏林取得重要的外交胜利。参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35-136.
[61]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35-136.
[62]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135.
[63]FRUS,1948,Vol.2,pp.1123-1124.
[64]FRUS,1948,Vol.2,p.1126.
[65]FRUS,1948,Vol.2,pp.1129-1131.
[66]FRUS,1948,Vol.2,p.1134.
[67]FRUS,1948,Vol.2,pp.1038-1040.
[68]FRUS,1948,Vol.2,pp.1038-1040.
[69]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85.
[70]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85.
[71]FRUS,1948,Vol.2,p.1134.
[72]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89.
[73]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p.162-165.
[74]W.Phillips 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166.
[75]FRUS,1948,Vol.2,pp.1140-1142.
[76]FRUS,1948,Vol.2,pp.1145-1147.
[77]FRUS,1948,Vol.2,pp.1140-1142.
[78]FRUS,1948,Vol.2,pp.1140-1142.
[79]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45.
[80]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846-847.
[81]FRUS,1948,Vol.2,pp.1142-1144.
[82]FRUS,1948,Vol.2,pp.1150-1151.
[83]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42-144.
[84]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42-144.
[85]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142-144.
[86]FRUS,1948,Vol.2,p.1148.
[87]FRUS,1948,Vol.2,p.1148.
[88]FRUS,1948,Vol.2,pp.1157-1160.
[89]FRUS,1948,Vol.2,pp.1160-1162.
[90]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76.
[91]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75.
[92]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75.
[93]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67.
[94]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77.
[95]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867.
[96]Jean Edward Smith,The Papers of General Lucius D.Clay:Germany 1945-1949,pp.859-860.
[97]FRUS,1948,Vol.2,pp.1193-1194.
[98][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0页。
[99]FRUS,1948,Vol.2,p.1195.
[100]FRUS,1948,Vol.2,p,1195.
[101]FRUS,1948,Vol.2,pp.1196-1197.
[102]FRUS,1948,Vol.2,pp.1196-1197.
[103]FRUS,1948,Vol.2,pp.1197-1198.
[104][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0页。
[105]FRUS,1948,Vol.2,p.1200.
[106]FRUS,1948,Vol.2,pp.1198-1199.
[107]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337.
[108]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p.457-458.
[109]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457.
[110]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p.456-457.
[111]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p.438-439,p.457.
[112]FRUS,1948,Vol.1,pp.624-628.
[113]Walter Millis(ed.),The Forrestal Diaries,p.490.
[114]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1945—1953)》,[王晓德教授指导]南开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第149页。
[115]李胜凯:《希望与恐惧:杜鲁门时期美国原子外交研究(1945—1953)》,第150页。
[116]Gregg Herken,The Winning Weapon:The Atomic Bomb in the Cold War 1945-1950,New York:Alfred A.Knopf 1980,p.308.又见[美]理查德·罗兹著,吕博等译:《瓶中之蝎:揭开冷战铁幕的权威报告》(下卷),第399—400页。
[117]Lawrence Aronse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merican,British and Canadian Relations with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8,Macmillan Press 1988,p.71.
[118]Magaret Gowing&Lorna Arnold,Independence and Deterrence:Britain and Atomic Energy 1945-1952,New York 1974,pp.199-200.对于冷战初期美国使用原子武器所受制约因素的相关分析,可参见戴超武:《原子弹与战后初期美国对苏核战争的设计》,载《军事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152—160页。
[119]JCS 1907/9,Records of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PartⅡ1946-1953 Strategic Issues: SectionⅠ“Berlin Airlift and Defense”pp.66-75.(缩微胶片)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缩微胶片阅览室。
[120]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384.
[121]FRUS,1948,Vol.2,p.1210.原文详见FRUS,1948,Vol.2,pp.1201-1210.
[122]FRUS,1948,Vol.2,pp.1210-1211.
[123]FRUS,1948,Vol.2,pp.1211-1212.
[124]FRUS,1948,Vol.2,pp.1211-1212.
[125]FRUS,1948,Vol.2,pp.1230-1231.
[126][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4页。又见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384-386.
[127][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148页。
[128]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387.
[129]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387.或参见:FRUS,1948,Vol.2,pp.1212-1213;[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4页。安理会通过有关程序性问题的表决,一般无须获得包括常任理事国在内的所有成员国的同意。
[130][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1页。
[131]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美英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紧张局面。为了缓解这种紧张局势,英国政府派遣本国首席大法官里丁子爵前往华盛顿,通过对话化解了两国之间包括“赴欧远征部队问题”在内的诸多误解和分歧。参见[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2页。
[132][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3—255页。
[133][美]杜鲁门著:《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第255页。
[134]Avi Shlaim,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Berlin Blockade 1948-1949,p.357.
[135][美]福雷斯特·C·波格著:《马歇尔传(1945—1959)》,第411页。
[136]在10月15、19、22日召开的安理会第366、368、370次会议上继续了对柏林问题的讨论。
[137]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Truman Presidency:Cold War Confrontation:Truman,Stalin,and the Berlin Airlift,pp.387-388.
[138][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5页。
[139]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函全文详见FRUS,1948,Vol.2,pp.1252-1253.
[140][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5—336页。又见FRUS,1948,Vol.2,pp.1251-1252.
[141]FRUS,1948,Vol.2,pp.1260-1262.
[142]FRUS,1948,Vol.2,pp.1270-1272.
[143]FRUS,1948,Vol.2,p.1261.
[144]FRUS,1948,Vol.2,p.1268,note 1.
[145]FRUS,1948,Vol.2,p.1268,note 2.
[146]FRUS,1948,Vol.2,pp.1268-1270.
[147]FRUS,1948,Vol.2,p.1270,note 3.
[148]FRUS,1948,Vol.2,pp.1272-1273.
[149]FRUS,1948,Vol.2,p.1273,note 4.
[150]FRUS,1948,Vol.2,p.1273,note 5.
[151]FRUS,1948,Vol.2,pp.1273-1274.
[152]FRUS,1948,Vol.2,p.1274,note 6.
[153]FRUS,1948,Vol.2,p.1274,note 1.
[154]该回复于德国本地时间30日晚上8点在法兰克福和柏林同时公开;此外,法国军政官柯尼克也单独做出了回答,但使用的是法语。
[155]FRUS,1948,Vol.2,pp.1274-1275.
[156]FRUS,1948,Vol.2,p.1276.
[157][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著:《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第338页。
[158]《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56页。
[159]《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一编第四分册),第355—356页。又见Davison,The Berlin Blockade,p.217.
[160]FRUS,1949,Vol.3,pp.643-649.
[161]FRUS,1949,Vol.3,pp.652-655.
[162]FRUS,1949,Vol.3,pp.652-655.
[163]FRUS,1949,Vol.3,p.655.
[164]FRUS,1949,Vol.3,p.676.
[165]FRUS,1949,Vol.3,p.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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