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苏联政策变化的反应与危机的化解

二、美国对苏联政策变化的反应与危机的化解

对于莫斯科的和解讯息，接替马歇尔出任国务卿不久的迪安·艾奇逊初步认定，莫斯科愿意解除封锁，但要西方付出一定的代价。他认为如果是以放弃筹建西德政府为交换条件，那代价就太高了。同时，他也担心苏联的和解策略会变成一种宣传攻势，意在颠覆美英法三国在对德政策上辛苦得来的团结一致。因此，在征得杜鲁门的同意后，艾奇逊决定通过一次温和而轻松的记者招待会来回应莫斯科，并探明对方的真实意图。^[16]

在2月2日举行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艾奇逊强调“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不应当以增加或减少对和平的希望作为一种策略，来玩弄全世界渴望和平的人们，并认为有必要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检查一下他(斯大林)所讲过的话”^[17]。接着，艾奇逊对斯大林答复金斯伯里·史密斯的四个问题逐一做了评论，并重点谈到了直接涉及柏林封锁的提问。他指出：几个月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耐心地、坚持不懈地解决……苏联所提出的……作为封锁理由的各种困难，但苏联当局就是不愿意讨论这些问题。艾奇逊最后向新闻界声明，如果莫斯科愿意认真讨论问题的话，华盛顿认为应选择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通过会见记者的方式。^[18]对于这次记者招待会的目的，艾奇逊在回忆录中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解释：其一，贬低斯大林的答记者问，免得苏联人的态度过早地再次强硬起来;其二，向莫斯科发出信号，如果想进行认真的谈判，就应当利用较为私下的渠道，继续利用公开的渠道将被解释为只不过是为了宣传的目的。^[19]艾奇逊对苏联以及对柏林和德国平衡欧洲格局作用的认识，决定了他在解除封锁的谈判中所采取的坚定立场。他将来自莫斯科的和解信号看作是西方长期坚持强硬政策的结果，而不是西方放弃对苏警惕性的理由，他认为苏联既没有改变对西方的外交策略，更没有改变其基本的政策目标。^[20]

其实，艾奇逊试图确保柏林危机出现对西方有利的结局，不仅仅是出于柏林对美国现实外交价值的认知，也是出于对其可能对美国长期国际声誉产生冲击的认识。从这个角度看，艾奇逊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的冷战斗士的价值观。^[21]艾奇逊认为美国在柏林、德国和欧洲的利益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在任何一点上遭遇挫折都会对其他二者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美国在柏林的成功也将对欧洲冷战的全局产生积极影响。在其前任马歇尔的政策思维中，失去德国是不可接受的失败，而在艾奇逊眼中，德国在欧洲的角色和作用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欧洲的未来与美苏在德国问题的争斗密切相关，如果整个德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都归属苏联治下，那么整个国际关系的力量格局就将对西方极为不利，美国将不得不迎接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将注定失败;但如果整个德国的经济资源和人口资源都加入了西方联盟，美国就有足够的力量采取非战争的手段遏制苏联的扩张。因此在艾奇逊担任国务卿后，美国的相关政策是将不断密切与德国的关系，作为对苏联扩张的重要制衡力量以及欧洲复兴的基础。^[22]

美国驻苏使馆代办科勒对斯大林的答记者问并不感到吃惊，他认为这一表态仅仅意味着苏联又回到了1948年初夏的政策立场。他强调当时莫斯科希望实现包括推迟建立西德国家以及通过货币问题有效控制柏林经济在内的双重目的。只是在持续的谈判后，克里姆林宫意识到美、英、法三国不会在前一个问题上作出让步，因而决定将努力的重点放在后者上，主要是为了在维持封锁的同时无限期地延长谈判从而使西方屈服。因此，科勒感到虽然可能因为空运已经成功渡过了最困难的冬季、西德政府实际上粗具规模的时候，苏联人会更加愿意在努力推迟西德政府正式成立的基础上解决柏林问题，但不能因为斯大林的答记者问而认为苏联的政策目标发生了改变。他认为斯大林的表态进一步表明，在克里姆林宫看来，阻止西德政府的建立依然非常重要，并强调莫斯科的手段没有任何新意，如果西方愿意在西德问题上妥协，斯大林也会作出相应的让步，柏林的货币和封锁问题将迎刃而解。^[23]

尽管对于斯大林的答记者问究竟是不是苏联发出的真诚的和解信号还存在争议，但华盛顿决策层还是感到，克里姆林宫这种不寻常的态度至少使柏林问题的解决显露出了一丝希望，因此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试探性行动。在此之前，艾奇逊、波伦与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杰瑟普在华盛顿面议了具体行动方案，他们一致认为与苏联进行非正式接触的最保密办法，是由杰瑟普出面暗中联系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而不必通过美国驻苏使馆或者是在苏联驻美使馆的渠道，因为这样做涉及的人员较少且可以利用两人纯粹的个人身份行事。^[24]

合适的行动机会出现在2月15日。在当天参加安理会会议的间隙，杰瑟普私下询问马立克是否注意到斯大林在1月30日回答记者有关柏林局势的提问时，只提到了西德政府问题和相互解除封锁的问题却没有提到货币问题，并表示希望知道这一言论是否有一些特殊的含义。马立克当时并没有立即给出答案而是表示将在询问莫斯科后尽快答复。^[25]整整一个月后即3月15日，马立克应约在自己的办公室会见杰瑟普并回答了后者的疑问。他从莫斯科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省略并非偶然，货币问题可以在外长会议上与整个柏林问题、德国问题一起讨论。对于杰瑟普当场提出的“这是否意味着莫斯科认为货币问题已不十分重要”的疑问，马立克没有直接做出肯定的回答。鉴于维辛斯基当时已经接替莫洛托夫担任苏联外长，因此杰瑟普还表示自己希望进一步了解苏联新外长在柏林问题上是否有新观点，马立克也没有立即进行说明。杰瑟普表示没有必要将西德政府建立与否作为是否进行外长会议的先决条件，因为实际上该政府目前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如果今天就举行外长会议，那也是在建立西德政府之前举行了。^[26]

对于杰瑟普—马立克会晤的情况，国务院在3月17日召开了专门的对策分析会。会议由1949年初接替洛维特出任副国务卿的韦伯(Webb)主持，参加者中包括杰瑟普、腊斯克、波伦、墨菲等国务院中熟悉德国事务的高级官员。韦伯表示从减少因空运而造成财政赤字膨胀的角度说，应该好好利用这个可能解决争端的机会;波伦也认为如果因为受到空运费用和飞机调配、使用等不利因素的制约而想尽快解除封锁，就不应该忽视对“马立克渠道”的利用;腊斯克也有同感并认为之前的谈判政策是在空运尚未被证明成功之前制订的，而当下《北大西洋公约》即将签署，空运已成功渡过困难的冬季并有能力无限期地继续下去，有关未来谈判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相应的对策也应有所调整;杰瑟普则更为乐观，他甚至认为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已经完全失败，试图让西方三国在压力下谈判的计划也已破产。但墨菲和波伦针对下一步行动的态度则比较谨慎。前者强调虽然苏联人现在急于和西方谈判有关德国的问题，但他们试图控制整个德国的根本目标不会改变;后者则认为可以告诉苏联人“西德计划”不能改变，但西方不会在举行外长会议的同时宣布成立西德政府，只会在外长会谈毫无进展的情况下才会继续执行西德计划，他认为关键是美英法三国“不要主动造成谈判破裂，不要给苏联人以反西方宣传的口实”。最后，与会者一致同意继续杰瑟普—马立克会谈，如苏联人反应积极，就准备最早在4月份举行外长会议。^[27]

在3月21日的第二次“杰瑟普—马立克会谈”中，苏联的意图和要求表现得更加具体，他们希望尽快召开外长会议甚至同意在此之前解除柏林封锁;美国尽管在召开外长会议上与苏联有类似的想法，但却不想以搁置筹建西德政府为代价。^[28]

为签署《北大西洋公约》，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和法国外长舒曼于3月31日抵达华盛顿，美国政府借机就对苏交涉的新状况与英法两国进行商议。在次日的会晤中，贝文表示艾德礼首相对斯大林答记者问的第一反应是谨慎的，但英国政府也不准备立即建立西德国家。他认为：由于苏联长期对欧洲复兴计划不满，它们可能会利用和解危机的机会在西欧国家之间制造分歧，以阻止西方在结盟问题上的进一步行动，因此在维护西欧内部团结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当前西方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大西洋联盟体系。此外，贝文还考虑到不确定马立克的表态是否有十足的莫斯科官方背景，因此建议杰瑟普应该在接下来的美苏大使会谈中直接询问对方关于解除封锁和召开外长会议的具体日期，如果莫斯科作出答复那么将肯定马立克的行为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不过，贝文也表示美英法三国应该继续积极投入组建西德政府的工作当中，即便是在外长会议召开期间也是如此，只是不要刻意加快或减慢筹建的节奏。对于杰瑟普所陈述的“苏联人希望在建立西德政府之前召开外长会议”的要求，贝文提醒说，“鉴于之前与苏联人打交道的经验，我们应该有文字的记录，应该在弄清楚苏联人的真实意图和他们内心所希望的特定日期之后再作出决定”。舒曼也提醒不要落入苏联的圈套，如果他们同意马立克参与和谈仅仅是出于舆论宣传的政治目的，那么一旦西方显露出任何反对其建议的意愿，对方反而会很高兴;另一方面，如果苏联人是真诚的也就不会对由马立克作出的回答有过多的反对。^[29]贝文坦言西德政府在几个月内就将成立，所以应该向苏方声明西方将继续筹建西德政府的行动，只是要强调该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并没有最终完成。不过，舒曼却质疑这样的声明将对参与波恩制宪会议的德国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他担心由于西德政府仍然在筹建当中，当地的德国领导人会将外长会议作为自己消极怠工的借口，西方三国很可能要冒因此而无法建立西德国家的风险。由于这些德国当地领导人不希望给外界留下这样的印象：“四国正在讨论统一问题之时，他们却正在干一些分裂德国的勾当”，所以舒曼认为应该及时向他们做出解释，在波恩所展开的筹建工作必须要配合四国的危机调处方式，但由于外长会议存在着破裂的可能，因此他们应该继续当前的筹建工作，一旦会谈出现破裂，就立即将成立西德政府的所有方案付诸实施。^[30]

4月5日上午和4月10日下午，马立克与杰瑟普进行了第三、第四次会谈。双方再次围绕着“筹建西德政府”与“召开外长会议”的关系展开讨论。杰瑟普认为苏联试图就上述问题与西方进行交易，他感到马立克关于“西方可能在外长会议召开之后随即成立西德政府”的评论，是在暗示莫斯科会将西方承诺不在会议期间成立西德政府作为解除柏林封锁、召开外长会议的交换条件。不过，杰瑟普也表示马立克的言谈举止反映出苏联政府要尽力避免谈判破裂的心态。^[31]

对于“建立西德政府”与“召开外长会议”关系，美国驻德军政官克莱认为：苏联目前的态度意味着其图谋占有整个德国的计划发生了变化，莫斯科可能接受一个更为宽松的解决德国问题的办法，包括接受西方占领法规甚至可能是《波恩宪法》。他强调苏联的目的是阻止新成立的德国政权向西方靠拢并融入西欧国家联合组织，而如果西方放松目前筹建西德政府的努力，苏联就会借机在德国制造一个缓冲国。不过，克莱认为这样建立的德国新政府对西方来说是有利的，因为过去两年中欧洲共产主义力量的逐渐削弱，已经基本恢复了欧洲国际关系格局的平衡，苏联也因此而无法再次使西方在进出西柏林问题上面临困境。但克莱并不赞成举行外长会议，他强调由于当前的空运将延续到外长会议结束后，最糟糕的情况是苏联人可能会故意延长目前的谈判。为了防止出现上述局面，克莱认为应该告诉苏联人：是否立即解除封锁是他们是否态度真诚的关键依据。^[32]

当然，艾奇逊并没有过多地受到克莱上述言论的影响，因为他认为与苏联人进行谈判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技巧，能言善辩或理由充分的论据都是说服不了苏联人的。艾奇逊强调斯大林一贯笃信国际政治中的实力原则，因此不管谈判准备得多么充分，不管怎样清楚地表明无可反驳的事实，都不能使苏联放弃事先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唯一可以该改变的办法是向他们表明：“你们已别无其他有利的选择了，你们想做的事是办不到的!”^[33]

4月20日下午，英、法两国驻联合国大使贾德干、肖韦尔与杰瑟普会晤，转达了两国外长对近期美苏密谈的看法。贝文认为，由于莫斯科将召开外长会议作为解除封锁的交换条件，西方将承诺不在会议期间成立西德政府，那么苏联会将该承诺作为在德国进行舆论宣传的口实以此阻碍西德计划的落实，美英法三国将由此失去西德民众的信任，届时西方将陷入自波茨坦会议以来最为糟糕和被动的境地。为此，贝文认为最好还是通过口头方式与苏联大使交换意见，尽力达成一个东西方都做出承诺的协议，并希望贾德干、肖韦尔和杰瑟普三人能够一道与马立克进行交涉以借机弄清苏联人究竟准备何时、以何种方式解除封锁，西方同时解除反封锁措施的细节以及召开外长会议的时间等问题。此外，贝文还希望适时地再度重申，西方无论如何都将继续筹建西德政府的坚定立场。此外，贝文还提醒，苏联的基本目标是阻止西德政府的建立，而目前的波恩会谈正处于关键时期，因此最好不要在对苏协商问题上采取进一步行动，必须至少等到将外长会议的消息对德国人做全面通报以及西方军政府与制宪议会在4月25日的会谈中达成一项基础牢靠的协议之后。^[34]

艾奇逊尽管认为贝文的看法不无道理，但他还是感到有必要继续与马立克的对话以阻止苏联人可能过早地对外公布与美国密谈的情况。艾奇逊担心一旦莫斯科断定无法继续与华盛顿的非正式对话，可能会立即公开之前的会谈内容，在他看来这样反而更不利于筹建西德政府计划的执行。他最后强调在保持三国团结的同时必须当机立断，否则苏联人也会将三国的犹豫不决看作是西方内部不和或立场软弱的表现。^[35]

但是，贝文也有坚持己见的理由，他在25日与道格拉斯的会晤中说明了影响自己在下一步对苏外交步骤问题态度的两点担忧。首先，也是最大的顾虑，贝文认为“过于主动可能使自己被苏联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他感到莫斯科急于得到一份含糊其辞的协议，再使用惯用的方式来摧垮西方三国。贝文强调“如果我们不够谨慎，就将冒失去整个德国的危险”，他风趣地表示自己要“在确定将‘波恩’完全装入西方的口袋后，再对苏采取进一步的外交行动”。其次，贝文还担心苏联人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制造东西方紧张关系缓和的迹象，以阻止西欧国家批准《北大西洋公约》，并以此加大美国国内出现因为经济萧条而反对为组建该公约组织提供财政拨款的声音。基于上述原因，贝文认为继续“杰瑟普—马立克会谈”要比让苏联人对外公布之前的会谈情况更加危险。^[36]

就在美英法三国尚未就进一步的对苏交涉策略达成一致之际，艾奇逊的预言就成为了现实。4月26日，苏联塔斯社以宣言形式公布了“对4月10日杰瑟普—马立克会谈情况的简要总结”，并声称如果东西方就召开外长会议的时间达成一致，那么对于柏林通信、贸易等方面的相互限制将在会议举行前撤除。作为回应，美国国务院也在当天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如果苏联的立场诚如今晨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塔斯社宣言所表述的那样，那么解除封锁和召开外长会议的方向就将十分明确，但迄今我们与马立克先生的交涉尚未就此达成最终协定。”^[37]

令人颇感意外的是，贝文的态度同时也出现了变化。道格拉斯在26日晚致电艾奇逊：贝文在与其幕僚紧急商议后正在向驻美大使福兰克斯发出指令，同意杰瑟普在27日再次会见马立克。至于贝文态度发生改变的主要原因，电报并没有提及当天的“苏联塔斯社宣言”和“华盛顿声明”的作用，而是明确地表示：伦敦刚获悉了“当天在波恩举行的制宪会议上，西德的各方政治力量就《基本法》达成了一致”的消息。^[38]结合分析贝文在25日与道格拉斯会谈时所表示的担忧之处，那么前者态度的变化也就顺理成章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当然，《北大西洋公约》的签署使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对苏安全问题上的后顾之忧得以缓解，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三国就柏林政策的协调一致。英国财政大臣达尔顿曾于条约订立后在日记中写道：“终于把美国缠住了，这是我们在这个不幸的时代所能做得最好的事情。”英国将与美国订立安全联盟协定看作是保障欧洲安全的最佳选择，并认为此举可以最有效地威慑甚至是阻止苏联及东欧国家可能发动的武装进攻。^[39]正如贝文在随后给艾奇逊的电报中指出的：伦敦赞同华盛顿提出对苏交涉的程序，是为了表明英国是美国值得信赖的盟友，而如果能够顺利解除封锁并与苏联妥善解决德国问题，就意味着移除了西方所面对的危及和平的最大障碍。^[40]

5月2日，贝文指令驻联合国大使贾德干，同意美国提出的解除封锁的总体程序。^[41]美英法三国驻联合国大使遂一道向马立克转交了《联合声明》草案，建议在1949年5月9日解除自1948年3月以来施加的封锁措施、在5月23日召开美英法苏四国外长会议。四国大使在该草案的基础上于5月4日在纽约苏联代表团驻地达成协议，协议基本沿袭了美英法三国的共识，最大的改动只是应马立克要求将启动解除封锁的日期定在5月12日。^[42]至此，杰瑟普—马立克会谈以达成《四国大使联合声明》的成果而落幕。

不过，在达成和解协议的同时，贝文还是在给艾奇逊的电报中表示了自己对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的某些顾虑。他认为苏联人尽管有可能希望与西方三国就德国问题达成某种协定，但也极有可能希望以解除柏林封锁的方式使自身从当前的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困境中解脱。贝文确定莫斯科还有更多的预期目标，因为如果苏联人有其他的办法阻止西德地区出现西方式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并防止西方大国将该体系拓展到整个德国甚至是欧洲，他们就决不会采取目前的立场和政策。贝文表示，从根本上说苏联人仍然非常敌视西方的对德政策，他相信在莫斯科当前愿意解除封锁并参加外长会议的背后，依然存在着针对西方的诸多圈套。贝文表示当外长会议召开的时候，所谓的圈套就将真的显现。目前尚无法确定究竟能否与苏联人达成满意的条款，因为他们的真实想法和目的实际上还是反西方的。他表示自己尽管无法给出这方面的具体证据，但苏联人的思维的确是建立在独裁、暴政基础上的，又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控制的方式，将东欧与苏联胶合在一起，而对西欧和美国则极为敌视。不过，贝文也表示自己的说法并不意味着莫斯科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而是要表明这正是他为什么确信在即将开始的与苏联的谈判中，西方不会一帆风顺地成功实现自己的目标。此外，贝文还怀疑苏联人意图利用召开外长会议，来实现自己收买西欧国家中反对美欧防务合作的那部分人的目的，尤其是为了阻止《北大西洋公约》在法国等一些国家的议会获准通过。^[43]

纵观美国和英国在危机进程中的不同表现，其实反映的是两国在外交策略和外交文化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自身在物质力量上的优势，热衷于鼓吹经济和军事斗争的硬权力;而英国则因为受制于硬实力上的缺陷，以及自身历史经验的影响，往往更加看重意愿、决心和信心等软权力因素。上述权力观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外交风格。美国认为，处理国际事务意味着完成工作、解决麻烦;而在英国来看，它却更多的是外交斡旋，是各国对相互合法利益的讨价还价以及不一定有结果的谈判。两国迥异的外交理念在技术环节上，还体现为不同的谈判风格。美国人难以理解没有结果的、旷日持久的谈判意义何在;而英国则认为对抗和冲突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美国的上述外交战略文化，用西方学者的话来概括是：具有轻视历史、工程化和技术式解决问题的特征，以及缺乏耐心、无视文化差异等特点。^[44]对于美国外交的如上特点，在英国政府内部流行着一种观点：“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其政府非常容易采取那些不加考虑的冒险行动”，因此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抑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极端行为，这方面的考虑被视为战后英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伦敦认为“应该努力发挥抑制华盛顿不当举动的挡车功能”。^[45]对此，贝文也曾非常形象地指出，“我们有时怕美国易于采取冒险政策，但是如果美国采取这种政策，英国就有了机会在必要时给美国刹刹车”。^[46]的确，在华盛顿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进程中，伦敦也时常主动发挥着类似“刹车器”的功能。

根据美、英、法、苏四国驻联合国大使于5月4日在纽约所达成的《联合声明》^[47]，柏林封锁自当月12日起逐步开始解除。在随后举行的巴黎外长会议上，尽管美英法三国与苏联依然就德国问题争执不下，尽管莫斯科一再声称决不允许柏林存在一个采取持反苏立场的市政机构^[48]，但在6月20日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四国外长还是确认了5月4日由四国驻联合国大使就和解柏林危机所达成的协议。

持续近一年之久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最终以东西方和解的方式收场，是势所必然的结果。就美国方面而言，杜鲁门尽管在对苏交涉的过程中，时常将苏联政府称作是“冥顽不灵的和可疑的极权政府”^[49]，但他仍然不愿意通过与其兵戎相见的方式解决问题。在杜鲁门看来，另一次战争的那种愚蠢的和悲剧性的后果，将形成一次民族的自杀行为，而除了牵涉到国防问题外，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大国领袖，连想都不可能想到战争，因为在下次战争，也就是在一次原子战争中，不可能有什么胜利者，而广大地区整个归于毁灭，其情景也是令人可憎的，也是不可想象的。^[50]同时就苏联而言，它虽然在战后已挤身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双强”行列，但其实际地位依然无法同美国平起平坐。莫斯科的政治主张尽管在世界范围内拥有相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但与华盛顿相比却是处于相对孤立和弱势的境地;克里姆林宫掌控下的战争机器尽管身形庞大，但与听命于白宫的军事力量相比，总体上依然相形见绌，这不但体现在核力量上，也反映在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新兴兵种上。此外，苏联与美国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乃至综合国力上的全面劣势，也是决定莫斯科在危机对抗中的政策天平最终倾向和解方向的重要砝码。美国学者丹·考德威尔和伯纳德·布罗迪认为，美苏两国在危机中都表现出了谨慎和克制，“我们很难找到苏联领导人用武力威胁我们从地面进入柏林的证据”，而美国也未做多少努力来使自身对苏联的抗议生效。^[51]其实，归根结底危机的和解是由于美苏之间拥有唯一一个共同的重大目的：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也正如另两位美国学者戈登·克雷格和亚历山大·乔治所指出的那样：虽然冷战是一种极富冲突性的国际体系，然而这唯一的共同目的提供了对于双方敌对的一种有效制衡。^[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