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一、美国危机决策的影响因素及特点

影响一个国家外交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的，包括国际和国内、历史文化和国家特性等等，最终外交政策的出台往往是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层次分析法是解读复杂外交决策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肯尼思·沃尔兹在《个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最早提出了该方法，他强调了国际政治的三个“镜像”，即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1]此后，罗伯特·杰维斯在沃尔兹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四个分析层次，即决策层次、官僚政治层次、国家性质和国内政治的运作及国际环境。^[2]他认为在外交决策中不同层次决定因素的重要性，可能随着决策的不同阶段而异，国内政治决定着需要对外交政策进行调整的特定环境，政府内部的讨价还价则呈现出国家领导人有哪些可能的选择，决策者的个人倾向可以说明阐释某一具体政策的原因，不同机构的利益和运行规则却可以解释外交决策的实施方式。^[3]综合沃尔兹、杰维斯两人的观点，笔者将从国内政治机构以及国家行为体两个层面，对影响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的因素做进一步分析，并尝试从中总结出某些决策特点。

影响和制约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层面因素，大致可以分为社会和部门机构两个分层面，前者包括公众舆论、政党和利益集团等要素，后者则主要指的是国会、官僚机构、总统及其顾问等决策单位。

就社会分层面而言，战后初期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生活中，正逐渐形成一种超党派、超种族、超阶级的对世界事务的基本看法^[4]——“冷战共识”^[5]。譬如鉴于宗教在美国国内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杜鲁门政府通过长期的反共宣传，使许多美国人认为社会主义苏联没有宗教信仰自由;通过将社会主义描绘成“宗教公敌”，将两国的社会制度之争转化为宗教观和价值观的对立，使朝野上下都将苏联视为一个不仅威胁西欧而且威胁美国的世界阴谋集团的邪恶中心。^[6]这种单一认识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外交决策，并客观上导致了处于社会层面的各种要素，对杜鲁门政府外交决策所起的负作用大大降低。此外，相对于常态下的国际关系，危机的突发性特征要求决策者迅速作出反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出台对策并付诸实施，危机决策的秘密性也决定了其只能由少数决策者参与。危机决策的上述特性，注定了这一政治行为不可能长时间处于利益集团或公众舆论的讨论之中。^[7]因此，尽管1948年是美国大选年，舆论、政党和利益集团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中的影响力依然十分有限，且基本上起到的是正面作用，例如舆论对苏联政策和行为的总体恶感、对美国遏制苏联的支持等，这些都对政府在危机中采取强硬政策起到了护持作用。此外，在“冷战共识”影响下出现的“超党派政治”现象，也将政党因素对政府危机决策的消极影响降到了最低。综观美国国内社会层面影响外交决策的各种要素，其总体上营造的是利于政府做出强硬决策的社会政治氛围。

就部门机构分层面来说，从二战末期到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德国事务的上一直体现着纷争、疑虑、多变和自相矛盾的特点，每一项具体政策的制订都是反复斗争的结果。在罗斯福时期曾出现过三个不同的政策派别：以总统本人和摩根索为代表的强硬派，以国务院为代表的温和改造派，左右摇摆、先主张强硬后转而支持国务院的陆军部。^[8]但冷战爆发后，制订美国对外政策的规则发生了变化，如总统在外交、军事方面的责任和权限的扩大，国家安全机构和国防部的建立等。玛格丽特·赫尔曼和查尔斯·赫尔曼曾指出：在国家决策中存在着大量的决策单位，这些决策单位会因时间和事件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而那些能够调动必要的资源，并能够做出不易被其他单位推翻的权威性决策的决策单位被称为“法定决策单位”，它可能是一位占据支配地位的领袖或是一个其成员可以面对面进行交流的集团例如国家安全委员会。^[9]但名副其实的“法定决策单位”，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美国更多地表现在总统这一职位上。因为在同期的国家安全体系构建过程中，杜鲁门只把国家安全委员会当作产生建议的机构，跟内阁的职能类似，该委员会不制定政策，所谓的“表决”只是其议事的一个程序，只有得到总统的批准或批准的表示后才能正式成为美国的国策。这样等于保证了杜鲁门在对外决策问题上的权威性。^[10]而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国家安全委员会更体现出了“鸡肋”本色。作为名义上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决策机构，该委员会从1947年建立到朝鲜战争爆发，共召开了57次会议，但杜鲁门的参加次数只有少得可怜的13次，他更愿意将具体问题交由专门委员会处理，^[11]而这些委员会则基本秉承总统一人的意志办理，使得杜鲁门在美国对外决策中的地位更加举足轻重。由此，外交决策成了以总统为中心协调各方意见的过程，其中包括与国会、舆论界的协调，也包括总统治下的行政机构内部的协调。对此，美国学者杰里尔·A.罗赛蒂提出了分析美国政府部门决策的“总统政治学方式”和“官僚政治学方式”。前者适用的对象是总统关心并积极参与的问题;后者则是在总统及其主要助手相对插手不多或无法全面控制决策过程时起作用。

罗赛蒂所提出的这两种决策方式，基本涵盖了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的决策特点。绪论中已经提及大多数学者通常将外交决策过程分为确定议程、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三个阶段，但笔者认为根据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决策的具体情况，其决策重点的不同又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华盛顿确定“双轨对策”为界，前一阶段的主体特点是确定议程和制定基本政策的阶段，时间上从“四月封锁”开始直至7月底;后一阶段从8月初的莫斯科四国谈判开始到次年6月的伦敦外长会议结束时止，其主体特点是执行政府决策并实现和解的过程，当然也包括就新问题进行的某些决策以及对既定政策的反思和调整。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共有特点是总统扮演了“法定决策单位”的角色，区别是由于决策主题的不同而导致参与决策的官僚机构在主次上有所差异。在前一阶段，主要是决定是否继续驻留柏林以及以何种方式维系在柏林的地位，为此而可能选择的应对方式既包括外交手段也包括军事性举措。所以，国务院、国防部及驻德军政府都平等地介入决策。但在后一阶段由于外交和解重要性的上升，决策重心逐渐向以国务院为首的外交机构转移，不过在外交出现僵持时，非外交解决手段的提出有时也会将决策参与者的范围扩大到军方。但不论如何，政府决策总体上都是在围绕着总统的政策思维运作，只不过是在进行着如何让杜鲁门的意志转变成现实举措的工作。

当然，总统作为国家的行政首脑还要负责协调行政部门内部存在的政策分歧。美国前国务卿戴维·纽瑟姆认为，美国的行政部门在对外决策过程中存在着相互竞争和不断调整的官场文化，即总统文化和当选行政官员文化之间的矛盾。总统有自己的个性、外交风格和政策倾向，总统本人的某项对外政策想法不一定是内阁部长的想法。^[12]但是，总统在官僚政治斗争中所处的主导地位，使其有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决策模式、符合他自己政治观点的政策以及他喜欢的外交班子。学者克莱斯勒认为：多数主要官僚政治参与者由总统决定，规则也由他确定，他选择由谁来带领庞大的官僚机构，这些人必须和总统的观念一致。^[13]这一特点在杜鲁门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杜氏的性格存在着两面性，由于出身低微，因此在成为总统后内心仍不免有自卑之感，但他又是一个性格倔强不甘俯首的人，这种矛盾的心理使他有时显得过于倨傲。杜鲁门曾在上任不久对其内阁成员说道：“内阁就像一个由总统任命的董事会，(总统的)命令必须执行，要不便另请高就。”^[14]这番言论足以显示杜鲁门追求的自身在政府决策中的至高地位。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的初级阶段，杜鲁门依靠这种个人权威拒绝了来自官僚机构内部的两种极端建议：要么采取强制外交的战略，对苏联的封锁作出反应;要么完全撤出柏林。同时，驻德军政官克莱所采取的空运策略，则恰恰与总统的危机应对思维不谋而合，这也决定了以克莱为首的驻德军政府必然会在美国内部的危机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

当然，克莱作用的发挥，从整体上说是总统决策方式与当时美国内部的具体决策环境相结合的产物。首先，大家都公认克莱是德国事务专家并经常与杜鲁门进行电话会商，出席过白宫、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等重要会议的经历，也使其在柏林危机的决策中作用特殊。其次，与自己某些顾问不同，杜鲁门一向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这毫无疑问也使他自然更倾向于接受克莱的建议——对苏联人在柏林的行动做出强烈的反应。再者，在1948年的整个前半年中，仔细研究柏林局势的问题在总统优先处理的工作日程表上还比较靠后，中东问题、中国的局势、马歇尔计划特别是竞选问题都要紧迫得多。^[15]同时，1948年8月爆发的美国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使杜鲁门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对事关国计民生根本的国内经济事务的处理上。最后，华盛顿那些本来应该发挥作用的职能机构的犹豫不决甚至是无所作为，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陆军部是政府中与柏林问题决策最直接相关的部门，早在四月封锁期间，该机构的观点就与克莱的立场针锋相对;直到6月份，克莱与陆军部都处在意见相左的气氛中，后者坚持主张谨慎行事，甚至在空运已经开始并得到杜鲁门批准后，他们还在继续反对该政策。^[16]国务院的做法也好不到哪去，陆军部曾多次试图把自己在德国的职责限制在纯军事事务方面，让国务院去承担整个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事务，但都未获成功。部分原因是国务院不大愿意接管军方留下的摊子，另一方面是由于国务院所有的决策人都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缺乏经验的缘故。等到紧张局势开始加剧，白宫就正式决定要维持现状，从而既证明了国务院缺乏思想准备，也证明了克莱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17]不过，即便是克莱的作用如何的不可或缺，他也无法逾越杜鲁门的重要性和权威性。设想，如果没有总统在白宫内阁会议上力排坚守西柏林的反对意见，以及拍板加强空运飞机的气魄，克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树立起西方在西德人心目中的“救世主”形象的。

在危机决策的后一阶段，杜鲁门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没有丝毫的削减。尽管，决策重心逐渐向外交领域转移，但总统在决策进程中的影响力却无处不在。国务卿马歇尔曾坦言自己与杜鲁门的关系是影响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形象地将这种关系比喻为“士兵和统帅”，他尊重总统的权威，避免在外交决策尤其是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出现独断专行。^[18]两者在对苏和对欧政策思维上的相似性，更使马歇尔几乎成了杜鲁门在柏林问题上的代言人。当然，总统的作用和角色的重要性也体现在某些重要的转折时刻。如当9月中旬四国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内部对苏联进行核打击的论调日益高涨之时，如果没有杜鲁门的坚定和克制，危机事态是否会朝着战争方向发展也犹未可知。此外，在1949年初艾奇逊接任国务卿后，杜鲁门在危机和解中的作用也未减损。总统之所以在连任后选择艾奇逊掌管国务院，一方面是深刻地了解到他内心无可挑剔的保守性，使其绝对不会向苏联作出任何屈服的姿态;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他与马歇尔类似的又一性格特点，即通过之前的政治经历而确立了自己对总统的忠诚感。^[19]上述因素的综合作用，确保了危机的最终解决能够沿着杜鲁门的政策思维进行。

不过，官僚机构在危机决策中的地位也并非完全依附于总统，虽然是由领袖来决定做什么，但如何去做却取决于官僚机构，而决定如何去做反过来会对应该做什么产生影响。马克斯·韦伯虽然没有贬低领袖的重要性，但也不得不承认，“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通过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20]具体来说，杜鲁门是一位在外交事务方面缺乏经验的总统，在上任之前很少介入外交决策，即便是在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副手时也是如此。因此，他对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的了解比较有限，无疑十分需要政府的官僚机构为其介绍各种相关情况甚至出谋划策。官僚机构这种影响决策的反作用，除了体现在具体的危机对策执行过程中外，更集中表现在对待总统某些出于个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决策行为，例如杜鲁门在1948年总统选举前夕所规划的“文森计划”。《官僚政治与对外政策》的作者霍尔帕林认为，总统在竞选中的个人利益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与三类问题有关：一则在选民中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形象，二则消除竞争对手在某一个问题上的攻击，三则讨好某一利益集团。^[21]从实际动机看，杜鲁门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文森计划”达成上述三个目标。不过，以马歇尔为首的国务院及时发挥作用，阻止了这一可能被苏联解读为美国立场趋于软弱计划的实施，从大局上规制了总统的决策行为。

最后，根据战后初期美国的外交决策以及国际危机特定环境中的基本特点，国会对总统在危机中的决策，基本采取了容忍甚至是坚定支持的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在危机决策中完全忽视国会的作用，尤其是在1948年总统大选以及在野的共和党通过1946年中期选举控制国会的政治环境中，国会对政府危机决策的反应往往比其他时候更体现出党派纷争的因素，因此国会的作用对白宫来说是必须正视的。但在现实中，国内冷战共识的形成和不断加强使得可能通过国会表现出的党争影响被大大降低了。例如共和党元老、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阿瑟·范登堡与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中形成了国会与行政当局的双向互动。范登堡认为这(两党合作的政策)意味着在美国现存的两党制下双方旨在统一口径的共同努力，以使美国国内形成最大的权威去反对分裂和征服自由世界的企图。^[22]《范登堡传记》的作者戴维·汤普金斯认为，两党合作表现为参议院和政府之间紧密和负责任的共同合作，它代表了一种真诚的努力，即在一项政策备受争议之前通过消除分歧以避免党派偏见。^[23]从这个角度上说，国会在危机决策中所发挥的有限作用反倒成了克服党派纷争、减轻大选对总统危机决策制约程度的一种有效工具。可见，就国内政治机构层面而言，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主要表现为，在国内冷战共识逐步形成的大环境护持下，总统政治学方式和官僚政治学方式的多重互动。

同时，外交决策中的理性选择模式认为，国家或政府是理性和高度一致的统一体，该统一体只有一个统一的确立的目标系统，以及一个统一的选择方案体系，而促成决策的动机和行为的选择，是为了对国家所面临的战略问题作出反应。^[24]理性选择模式的哲学基础是现实主义，出发点是国家中心学说以及国家利益、自助和无政府状态等观点。^[25]现实主义范式的另一个基本的观点是，国家是理性的行为者，在谋求权力和安全的时候，国家采取的是有目的的政策，或者说出于主观期望按照功利原则或理性规范行事。^[26]按照现实主义观点，外交政策的目标和手段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国家利益一旦确定，决策就是对特定国际环境下目标和手段的准确计算。一个政治制度为了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符合特定的功能性要求，外交政策只是政治制度适应环境和控制环境的一种机制，功能性要求也就是通常所指的利益，外交政策就是保障这些利益的工具。问题在于这些政治制度的利益究竟是什么，怎么样的行动才能满足这些利益。^[27]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国家利益通常包含两个方面：一则是安全和物质的考虑，二则是道德和种族的考虑。^[28]具体到对美国国家利益的界定，亨廷顿也曾指出美国国家利益通常是安全利益、物质利益和道德伦理关系的结合。^[29]在此，笔者姑且用对经济收益、安全优势等利益的物质性诉求，以及对责任、道义等的非物质性诉求来划分美国的国家利益，并将其置入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中加以理解。

美国在这次危机决策中追求的基本国家利益是：一方面确保西德国家的顺利组建，另一方面维护自身在西柏林的既有权益。根据战后初期的《波茨坦协定》，美国的上述两个政策目标本身就是一对矛盾体：西德国家的建立意味着德国的分裂，柏林不再作为统一的德国首都，而西方也将因此而丧失占领西柏林的法律条约基础。但在美国的理性决策中，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并不存在“二选一”的可能，因为两者既事关美国对经济收益、安全优势等方面的物质性诉求，也体现了对责任、道义等方面的非物质性诉求。

现实主义是美国外交理念的主流，实用主义外交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建国以来的众多外交活动。亨利·基辛格认为：在道德追求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更理想化，但在日常外交活动中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务实。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维护自身的国家安全。约翰·斯帕尼尔和斯特文·胡克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受到以下安全观的影响，即“任何国家，特别是非民主或反民主的国家，一旦控制了亚欧大陆、中东及非洲的所有资源，不论是人力的、自然的、还是工业的，他们就会将这些资源加以集合、利用，并转化为军事力量，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个时候进攻北美”^[30]。从战后初期的现状看，苏联的地缘、制度和行为特征，基本符合美国上述安全威胁假想的标准。再者，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外交思维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又因自身实力的增长而彻底挣脱了孤立主义的束缚，并融入了夺取世界霸权的新理念。但苏联在战后的异军突起，却使美国在维护自身安全和领导世界的战略目标上遭遇了双重挑战，因此莫斯科理所当然地被华盛顿界定为最大的威胁。

当然，决定美国国家利益并影响美国对外决策的，除了现实主义思想外，还有理想主义因素。前者注重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和平，国家在国际政治中追求本国的利益和权力是正当的，外交的出发点是国家利益而不是抽象的道义原则;后者则强调外交的主要目标是维护正义和全世界的社会进步，理想主义者更多地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国际斗争看作是正义与邪恶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维护人权与践踏人权之争。^[31]在历史上，美国的国家缔造者们是那些为了逃避欧洲压迫和不公正对待而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他们有着对信仰和自由的执著追求，并认为美国是上帝选择的一个特殊国度、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莫雷·赫尔德曾指出，美国外交事务的出发点是，美国人坚信美国在外部世界关系中被赋予另外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具有的特殊使命。^[32]此外，上帝选民的自我定位又使美国人形成一种天然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自身的社会发展模式是人类社会的最佳选择，并在“特殊使命”的驱动下将对外推广美国模式作为自身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考虑。杜鲁门时期的理想主义在外交上的表现主要是对苏遏制政策，这时的使命观是以“承担义务”的论调出现。杜鲁门宣扬自由世界面临共产主义扩张的威胁，美国必须肩负起保护其他国家免受危害的义务，领导自由世界反对共产主义的蔓延，向全世界各地的极权主义宣战，这不仅仅是保卫美国自身安全的需要，也是维护自由本身的需要，因为上帝已经将领导世界的责任交给了美国。^[33]

社会制度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国家利益的冲突，都深刻地影响着华盛顿对莫斯科国际角色的定位。在美国看来，苏联是一个野心勃勃、极富扩张性和侵略性的帝国，苏联及其信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要阴谋征服全世界，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美国决策层认为共产主义是世界上一切罪恶的根源和一种国际阴谋，就像章鱼那样身在莫斯科而触角则伸向世界的各个角落。^[34]可见，在传统价值观、对国家安全的理解以及战后国家利益目标的多重影响下，杜鲁门政府完全将苏联置于美国外交的对立面，并因此推行遏制苏联的外交战略。杜鲁门政府的以上思维，是决定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做出何种决策的关键性要素，是对美国在危机中采取对苏强硬立场的重要注脚。

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华盛顿开始修订之前的对德管制和占领政策。鉴于美国对德国经济发展在欧洲经济复兴中的重要地位的肯定，华盛顿鼓励德国通过重建回归欧洲经济大家庭，成为致力于和平发展的自助型国家。^[35]国务院从酝酿马歇尔计划开始，就将西德占领区纳入美国经济援助的范围，这一想法明显带有使德国“西方化”的意味。华盛顿的政客们普遍认为，一个在经济上繁荣有序的欧洲离不开一个稳定和富饶的德国在其中的贡献。例如，凯南认为援助计划的重点应该包括德国，因为德国的重建和经济统一对欧洲的发展和力量的均衡将起到决定性作用，要把改善西占区经济情况和恢复其生产力作为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首要目标。同时，二战期间的战争经济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国内工农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战争的嘎然而止使得美国原有的生产规模面临市场和消费群萎缩的压力，如何拓展和维系海外市场对国内生产和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是华盛顿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而在德国境内确立一块稳定的、潜力巨大的消费品和资金投放市场则有利于解决这一难题。所以，面对苏联和东德对马歇尔计划的排斥，单独成立西德国家以实现当地经济的复兴，就成了美国政府的不二选择。此外，出于从政治、经济和军事层面对抗莫斯科的需要，华盛顿不仅迫切希望西德自身通过经济复兴能够在欧洲冷战冲突中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坚定地站在一起，成为西方冷战阵营中的一支中坚力量，还希望利用西德在地缘政治、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工业生产能力上的巨大优势，有效地服务于美国与苏联的冷战角逐，服务于美国与西欧国家构建安全防御体系的目标。因此，美国建立西德国家的计划，是从经济和安全层面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途径。

此外，美国坚守建立西德国家的信条，也与其使命观中推广美国政治制度和民主模式的内容密切相关。威廉·富布赖特曾在《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指出：美国作为战后实力最强的国家，总是认为自己有进行干涉和维持秩序的责任，有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所谓民主化的责任。^[36]在华盛顿看来，这种责任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德占领区内以西方民主的模式建立国家，就是实践这种责任的具体表现。因此，苏联封锁柏林直接引发危机事态并试图借此阻止美国推广民主事业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美国国家利益的挑战。美国的这种想法很容易和自身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定位相结合，并由此衍生出一种将在危机中采取坚定立场等同于在捍卫“自由”、“民主”的思维模式。

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决策中的非物质性诉求，还体现在对国家声誉的追求上。美利坚文化价值观中“上帝选民”的自我定位，在政治文化中的自然延伸产生了“美国优越论”。这种优越感使美国朝野内外把声誉因素看得很重，认为损害了声誉就意味着自己不再完美。国家声誉观念是美国人必须毅然保护的重要利益，声誉观念要求美国恪守承诺，对那些许诺保护的人负有义务，并坚信一旦作出了安全保证或承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必须履行诺言，因为美国的声誉由外部世界来承认，不论是何原因国家声誉都决定着别人对待美国的方式。^[37]从理论上说，国家声誉产生于行为体的互动层面，是一个关系型概念而不是私有或属性概念。贝雷在《声誉政治》一书中指出：“一个人的声誉并不是他拥有的品质，而是其他人对他的看法。”^[38]一个国家的声誉，就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对于该国的持久特征的一种信念与判断。^[39]

在危机中，美国坚守柏林并采取空运物资的方式对抗苏联封锁行动，一方面是出于履行许诺保护德国人的义务，另一方面更是考虑到了其他行为体由此而对自身产生的看法。这里所指的“其他行为体”主要指英、法等西欧国家。美国为什么要如此看重这些国家对自己的看法呢?从广义上说，声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国际交往互动过程中信息的不完全性，导致在无法确知先前主体行为的情况下，其他行为体往往会诉诸声誉来预测其行为^[40]，因为它包含了关于该行为体未来战略抉择的信息。对于西欧国家而言，在意识形态分明的两极对峙格局当中，独善其身的想法显然与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标之间存在分歧。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倾向，很大程度上主导了西欧国家在阵营归因性上的选择。但是，加入美方阵营的选择并不能与确保国家安全之间划等号，问题在于被选择的对象也就是美国是否真的具备保证西欧免受苏联安全威胁的能力，以及是否愿意在盟国需要的时候发挥这样的能力。声誉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国家过去的行为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是一种个体对某一实践或者行为结果的知觉性的社会归因。^[41]因此，西欧国家通过对美国在危机状态下、在面对苏联威胁时的立场和作为的认知，再将此上升为对美国国家声誉的看法，对其今后的国际战略取向以及将来在类似情况下可能的行为作出分析和判断，并据此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对自身与美国的关系做出亲疏、远近的定位。在现实当中，声誉因素很容易影响到西欧国家对与危机事态几乎同步的组建北大西洋联盟体系行动的态度;他们极有可能根据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行为，来预测华盛顿维护联盟内其他弱势国家安全利益决心的坚定程度，并因此在入盟问题上做出选择。正是基于上述原因，美国通过坚守柏林不退缩以及持续不断的空运行动，来维系自身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心目中坚定对抗苏联坚守欧洲阵地的不妥协声誉或形象，以期巩固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稳定盟国对遏制苏联的坚定信心。反之，西欧国家就可能因受安全困境所累，接纳不利于稳定西方阵营政策取向，那么美国在危机中的政策和行为，就将成为危害西方团结甚至便于共产主义在欧洲扩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起点。

因此，尽管类似于空运这样的政策对于声誉、威望与形象等观念性目标的追求并非总能为行为主体带来直接的最优物质收益，相反在很多情况下建立与维持非物质诉求需要付出相应的物质代价和成本。^[42]正如空运行动尽管对美国的人力和物力造成了巨大的消耗，但华盛顿仍然将其作为应对危机的重要路径。

当然，在国家行为体层面上，同样存在着对美国通过危机决策实现国家利益的制约性因素。从广义上说，冷战爆发的深层次根源之一是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即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的扩张与苏联为寻求自身安全而在亚欧大陆的扩张之间的矛盾。^[43]美苏之间的冲突是一种无法调处的零和博弈，这种“你得即我失”的互动关系使得双方往往行走在武装冲突的边缘，稍有不慎就可能越过战争的红线，因此对国家外交决策的准确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一次柏林危机作为冷战爆发后美苏在欧洲的首次面对面对抗，当然无法摆脱上述因素的影响。美国虽然在危机期间占据了垄断原子武器的优势地位，但当时的实际状况是核武器在数量和质量上并不足以显示压倒性优势，同时在常规武装力量尤其在欧洲局部地区的军事弱势，也使得华盛顿在决策与危机相关的军事问题时不敢轻举妄动。此外，美国政府也意识到战后初期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尚处于整合之中，贸然进入对苏战争状态并没有必胜的把握。

其次，盟国尤其是应对危机时的主要助手——英国也是制约美国决策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于美国在综合考察国际格局和自身利益基础上对英国地位和角色的认识，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对美英关系的定位。苏联在二战后期和战后初期显露出的大国主义政策，促使华盛顿重新审视自己与伦敦的关系。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等事件，大大加深了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疑惧，客观上加速了美英两国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的合作，之后欧洲冷战形势的加剧使得美国更需要英国的支持，它将英国视作是增强自身冷战优势地位的一支重要力量。自战后初期以来，华盛顿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只有英国才有资格和能力担负起领导欧洲的使命，使欧洲成为抵抗苏联扩张的一个坚强堡垒。美国官员认为英国的力量对于本国安全利益至关重要，从艾奇逊到格鲁、从史汀生到福雷斯特尔、从国务院到参谋长联席会议，他们都希望英国在维持世界力量平衡和遏制苏联的影响方面，能发挥积极作用甚至扮演决定性的角色。^[44]以上思维体现在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过程中，使得华盛顿在确立基本对策或调整对策的一些决策结点上，往往需要及时协调与伦敦的立场。但对美国来说，这样协调也存在着无法规避的现实难度。英国尽管在冷战爆发后逐步放弃了充当美苏之间的“第三种力量”并维持均势外交的设想，但在“联美制苏”的过程中依然希望维系自身的大国地位。伦敦一方面通过构筑西欧防务体系并参与组建大西洋联盟等方式密切与华盛顿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竭力巩固和维持自身的海外利益，试图在西方对抗苏联的过程中更多地融合进英国政策理念的因子。此外，美英之间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并不融洽，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到了美国应对危机时的对英协调。华盛顿在危机决策中时，常面对的是英国这样一个目的复杂、顾虑重重，以及在立场坚定的同时又在做法上表现出绥靖意象的盟友。但也必须看到，由于二战后英国国力的衰败以及由此导致的美英两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不对等性，伦敦在应对危机的进程中基本上还是充当着华盛顿的助手甚至是小伙计，这种弱势的同盟地位，使得英国往往是在较为艰难地发挥着对美国危机决策的制约作用。

当然，在国际体系和国家行为体层面上，规制华盛顿危机决策的还有其自认为必须遵从的两大行为准则：一是阻止国际共产主义的进一步蔓延，二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两大准则都被置于高度优先的地位，但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固有抵触，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使华盛顿决策层陷入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45]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来说，一旦莫斯科在德国和柏林地区的对抗中获胜，就将被认为是西方遏制苏联扩张的严重受挫，欧洲的东西方均势状态也将因此受到威胁。华盛顿认为，既要竭尽所能阻止苏联及其共产主义势力的蔓延，也要恪守不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原则底线。在这样的境遇下，软硬兼施的做法便成美国政府的上佳选择。对华盛顿而言，类似的危机情形和决策困境在之后的冷战岁月中曾多次上演，而第一次柏林危机中被成功运用的外交与威胁并举、军事手段服务于外交目的的应对方略，却成为可供借鉴的重要范例。

因此，从国家行为体层面分析，美国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的决策，是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共同作用下，对国家利益中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内容的双重诉求，这种诉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行为体所处的国际体系内其他因素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