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逻辑

第一节　冷战的逻辑

不管如何解释冷战中冲突开始的起因，冲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从性质上来说是一些新的因素——核武器的发明，然后是运载工具的发明;史无前例的军备竞赛，首当其冲的是核军备竞赛。美国人在1945年7月16日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成功，同年8月6日和8月8日在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就开始逐步思考核武器这一“杀手锏”对国际安全和世界政治的革命性意义。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核物理学家以及一些政治学家，从一开始就估计到了核武器的这一新的特性。贝纳特·普罗迪根据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的指示，主持了一个独立的委员会，以确定制造核武器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后果。早在1946年，普鲁迪就公布了一个结论，认为战败者与战胜者相互毁灭的潜在力量(实质上是毁灭地球上生命的潜在力量)，原则上排除了在核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根据他的看法，核武器唯一的功能是利用它来遏止战争。^[2]而政治家和军事家用了四十余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才最终得到了类似的原则性结论。

冷战的全部历史，一方面，是为了在可能发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而寻找核武器合理化的途径，以达到双方各自的外交政治目标;另一方面，是把相互恐吓作为一种遏止战争的手段，在军备竞赛和对军备进行监督的过程中保持均势。正如事后所证实的那样，核军备竞赛最重要的和最有效的方面就是经济上耗资巨大，确切地说，当美国的军事预算多花费一个美元，苏联为了保持与美国的均衡，也得多花费一个外汇卢布。但在冷战开始之初，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双方的战略思想是按照以往战争的准备和实施逻辑发展的，对核武器这一革命性新事物的认识和掌握是逐步的。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错过了冷战初期在国际监督下双方一致放弃核武器或者部署核武器的唯一机会。从近半个世纪经验的高度来看，美国关于在联合国监督下部署整个核工业的“巴鲁赫计划”和1946年苏联关于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反建议是最为适宜的。近半个世纪以来战略武器的竞赛以及今天彻底裁减核武器、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努力毫无成效。然而在核时代初期，美苏的上述主张，多半是双方为掩饰自己企图在以后的核对抗中取得胜利而发动的最初宣传攻势。确实，一些冷战研究专家认为，放弃核武器和相互毁灭前景的消失，也在更大的程度上可能使冷战转变为“热”战。

在军备竞赛的头10～15年当中，美国对苏联在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方面具有实质性的优势。尽管苏联在1949年结束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后来又在制造热核炸弹和核潜力的规模方面，对美国都有所超越，然而问题是，在将核武器投送到敌人领土范围的手段方面，美国在质上和量上都领先于苏联。在苏联于1960年将第一颗洲际弹道导弹P7部署于战斗值勤之前(同年美国部署了首批洲际弹道导弹“亚特拉斯”)，苏联空军的轰炸机实际上还没有能力对美国本土进行核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建立在苏联周边的基地网和大量战略轰炸机，有能力使用核武器摧毁苏联85%的工业和大部分武装力量。因此在最初阶段，华盛顿提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如果未能实现在战后边界上“遏止”共产主义的目标，就准备对苏联施行核打击。

冷战的研究者们曾多次提出这样的问题:当历史上(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首次出现敌人将在短期内拥有对美洲大陆进行核打击能力的现实威胁时，为什么美国没有利用这一优势?有许多观点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当时苏联已经具备了对美国先期部署在欧洲和远东的基地的基础设施进行核打击的手段。同时，为力求弥补在对抗中美国的空中核优势，苏联使自己在欧洲的常规武器具备了极大的优势，这样，就把美国的西欧盟友和驻扎在那里的美国军队，变成了美国在发动可能的核进攻时的人质。莫斯科为在中国和东南亚传播共产主义提供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当然，这主要还在于其自身的原因。此外，根据许多历史学家的看法，美国军人从来都不相信，空中核优势能保证他们在大规模的战争中获得完全的胜利。最后，还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美国作为民主国家，从道德方面考虑，不可能在广岛和长崎之后再一次主动使用核武器，并且这一次规模要大得多。

自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尤其是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后，开始了一个冷战新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游戏规则，是在“相互确保摧毁”这一威胁下的相互制约的“和棋”逻辑。这一时期的特点是，既要按照在由于敌人的行为而出现“最坏的情况”时确保自身安全的方案继续进行军备竞赛，又要为冲突不脱离对立双方的政治监督而寻求控制冲突的途径。

战略武器竞赛继续沿着提高弹道导弹的载重量和打击精确度、加强防护性能的方向发展。加固发射井，增强机动性，研制分导式多弹头弹道导弹，将携带战略武器的潜艇部署到世界各大洋，通过装备“空—地”巡航导弹和其他一系列技术方面的突破，完善战略航空部队的武器装备。军备竞赛的曲线基本上就是按照“互为榜样”的原则不断攀升的。

在这个阶段，对抗的双方依然力图找到使用核武器的正当理由，以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美国曾经实施的“灵活反应”战略，按照华盛顿的意图，本应把“大规模报复”与实行“有限战争”结合起来，其中包括与在冲突的外围地区使用核武器结合起来。当时苏联官方坚持的是这样一种战略，即要在同美国及其可能的盟国所进行的战争中，甚至在双方相互使用了核武器之后，仍有获胜的可能。这一战略在В.Д.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著作中得到了十分完整的表达。根据苏联官方的军事学说，未来战争的进程与结果既取决于核武器的使用，也取决于常规武器的使用，但是，主要的还是取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一对抗体系的社会政治因素，据此作出了在战争中可能取胜的结论和社会主义必胜的预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当年苏联的官方出版物中，在表示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时，并非使用冷战结束后人们普遍接受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概念，而是术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认为即使在受到这类武器打击之后仍有能力发动战争并取得胜利。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它们的公开战略中都未包含实现这些战略的具体方案。相反，在这些战略中都故意隐含了旨在给敌人施加警告性心理影响的不确定内容。核对抗的逻辑认为，甲方准备实施核打击的目的，是为了制止乙方使用核武器。双方都努力表白，一旦敌人首先对其战略力量实施“硬碰硬”的打击，自己都有能力运用遭受攻击后“幸存”下来的战略力量对敌方的城市和居民进行“以牙还牙”的回击，给敌人难以承受的损失。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指出，如果苏联能够通过核打击消灭美国25%的居民和70%的工业能力，对美国来说就是“难以承受”的损失。在苏联，一般情况下是不讨论在核战争条件下“难以承受的损失”的参数的，相反，经常地展示自己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把有关实施核打击的准备工作和可能性的确切感受强加给敌人的逻辑，要求不断完善其核武器，并推动相互军备竞争的不断升级。然而，尽管作出了巨大努力，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竞赛仍然不能给予任何一方实质性的优势，以保障它在“主战场”上取胜。虽然双方都并未正式承认这一点，然而它们不可能不懂得，已经形成了“相互确保摧毁”的“和棋”局面。^[3]

冷战的另一个特点是，几乎所有的地区冲突(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近东、非洲和中美洲的冲突)都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些战争和冲突最初都具有自身的原因，而与苏美对抗无关。莫斯科和华盛顿各自支持对抗的一方，通常并不是因为每一次具体冲突的特点，而是因为双方都试图借此削弱对方。这样，冷战的主要冲突成了事实上的地区冲突。同时也应当指出，无论是华盛顿还是莫斯科，都避免在地区冲突中彼此直接对抗，担心直接对抗会成为引爆“主战场”的导火索。因此，当时的地区冲突常常被称为冷战的“第二战场”，那里的争夺是通过“代理人”来进行的。每当地区冲突升级到两个超级大国都感到危险的地步时(如在近东)，苏联和美国都会作出努力以适当缓和冲突。

“相互确保摧毁”态势的逻辑要求最大限度地限制其他拥有战略能力的参与者的范围，不管它是自治共和国还是独立主权国。加勒比海危机之后，当美国和苏联处于核冲突的危险边缘时，两国在摆脱这个安全困境方面达成了相互理解，形成了武器监督的机制。

当时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限制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在此之前，除了美国和苏联之外，已经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有英国(1952年)和法国(196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计划已经处于完成阶段，并于1964年进行了核试验。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已经启动了自己的核研究计划，只要这些国家的政府作出相应的政治决定，就会导致有核国家数量的实质性增加。

1963年，作为附件签订并公布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地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解决了在上述三个领域进行核试验对环境造成放射性污染的迫切问题。然而这个条约未能禁止地下试验，也未能禁止一些国家有意识地进一步完善核武器。人们希望，地下核试验的难度之大和价格之昂贵，将限制可能进行核试验进而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数量。1967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一条约至今仍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监督军备的另一个方向是要保持核均势的稳定，美国和苏联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达到了这样的均势。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保持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现实基础之上的相互克制，其前提条件是，如果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通过首次打击就解除对方的武装，使之无力进行回击，无力对战争的发起者造成难以承受的后果。而这样的可能性只有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才会在双方中的一方出现:如果这一方建立起了完备的反导弹防御系统，或者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占有数量上和质量上的绝对优势。

美苏双方都对建立反导弹战略防御计划进行了研究。这一计划的实质是，要建立起一个系统，在敌人实施首次打击时，这个系统能够保存部分进攻性战略武器，以对敌人进行难以承受的回击。然而，还有另一种建立反导弹防御系统的逻辑，即双方任何一方都有能力使用自己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实施首次打击，并期望自己的反导弹防御系统能够保证国家免受已被削弱了的对方的回击。这样一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会刺激另一方去改进并完善自己的进攻性战略武器，在敌人反击时“穿透”其反导弹防御系统，或者促使其在针对自己的战略力量的袭击警报到实际打击之间的瞬间，采取预先发射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迎头相撞”打击战略。考虑到洲际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大约是30分钟(按最短航程计算，苏联和美国之间的距离约为5 500公里)，由于导弹进攻的预警系统可能发出虚假信息或者发生对信息的错误解读，“迎头相撞”核打击的逻辑大大提高了意外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1972年，苏联和美国通过了放弃在各自领土上建立大规模的战略防御系统的原则性政治决议，并签署了《限制反导弹系统条约》(《反导弹防御条约》)。根据该条约1974年的补充议定书，允许双方各自在国内建立某一地区的反导防御系统。^[4]这个系统保障了在遭受核攻击的情况下有一定的间隙去评估局势、作出决策，但却丝毫未能真正影响任何一方进行核威慑的能力。因此，在30年的有效期内，《反导弹防御条约》被认为是战略稳定的一块重要基石。

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是另一块保持战略稳定的基石。该协议对进攻性战略武器并没有禁止，而只是削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1972年《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与1979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目标是，确定允许这类武器发展的上限和战略武器各种载体的下限。为了配合在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建立直通“热线”联系、建立执行协议的协商机制，这些条约必须保障军备竞赛速度的可预见性并减慢速度。

在指出对战略武器和外交领域的“缓和”进行“纵向”监督方面取得成果的同时，双方都未停止企图从根本上绕过在战略武器方面的“和棋”局面，都未停止企图在冷战的“横向”维度上取得优势。在完善非战略性核系统——中程和远程核武器以及战术核武器方面，已经作出了积极的努力，但各种常规武器的竞赛仍在继续，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苏联考虑到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失败和“越战综合征”对华盛顿外交积极性的制约，在“和平共处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口号下，更加积极地支持非洲和中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1981年，苏联又把自己“限定员额”的武装部队派到了阿富汗。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开始了大规模、多层次的积极冷战运动，里根总统宣称苏联是“罪恶帝国”。1983年，里根宣布开始制定“战略防御倡议”，旨在打造能把防御面扩展到宇宙中去的国土反导弹梯次防御。与此同时，动用巨额财政拨款以实现进攻性战略武器和所有其他种类武器的现代化。北约以苏联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实现了现代化、苏联不同意双方共同放弃这样的防御体系为由，在欧洲大陆部署了美国的中程弹道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这实际上不仅影响了地区的导弹核武器的平衡，而且也影响了全球导弹核武器的平衡。部署在欧洲的美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具有向苏联领土的欧洲部分发动攻击的能力。中程弹道导弹的飞行时间大约为15分钟，因此，苏联的中程导弹“够不着”美国本土，而企图通过在美国沿海一带建立另一个海基导弹系统来弥补这种不平衡，也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同时，美国还采取了被称为“前进基地”的海军新战略，打算把苏联海军压制在沿海水域，并在海上用巡航核导弹对苏联领土实施打击。

美国积极冷战的另一个举措是制定系统的和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非洲和中美洲反对亲苏政权或反对亲苏运动的内外力量，为阿富汗抵抗力量提供经费和装备方面的特别援助。美国的所有这些努力，在带有进攻性的外交和宣传战略中成为了现实。1983年，在苏联于萨哈林上空击落一架韩国客机并试图掩盖这一事实之后，出现了特别有利于美国积极冷战的条件。

然而，冷战注定要结束，其主要的和深层次的原因，也许还是苏联没有活力的经济政策。在苏联和外国的文献中，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是正确的，即1962年的加勒比海危机迫使双方都意识到了核冲突的现实危险性，并促使它们对武器监督作出努力。然而，加勒比海危机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的后果。据一些历史学家分析，苏联被迫从古巴撤出自己的导弹，除了其他一些原因之外，同样还因为在核导弹能力的对比中美国具有明显的优势，这个优势当时被历史学家们评估为17∶1。在加勒比海危机之后，苏联领导层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增强自己的核导弹武器能力，目的是保障同美国的核均势(大致相等)。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然而，取得这一均势并继续维持这一均势，要求苏联经济作出巨大的努力。此外，苏联的战略学说还认为，不仅要取得与美国的均势，还要取得同“所有可能的敌人”，即同美国所有可能的盟国的均势。20世纪60年代末期，另一条战线——苏中冲突开始之后，军备竞赛带来的经济负担明显地增加了。支持“第三世界”要求用大笔资金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20世纪80年代初被美国激活的“全方位”冲突，更要求苏联在经济方面作出相应的努力。

当然也应当注意到，一方面，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之间的经济潜力存在差异，另一方面，美国、西欧、日本和其他美国的盟国之间的经济潜力存在差异。冷战时期，美国的年均军费开支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6%左右。苏联军费开支的数额至今还不得而知，然而，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苏联军费开支占经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至少达20%以上。大量出口石油及天然气的收入还不够用来进口粮食。当年里根的顾问们今天承认，美国使冲突升级，特别是提出战略防御倡议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估计到苏联企图在冷战的所有战线上都保持均势，并因此将最终使本国的经济崩溃。

种种迹象表明，М.С.戈尔巴乔夫1985年当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后，以他为首的苏联领导层都明白这一点。他着手对“发达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进行“改革”，接着又对其经济基础进行“改革”，这就要求对国内政治也进行相应的改革，为由于冷战而不堪重负的经济松绑。如今，人们对于“冷战既没有赢家也没有输家”这一政治箴言已经达成了共识。只要指出下面这一点就能证明此言不假:即冷战的结束使所有冷战的参与者得益。实际上，国际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大家庭”和苏联都是冷战中的输家。至于冷战不同于以前“热”战的特点(后者以胜者取得支配地位、败者认输告终)，也表现在它的结束时期，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