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国际安全的新变数
众所周知,军人和政治家通常是遵循以往战争的逻辑来准备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的。为了适应新的安全现实,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需要时间来对战略战术重新进行艰难的评估、重建成本昂贵的物质基础。人们不会忘记,为建立国际安全体系而掌握新的核导弹技术指标的进程,并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交替适应这一进程,是多么艰难。
从冷战到国际安全新阶段的转变过程也未能成为例外。人类虽然远离了冷战,但人类的视线几乎没有离开过历史的“后视镜”,基本上把未来的国际安全系统设想成冷战的参照物,设想成一个必须阻止冷战死灰复燃的条件。
这样,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的21世纪初,远离了冷战的各国都能遵循这样的方针,即不让那些从本质上来说是新的威胁的“火药桶”发生爆炸。人们在这个时刻清楚地意识到,在国际安全领域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的变动,保障国际安全,需要新的战略思维,需要新的物质技术基础,需要新的军事政治体制和国际组织权力结构。
今天的国际安全状况经常被称为“冷战后的安全”。这样的表述只是要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即当今的国际安全并非是按照曾在冷战时期起过作用的规律发展的。然而,这个表述并不能回答这样一个主要的问题:作为冷战时期曾发挥过作用的国际安全体系的替代物,当今的国际安全体系究竟有哪些新的规律?为了认识正在形成中的国际安全的新本质,必须综合考察当今局势的起源,综合考察人们对当今局势“大场景”的描述,综合考察当今局势大范围、长时间的发展进程,综合考察当今局势的一些关键问题,综合考察主要行为体利益一致和利益冲突的领域,综合考察主要行为体资源的整合及其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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