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威胁

第二节　“新”威胁

21世纪初，国际安全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严重威胁。“旧”威胁^[2]主要源于军事方面最强大的国家及其盟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现在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可以肯定地说，多数“旧”威胁今天已处于“休眠”状态。

今天，属于“新”威胁的有: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以及内部武装冲突。“国际军事干预”是与新威胁比较接近的一种现象，因为它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起到化解威胁的作用，然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它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不过在那种情况下它们都处在“旧”威胁的次要地位。最近几年来这些威胁的综合性的内部潜力和危险性都得到了发展。

国际恐怖主义已经成为“新”威胁之最。最近几年，恐怖主义又有了新的发展，无论从其参与者的成分，还是从其进行活动的地区来说，都已从以往只发生在某些国家的局部现象演变成为一种不承认国界的全球跨国活动。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际恐怖主义利用了伊斯兰激进主义的极端思潮。全球性的活动及其民族性的表现相结合的基本体制，充实了国际恐怖主义的新特质。建立在通常有自主权和首创精神的基地相互作用网状原则基础之上的组织结构，也得到了发展，且具有“克隆”的能力。在得到以本·拉登为首的“阿尔—凯达”基地组织的最初激励之后，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获得了自我发展和在世界不同地区生存的能力。

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的全球性质，向世人提出了联合国际上的一切力量同这一威胁作斗争的任务。可以认为，国际社会总的来说已经建立起广泛的反恐同盟，其共识是国际恐怖主义具有极端的危险性和绝对的无法接受性，同它进行共同斗争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也还存在削弱和分裂这一同盟的现象。

现实的和潜在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综合性威胁，是十分迫切并且具有新特质的另一威胁。这一威胁明显增长的现实原因，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国际恐怖主义威胁相结合的潜在可能性，它因而也被称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恐怖主义。由于上述原因，拓宽并改变了这一威胁的对象以及同这一威胁进行斗争的具体范围。

如果说以前这些威胁源自国家，那么，现在它们的主要来源是非国家行为体。以前在国家之间起作用的有关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一系列奖励和惩罚措施，如今对非国家行为体已经不起作用了。由于威胁的发源地不是固定的，因此无法对它进行惩罚;由于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能带给恐怖分子某些优势，因此无法通过谈判让他们放弃这种武器。恐怖分子关心的不仅仅是拥有这种武器以达到威慑的目的，而是要使用这种武器以达到其政治目的。总之，以前在国家之间的制度安排中曾起过作用的合法逻辑，在限制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领域已不再起作用。

以前非国家行为体获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不大，现在却明显增强了，从而产生了对这类武器及其组成部分进行物理性防护的新任务。如果说以前的问题基本上只是拥有这类武器，那么，今天的问题则是在和平时期受到有意破坏核子、化学和其他目标的威胁，造成的后果已接近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核不扩散传统体制的框架被突破和产生新的核国家的现象。这推动了核武器的区域性竞赛，一些从前没有这种打算的国家也提出了生产核武器的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又对那些新的核国家所拥有的核武器的命运产生了特别的不安。例如巴基斯坦政治上的不稳定，就引发了一些理所当然的问题:如果国家政权转移到与国际恐怖主义分子关系密切的极端的伊斯兰反对派手里，核武器将会流入谁的手中?一些惯于采取近似非理性行为的国家在不扩散方面同情国际恐怖主义，甚至与之进行合作。最近还出现了这样的威胁，即形成了半国家、半社会性质的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地下跨国网络。

国际社会对内部武装冲突的威胁具有了新的共识。在由冷战向国际安全当前状态过渡的过程中，许多冲突消失了。这些冲突以前都受到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主要对抗的影响。另一些冲突摆脱了外部影响，但仍然保持了内部性的和局部性的特点。国际社会原则上就不能容忍内部武装冲突这种现象开始形成广泛的国际共识。这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在所有其他威胁的危害中，内部武装冲突是造成全球范围内人类最大危害的根源。最近，内部武装冲突在更大的程度上同其他一些主要威胁交织在一起，首先是同国际恐怖主义，同时还有非法的毒品交易、地下武器买卖、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等。内部武装冲突频发的区域通常都是世界上经济极端贫困的地区。那里发生的战事，在多数情况下成为实行人道主义援助的主要的和唯一的障碍。居民的权利遭到破坏，特别是民族清洗，成了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内部武装冲突都直接或间接地把邻国和各种外国志愿者卷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