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问题

第三节　巴勒斯坦问题

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对抗的问题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既是有可能开启和平调解的阶段又是对立斗争发展到新的威胁性水平阶段。这是以一系列的因素为前提的。

在以色列—巴勒斯坦近几年的冲突中形成了一种利用人体炸弹袭击平民的新的恐怖主义手段。在第二次“反以色列占领行动”期间约有3 500名巴勒斯坦人和超过1 000名以色列人死亡。这次武装冲突成了激进主义在穆斯林国家活跃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里产生的恐怖主义战略和战术在这一地区内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应当注意到，可以确信，世纪之交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已经在跨国恐怖主义及与其进行的斗争中得到了地区和全球的新的评价。

在许多专家们看来，以巴冲突是中近东和世界其他地区穆斯林教徒的激进行为持续不断的历时最长的和威力最大的发动机之一。虽然内部冲突再次加剧并未重新导致以色列和周边的穆斯林国家之间公开的武装对峙，但这个冲突激化现象也并没有能够推动巩固地区安全。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地区内的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生产和扩散的威胁，结果不排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恐怖组织手中的可能性。因此，这里涉及的是整个一系列最迫切的国际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和持续不断的内部武装冲突交织在一起的问题。

冲突的新阶段、地区安全的参数的变化，尤其是鉴于2001年9月11日之后伊拉克及其周边国家的局势、对全球安全的新的首要威胁的认识，所有这一切都向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双方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其他大国提出了新的要求。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巴勒斯坦社会对于冲突发展或冲突调解可能产生的后果和前景的认识都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变化。

在第二次“反以色列占领行动”几年中所遭受的损失使大部分以色列民众相信依靠吞并巴勒斯坦的土地来建立“大以色列”的思想只是一种幻想。甚至前不久还被认为是“大以色列”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的“利库德”党的领导人还被迫承认，确实为此，并附有重要的补充说明，以色列的安全只有原则上以色列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保障。2002年，首先是美国，然后是沙龙政府承认建立巴勒斯坦国家，而不仅仅是扩大自治权的思想才作为以巴调解获得的最终结果。正是由于以色列战略的这种重要变化，国际调停才得以活跃起来。

就在这一年国际调停“四方会议”——美国、俄罗斯、联合国、欧盟，提出了一个名为“路线图”的新的分阶段的调解计划。在军事方面这个计划要求巴勒斯坦停止进行“反以色列占领行动”，并同时要求以色列从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撤军。打算冻结建设犹太人定居点，改组巴勒斯坦国家的权力机构，就巴勒斯坦国家的临时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下令开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最终调解谈判。2002年，建立两个国家的思想以及以色列安全存在的权利均在阿拉伯国家联盟峰会上得到承认，由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提出的这个计划被命名为“阿拉伯倡议”。

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领导人拟定了单方面与巴勒斯坦人隔离的计划。该计划规定了完全拆除加沙地带的犹太人定居点并减少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领土上的居民点数目，同时建设“安全墙”，其目的是不允许巴勒斯坦人未经检查便潜入多半是以色列人居住的区域。“安全墙”是沿着西岸地区的西部边界建立起来的，结果把先前在被以色列强占了的领土上的约85%的巴勒斯坦人挡在了大墙之外。这个计划并不意味着暂时取消了以色列对外部边界控制的要求或是放弃了对在被解放了的土地上的安全保障的行动自由。然而非常明显的是，这种分离意味着以色列人从大部分的巴勒斯坦土地上最终撤离的进程开始了，并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拥有主权标志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宣告建立。

巴勒斯坦方面长期没有机会一致地对所形成的新的调解方案作出回应。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在第二次“反以色列占领行动”年代巴勒斯坦社会中十分强烈的分裂运动。以阿拉法特为首的旧近卫军丧失了对自治地区的管理控制权，而新一代更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派组织的影响明显扩大了。局势变得更加严峻是因为以色列，然后是美国拒绝同阿拉法特合作。2004年底阿拉法特的去世为巴勒斯坦的领导权力层的重新分配和通过新的符合局势新发展的总战略创造了机会。地方自治机构的选举使得年轻的巴勒斯坦领袖们有可能在就自治地区日常生活问题作出决议时排挤掉老一代近卫军的代表们。2005年初老近卫军的温和派代表人物穆罕默德·阿巴斯当选为自治地区的领导人，以及新民族主义派别的代表当选为政府成员，这就使得同“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伊斯兰教派领导人就自治地区的内部事务和对待以色列的新立场的共同政治方向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一致。作为1993年《奥斯陆协议》巴方主要设计师的阿巴斯，至今也未掩饰自己追求和平调解的意图。他在选举中取得的巨大胜利意味着大多数的巴勒斯坦人支持回到谈判桌上来。不同的政治力量同意恢复同以色列人进行政治对话的原因是巴勒斯坦领土上惨淡的经济现状。在“反以色列占领行动”年代本来就严峻的局势如今急剧恶化。来自于阿拉伯国家方面的有限的援助未能解决形势严峻的问题。恢复谈判进程可以期望得到喘息的机会和来自“四方会议”成员国更多的援助款项。

2005年2月8日在沙姆沙伊赫举行的以色列总理沙龙和巴勒斯坦自治地区首脑阿巴斯之间的会晤上，在约旦国王和埃及总统调停之下达成了关于停火的协议。巴勒斯坦人保证不允许施行恐怖主义行动和导弹袭击，而以色列人则从一些西岸城市中撤军，并放弃在加沙地带进行的报复行动。以色列释放了一部分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随后应该就广泛范围的问题进行谈判，其中包括关于为双方分离创造有利条件的问题。很显然，要实现沙龙关于从加沙地带撤出移民和保护移民的士兵的计划，以及要把以色列军队从西岸地区重新部署到“安全墙”之外，这并非是单方面能做到的事，而必须是要在谈判过程的范围内才可能顺利地进行。2005年9月以色列完全地将加沙地带转交到巴勒斯坦人的控制之下，并把居住在这块领土上的犹太居民迁移出去，还从那里撤出了自己的军队。然而在最终调解的道路上仍然还留下了大量的有争议的问题。

巴勒斯坦人要求全部而不是局部地清除西岸领土上的犹太人居民点。他们反对目前的“安全墙”的存在和“安全墙”外部分巴勒斯坦领土仍然在以色列人的控制之下。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部分领土，首先是伊斯兰教圣地——阿尔·阿克撒清真寺的未来问题，不仅仅是对巴勒斯坦人，而且也是对所有的阿拉伯国家来说都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的返回问题依然十分尖锐。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之间的因为位于它们之间的以色列领土的交通渠道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最为严峻的问题是位于西岸领土上的淡水来源问题，因为以色列很多地区居民的日常生活都依赖于这里的淡水来源。

在大部分以色列人都同意通过谈判的形式进行隔离的情况下，极右党派和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的多数犹太人定居点的居民却坚决地反对这一思想。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尤其是他们中的伊斯兰教派分子把停战看做一种暂时的现象，因为他们深信，只有用继续进行武装斗争的方式才可以达到使以色列同意按1967年的边境线来建立巴勒斯坦国。完全有可能的是，许多巴勒斯坦人为争取权力重新分配而作的斗争还将会继续，这不可避免地消极地影响到正在同以色列进行的调解进程。

可以推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隔离将会导致恐怖主义活动和他们之间直接的武装冲突次数减少。然而同样可能的还有，尽管处于下降的趋势，冲突仍然还将长时间存在着。相当乐观的理由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巴勒斯坦—以色列问题正在变得更加严重，其原因是对于以色列来说出现了新的威胁，那就是伊朗的反以色列立场，同叙利亚的对抗仍然继续存在以及黎巴嫩动荡不定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