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在华存在与促使中苏分离

第一节　保持在华存在与促使中苏分离

1948年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秋季攻势，中国内战已进入决战关头。9月12日，辽沈战役正式打响。11月1～2日，随着沈阳、营口的解放，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半壁江山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控制之中。11月6日，人民解放军又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打响了淮海战役，到1949年1月，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和中原地区，使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处在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下，为解放长江以南各省奠定了基础。辽沈、淮海战役的胜利也打开了通往平津的门户，12月5日，平津战役打响。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天津，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至此，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部队被基本歼灭。2月，国民党政府要求美、英、法、苏调停内战的努力失败后，迁都广州。随着中国内战局势迅速发展，如何应对中国革命胜利对西方在远东地区的统治秩序形成的冲击，成为美英两国决策者面临的当务之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工党政府一直遵循1945年12月莫斯科宣言的基本立场:承认国民党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国共内战中基本保持中立。直到1948年年底1949年年初，中国内战局势的急剧变化才引起英国各界的极大关注，如何评估并形成新的对华政策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率先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对中国局势变化最为敏感的英国驻华外交官。1948年11月18日，在英国驻华大使拉尔夫·史蒂文逊爵士(Sir Ralph Stevenson)回国休假期间，主持英国驻南京使馆工作的蓝来讷(Lionel Lamb)向国内发出一份电报，建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电报在分析了中国当时的军事形势后认为，共产党最终将控制整个中国，此为必然结局。“为了今后能利用肯定会出现的中国国内紧张局势，明智的办法就是接受这种不管多么令人不快的局面，而不是去试图支撑一个苟延残喘的政权或者通过武力在南方建立一个新的政权。”^[2]

针对蓝来讷的提议，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指示下属对对华政策进行全面评估。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皮特·斯卡利特(Peter Scarlett)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必须弄清美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才能考虑英国政策变更与否。为此，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奉命与美国国务院接洽。此前英国外交部已获悉美国不准备继续援蒋的情报。^[3]11月28日从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处反馈的信息证实了这一点。^[4]

蓝来讷的分析得到分管远东事务的外交部助理次官埃斯勒·丹尼(Maberly Esler Dening)的积极回应。11月23日，丹尼对蓝来讷的建议明确表示支持，认为国民党政权腐败透顶，无可救药，即使美国人也救不了它。^[5]丹尼是公认的远东事务专家，非常重视东方文化，与外交大臣贝文配合默契。丹尼的看法很快得到了外交大臣贝文的同意。^[6]

1948年12月9日，贝文在综合各部意见的基础上，向内阁提交了一份反映英国外交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立场的重要的文件: CP(48)299。CP(48)299对中国时局的发展及其可能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认为共产党对中国的控制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发展趋势可能对临近的中国香港地区、日本、马来亚、新加坡、沙捞越、北婆罗洲，以及东南亚的外国属地、印度、巴基斯坦等产生深远影响，导致这些地区的共产党活动增强，引起政治、经济动荡。针对这种情况，英国将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建立遏制共产主义扩张的共同阵线，确保东南亚地区政治、经济局势的稳定；二是在中国保持原地不动。文件认为，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可能会有一个动荡时期，此时外国在华利益可能陷入低迷状态，但随后共产党将会因为经济困难而不得不容忍外国资本的存在，因此英国在华利益可以维持一个时期。鉴于英国对中国局势发展无能为力，而当时惟一有实力对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经济、军事遏制的美国可能不愿意采取这一行动，或者说即使采取行动也难奏效，文件建议英国在华采取积极的政策:“我们最好的希望可能基于在中国保持立足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真正危及生命安全，我们将努力留在原地不动，与中国共产党政权保持事实上的接触，并考察与中共贸易的可能性。”^[7]CP(48)299是战后英国第一份上达内阁层次、阐述英国对即将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策立场的官方文件。12月13日，文件提出的在华保持原地不动的精神得到英国内阁会议的确认。内阁还进一步指出，远东的共产主义将遵循中国的路线而不是斯拉夫的路线，执行一种可能把中国赶到苏联怀抱的政策是不明智的。^[8]得到内阁认可的“保持原地不动”与力促中苏分裂的原则精神，奠定了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策基调。1949年1月5日和10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分两次向美国国务院递交了这份反映英国内阁会议上述观点的文件。^[9]

美国在中国国共内战中奉行扶蒋反共政策，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以致在中国内战中泥足深陷。到1948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全面溃败，美国的援蒋政策已陷入困境:要么不惜冒直接军事卷入的风险，继续全力援蒋；要么和蒋介石这艘“沉船”拉开距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杜鲁门政府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

早在1948年9月7日，在广泛征询全美各地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些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室在本室和远东司中国问题专家的协助下，起草了一份主题为“评估和确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备忘录——PPS/39号文件，送呈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该文件后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编为NSC34号文件予以传阅。NSC34号文件认为，对蒋介石继续承担全部义务的做法已使美国政府陷入困境。鉴于国民党政府濒临彻底失败的边缘，无力自救，除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提供近乎“几何级数的”的全面援助，否则，“美国的援助不足以阻止共产党的推进，远远不能改变内战的进程”，而全面公开干涉“虽能在军事上加强蒋介石的力量，但在政治上将对共产党有利”，况且，“即使美国不惜一切代价帮助国民党打败共产党，统一中国，也难以确保它不会很快再次瓦解”，因而，“对于国民政府的全面援助是一种巨大的、不确定的、充满危险的行为，美国政府不能拿美国的声誉和资源赌博”。同时，鉴于“此后至关重要的五年时间里，克里姆林宫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动用中国的资源和人力，达到足以对美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程度”。而中国共产主义除非成为苏联的附庸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潜在的严重威胁。所以备忘录最后得出的结论:美国“决不能死守任何一个行动方针，或仅仅对中国的一个派别承担义务而不知变通”。“在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只能通过政治、文化和经济形式才能最有效地运用我们的力量”。^[10]这就是美国主张对蒋介石政权奉行脱身政策和对华观望政策的雏形。

经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后，1949年1月11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1号文件(NSC34/1)出台。NSC34/1号文件分析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目标是希望由中国人自己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稳定、独立且对美国友好的中国政府，以预防中国被任何外国控制后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但是这一目标“不大可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由中国现有的任何一个集团或多个集团实现”，因而美国的当前目标应该是阻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为此，美国应该:1.制定适宜的计划，做好充分准备，以便在保持灵活性和避免死守任何一种行动方针或仅仅对一个派别承担义务的同时，利用在中国出现的任何机会；2.把针对中国的种种努力放在较次要的位置，应更重视其他地区。^[11]

1949年年初，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在正式就任美国国务卿后，立即授意国务院为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了两份对华政策报告，于2月28日提交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3月3日，这两份对华政策报告经杜鲁门批准，分别编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4/2号和第41号文件，正式下达各部门。

NSC34/2号文件认为，中共控制整个中国已指日可待。虽然新政权对美国“深刻的猜疑和敌意”看来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会有任何用处”，但是中共进入城市后即将面临的新问题将使它认识到和西方做生意的必要性，苏联可能比美国更急于影响中国的事态发展，所以，“如果不能同时改变中共的结构和性质，使之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政府并和国际社会保持友好关系的话，我们应力求发现、培育和发动一场最终能和中共较量的革命”。为此美国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以期中国局势朝美国需要的方向发展。美国应该:1.“避免给中国的非共产主义政权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支持，除非该政权在无论有没有美国援助的情况下都愿意积极抵抗共产主义，除非有证据证明这类支持可以推翻共产党或至少可以对共产党作有效的抵抗”；2.“和中国不同派别保持尽可能积极可行的官方接触”；3.“在局势进一步明朗之前，继续承认国民政府”；4.“在最近的将来，应公开重申美国的传统政策，即与中国人民友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行政独立以及主张门户开放”；5.在很多积极、可行的层面上，维持美国官方的和私人的文化与情报计划；6.在谨慎避免给人以干涉印象的同时，随时准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利用中共和俄国之间以及中共组织内外的斯大林分子与其他派别之间的任何裂痕。^[12]由此可见，NSC34/2号文件已改变了NSC34/1号文件所体现的被动、观望的态度，主张积极寻求在中国出现的、能为美国加以利用的机会。

NSC41号文件旨在考虑建立一套针对整个中国的贸易控制体系。文件认为，美国当时对华政策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种是“动员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力量，通过直接施压的方式公开与中共政权作斗争”；另一种是“通过允许中国与日本和西方世界互利互惠的贸易关系，不断增强这种关系对中国的重要性来增强莫斯科与中共之间出现严重分歧的力量”。在对两种选择方案的利弊和可行性进行充分探讨后，NSC41的结论是:“在目前情势下，美国关于中国的首要政策目标应该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属”，“在具备基本的安全保障的前提下，允许恢复中国和日本、西方世界之间正常的经济关系”可能导致莫斯科与中共政权严重分裂的力量。“通过恫吓和直接施加压力公开同中共政权斗争的政策不切实际，它将加重美国在日本的财政负担，并有使中国完全从属于苏联的严重危险。我们可能被迫接受这一政策，但惟有在其他方针显然失败之后才能采纳”。^[13]

综上所述，英美几乎同时开始考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策问题，它们对中国局势的分析及其初步的政策取向基本吻合。这时美英都认为中国革命胜利的趋势不可逆转，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出现将威胁西方在华利益。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政权即将面临的经济困难，它将需要与西方保持经济关系。中国也可能出现独立于莫斯科的倾向。为此英美均主张应保持在华存在，维持东西方的经济联系，力促中苏分离。两国的区别在于:英国的大方向是决定在华保持立足点，积极探讨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发展经贸联系的可能性。不到迫不得已，决不撤出中国，而且上述方案是唯一选择。而当时正忙于应付欧洲事务和国内政治斗争的杜鲁门政府不愿在中国新旧政权交替之际做出轻率反应，而准备静观其变，亦即“等待尘埃落定”。其观望政策在寻求从中国内战脱身的同时，也在积极等待和寻求能改变现行中国共产党政权性质或取代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力量的机会，保持对中国事态发展的影响力。而保持西方对华经济联系以力促中苏分裂只是美国的备选方案之一。

在保持在华存在、力促中苏分裂思想的支配下，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和华北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之际，美英做出了同样反应，就是保持原地不动。在人民解放军占领沈阳、天津、北平后，美英驻这些城市的总领事馆仍然开放办公。美英当局仍然鼓励其企业和机构中的重要人员及其侨民原地不动(但非重要人员被不断警告在华滞留的危险性，并劝其离开)，希望藉此与中国共产党地方当局保持某种事实上的联系。^[14]1949年1月19日，当淮海战役对国民党政权的中心南京产生巨大军事威胁、南京势难保住的情况下，美英等国大使开始讨论其去留问题，他们讨论的结果是一旦国民党迁往广州，各国大使馆将派一名高级外交官随往，但大使本人原地不动，该建议得到英美等国政府的认可。^[15]至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美英都视之为这是同中国共产党政权讨价还价的筹码，不能轻易给出。1949年1月6日，英国驻美使馆官员格雷夫斯(Hurbert Graves)和美国远东司司长巴特沃思(Walton Butterworth)及中国事务司官员石博思(Philip D.Sprouse)就“一旦中国成立新政府或联合政府后予以承认的问题”进行了磋商。格雷夫斯确认，英国政府不打算自动承认任何一个取代现政权的中国政府；在给予承认之前，将仔细研究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性质、特别是它对这个国家的控制程度及同英国公司及贸易代表打交道的方式。巴特沃思表示，美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与英国立场相同，即承认问题提供了一个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砝码。美国将要考察任何新任中国政府是否具有诚意，美国政府未来的任何动议将基于中国人的反应。^[16]

然而，美英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政策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同旧中国打交道的经验和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有真正接触和了解之前，他们习惯基于帝国主义的传统心态和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过分强调中国对外部，特别是对西方世界的依赖性以及所谓的中国传统对共产主义内在的排斥性，因而当中国事态的发展超出美英决策者的预想，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按西方的经验和逻辑行事时，美英在该不该承认、何时承认以及如何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上很快出现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