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分歧凸显

第二节　应对新政权的革命外交:美英分歧凸显

根据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中共中央大致是从1948年底开始考虑新中国的外交，此后大约三个月的时间，新中国外交的原则便确定下来了。^[17]中共中央外交思想的集中表述主要体现在这样一些重要文献之中。

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明确指出:“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对待，但应予以切实保护。对于这些国家的武官，应与外交人员同样看待。但对于美国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国民党打内战，则应派兵监视，不得给以自由。”“最后也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18]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又明确提出了采取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的这种控制权，表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在国民党军队被消灭、国民党政府被打倒的每一个城市和每一个地方，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控制权即随之被打倒。但帝国主义者直接经营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依然存在，被国民党承认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依然存在。对于这些我们必须分别先后缓急，给予适当解决。”“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后再去解决。”“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应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会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关于同外国人做生意，那是没有问题的，有生意就得做，并且现在已经开始做，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正在互相竞争。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19]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这些原则被中央委员会采纳，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处理同西方关系的基础，也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标志。^[20]

毛泽东早期的这些外交思想，后来在新中国建国前夕被概括为众所周知的三原则，即“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21]。所谓“另起炉灶”，就是“不承认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而要在新的基础上同各国另行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对于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我们把他们当作普通侨民对待，不当作外交代表对待”。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对于帝国主义同中国建交的问题，“我们的方针是宁愿等一等”，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中国要在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以前“把屋子”打扫一下。^[22]所谓“一边倒”，则包含着与苏联结盟和对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的思想。从产生的指导思想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来看，这三项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23]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人非常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会依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政策的调整，非常注意策略的使用，但是中国共产党人既定的革命外交的目标与美英既定的在华原地不动和力促中苏分裂的政策目标具有不可协调的矛盾性这一点是显而易见、毋庸置疑的。

在毛泽东革命外交思想的指导下，1948年底1949年初，在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中国共产党政权宣布不承认英美等国的领事馆及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并对之进行了通讯控制和行动限制。西方既定的原地不动首先面临巨大考验。在新的形势和挑战面前，美英的分歧开始出现。

对于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承认外国领事合法地位的问题，英国外交部的基本反应是，中共此举意在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以谋求承认。^[24]围绕领事馆问题，英国外交部首次就对中共华北人民政府的承认问题进行讨论。外交部的法律顾问贝克特认为，改变现状的有效途径就是承认中共政权，因为“拒绝给予一个已事实上有效控制了大部分国土的政权以任何形式的承认，不仅在法律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也会导致各种可以想象得到的困难”。“如果我们对这个已有效控制了半个中国的政府一点也不承认，我们就没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来抱怨他们视我们的领事人员为普通侨民。而通过接受在承认问题上的法理上的合理性，我们就能使一个政治上不受欢迎的行动合理化从而有利于英国的利益”。^[25]

英国外交部远东司虽已意识到不承认带来的诸多实际困难，但是认为现在就予以承认为时尚早。主要理由:一是中共华北人民政府还是一个过渡中的临时政权，是否会出现国民党的中央政府和共产党之间的某种联合政府的可能性尚不得而知；二是英国不希望在承认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上给人造成“一旦英国的利益面临危险便会准备牺牲原则的印象”；三是还需要与其他相关政府进行充分协商，以免在承认中共问题上与盟国出现麻烦。^[26]就像英国外交部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说过的那样:“如果我们在做出承认问题的决定时不与它们协商，美国和法国，姑且不说包括英联邦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将会被激怒”^[27]。所以在与美国等盟国充分协商之前，英国不能贸然行事。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赞同远东司的观点，外交部决定暂缓承认中共华北人民政府。外交部的立场是原则上不反对承认，但在1949年初当中国内战局势尚不明朗之时，承认的时机尚未来临。也就是说，外交部尚不准备利用承认作为缓解英国领事馆处境的手段，而想另辟蹊径，试图通过与中国共产党政权事实上的接触来缓和局面。

英国外交部于是开始尝试与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事实接触的各种努力。根据远东司司长斯卡利特2月17日的建议，外交部指示处于中国北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的英国官员与共产党的地方当局建立关系。但如何向中共地方当局传递英国政府愿意同他们建立日常接触的信息是一个敏感和棘手的问题。远东司最初考虑由当时的香港政府官员戈登·哈蒙上校充当与中共建立某种秘密联系的角色。但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Sir Alexsander Grantham)担心这将会使得以后一旦需要采取针对共产党从事的反对香港政府的行动时会面临尴尬，因而不愿意与中共驻港代表接触。此时美国就他们在中共控制区的领事地位问题与在香港的中共代表的接触中已碰了钉子，葛量洪担心英国也会面临同样的情况。香港总督的担心不仅得到英国殖民事务办公室官员的认同，也得到外交部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和常务次官斯特朗的认同。这样英国试图利用香港作为传递英国对承认问题的立场及借助英国领事的便利来接近中共高级领导人物的想法就被抛弃了。^[28]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遂建议在共产党控制区内使用“明码邮件”，其用意在于有意让中共获悉那些含有英国政府想与中共打交道的意图的官方邮件，从而影响中共的政策。4月英国开始使用这一方式。^[29]此外，英国还尝试通过其他非官方途径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事实上的接触。4月4日，英国前驻北平副领事求见北京军管会外事局的有关官员。4月13日，各国前驻京领事馆联名给北京市长寄发平信。但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中国共产党政权对这些试探根本就置之不理。就连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逊也觉得“试图与中共建立直接联系的徒劳努力，排除了我们可能通过直接接触以影响他们的任何可能”^[30]。

4月20日发生在长江上的英舰“紫石英”号与中国人民解放军交火的“紫石英”事件^[31]使英国“在华保持立足点”的政策再次面临重大考验，也再次引发英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的激烈辩论。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严正立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不愿意接受任何外国政府所给予的任何带威胁性的行动。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32]英国舆论对于“紫石英”事件的发生及中方的强硬态度的反应，尽管不乏主张对中共进行报复和惩罚的声音，但基本上还保持了理性态度。首先是一向对中国问题不甚关注的媒体开始出现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引人注目的报道。这些报道不仅对英国舰船和生命损失表示哀叹，也提出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问题。如《泰晤士报》置疑，为什么英国不事先与中共取得联系?大量评论政府中国政策的报刊文章和社论也几乎一致认为:在坚持欧洲第一的同时，也该是在中国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为了捍卫英国的在华利益，至少有必要与中共建立接触。《每日电讯》认为:“如果仅仅为了避免英国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与中共当局建立某种形式的官方联系是必须的。”^[33]在议会下院辩论日程中，中国问题一时成为焦点。从4月26日开始，英国议会下院围绕“紫石英”事件进行辩论。5月5日关于英国在华事务的议会辩论更是超出了“紫石英”事件本身而开始考虑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保守党和工党议员都认为，如果英国希望维持其在华贸易、在远东的影响力以及作为中国和西方之间调停人的地位，与中国共产党政权保持友好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这次辩论虽以首相艾德礼提出的“现在对承认问题做出决定为时尚早”^[34]而告结束，但公众舆论和议会辩论对英国政府现行政策的批评及要求与中国共产党政权接触的建议，迫使英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华政策。“紫石英”事件显示出来的中国人民对英国长期执行的炮舰政策的强烈反感^[35]，使英国意识到炮舰政策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中英必须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关系。^[36]为了解决“紫石英”事件，双方不得不进行外交接触的现实需要，也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渡江战役。23日，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解放。随后，杭州、上海、九江、南昌、武汉等大城市和广大地区也相继解放。中国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即将成为现实。英国官方意识到:“鉴于国民党的权威性正在稳步削弱，共产党将建立一个宣称具有全国性质的政府，这将提出承认问题。”^[37]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挺进，香港成为困扰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大问题。在“紫石英”事件后的一次内阁会议上，“香港被描述为中国沿岸遍布的混乱中的一片稳定的绿洲。”认为如果没有香港，英国将无以阻止日本取得在远东的商业统治地位。香港比其作为贸易港和潜在的要塞更重要的是其为亚洲民主和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标志。^[38]为了保住香港，英国开始大规模增援香港。但向香港提供进一步的增援“将会严重减少在英国本土以及在德国和中东战略地区的军事力量。而从英联邦国家和美国获取对英国捍卫香港的道义与物质支持的希望又很渺茫。这种情形也促使英国政府认识到，如果不同一个稳定的、友好的和统一的中国来讨论香港的未来是不可想象的”^[39]。

总之，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承认西方国家外交代表和“紫石英”事件所引发的外交难题，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国内围绕的对华政策的辩论，一方面使英国认识到与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使得英国原来设想的仅仅通过与中国共产党政权保持事实联系来保全英国在华利益和影响的想法变得不切实际。随着中共全国性政权即将建立而提上日程的对新中国的承认问题和对维护香港地位的现实考虑，都迫使英国政府寻找新的途径来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成为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所以时至5月，英国外交部开始考虑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以事实上承认的问题，并就此向美国政府试探。^[40]5月12日，贝文在就上海局势发表备忘录时，便引人注目地谈道“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可能性”，称南京的西方外交使团已就承认中共政府的可能性达成结论，即在一个中央政府建立之前将不会采取这一步骤；但这样的政府一旦建立，将立即给予事实的承认。因此，鉴于采取一致行动的必要性，西方各国驻华大使建议应尽早就此问题同英联邦各国政府及大西洋集团各国举行磋商。^[41]5月13日，由首相艾德礼出席主持、贝文等主要大臣参加的内阁会议作出决定:赞成就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与英联邦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进行协商。^[42]

美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承认西方国家外交官和领事地位的反应是，各种主张通过经济封锁和贸易控制来迫使中共屈服的建议案被提交给国务院。例如，早在2月份，美国驻上海总领事卡伯特(John Moor Cabot)就向国务院直陈，考虑到中共在天津和沈阳的当局以缺乏外交承认为由拒绝与这些领事们进行官方接触，“我们有必要采取尽可能有效的手段迫使他们在夺取上海后与我们打交道”。卡伯特建议美国必须告诫中共，如果中共不这样做，美国将不允许上海和美国之间发生进出口贸易关系。卡伯特相信这一政策会有效地迫使中共就范。^[43]尽管后来利用经济压力迫使中共承认西方领事地位的建议最终被国务院拒绝，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美英的一些差异。就像英国前驻华大使史蒂文逊所说的，英美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处理问题的:“美国政府想利用他们的商业地位来巩固他们的领事地位，而我们认为维护我们的领事地位主要是为了维护我们的商业利益。”^[44]

从4月底到5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即将建立全国性政府的可能性使得美国将承认问题的考虑提上日程。鉴于此时英国国内已经形成了一旦中共全国性政府成立，立即予以事实的承认的基本共识，其他西方国家在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上也表现出与英国同样的倾向性，为了防止英国等国率先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美国政府加紧采取对策。正是这个时候，美国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承认问题上的立场正式出台。

4月29日，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致电国务卿艾奇逊，就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提出建议。他认为:“中共领导人正处于一种傲慢情绪之中，并且已表现出他们只会在他们规定的条件下承认其他国家。因此有必要在适当的场合告诉他们，正是他们而不是其他那些有着良好传统并遵守国际义务的国家处于接受审查的位置。”^[45]

5月3日、4日和5日，司徒雷登又数次致电艾奇逊，针对英、法驻华大使要求讨论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事实承认的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并请示国务院批准。在这些电文中，司徒雷登反复强调“不要表现得想要急于做出行动，也不要在对新政权的任何承认问题上采取主动”。他认为:“承认问题的提出需要等到国民党政府消失、一个全国性的政府成立这样一种具体的发展”，“应由新政权迈出第一步”，“对承认新政权问题提出任何动议都是不明智的”，“不利于我们采取灵活性的政策”，“将束缚我们的行动自由”。他还一再重申，中共“有一种强烈的傲慢情绪”，并且擅长施展“以夷制夷”的计谋，因而西方国家应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这些政府“特别是英联邦成员国的政府不应该为了中共可能在他们眼前晃动的暂时的商业和政治利益而抢先行动”。^[46]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采纳了司徒雷登的建议，5月6日致电美国各驻外使节，表示:1.不宜提出任何针对承认的动议，哪怕只是给人造成共产党寻求承认的任何努力将受到欢迎之类印象的官方声明都不能出现；2.希望西方国家在这一点上采取共同阵线。^[47]5月13日，即英国内阁会议赞成就承认中国新政权的问题与英联邦国家和北大西洋公约国家进行协商的同一天，艾奇逊正式向司徒雷登通告了国务院关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立场，即中共要得到承认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1.事实上控制整个国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2.该政府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3.得到该国人民对其权力的总体上的默认。^[48]这就是有名的关于承认问题的三原则。

5月17日，司徒雷登针对当时西方国家出现的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趋势致电国务卿艾奇逊，除了重申前述立场外，更为明确指出:“承认将是我们的唯一杠杆，一旦共同阵线被打破，一旦我们开始给予承认，我们将会放弃我们手中不多的讨价还价的力量”，“特别重要的是伦敦和华盛顿应采取协调一致的立场”。^[49]

至此，美国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政策正式形成。美国的立场归结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1)暂不考虑承认，需要等到国民党政权消失，新的全国性政府建立，而且应由新政权迈出第一步，即反对过早承认和避免采取主动。(2)新政权要获得承认必须满足一些先决条件，即事实上控制整个国家的领土和行政机构，包括维持公共秩序；该政府有能力并且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得到该国人民对其权力的总体上的默认，亦即承认必须是有条件的。(3)对新政权的承认是西方国家与新政权讨价还价的砝码，不能轻易放弃。西方国家(北大西洋及英联邦各国)在承认问题上必须采取一致的立场，共同对新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其接受西方的条件。而实际上，美国在承认问题上最核心的内容是新政权必须满足上述先决条件、西方国家决不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主动这两点。

总之，时至5月，美英尽管都表示要等到中国新的全国性政权出现再考虑承认问题，但双方立场的分歧已非常明显，主要是:英国希望尽早承认，认为一旦这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成立，就应迅速做出反应，而且英国的考虑主要基于对事实的承认与实际的便利；美国则坚持对承认附加条件，反对在承认问题上采取主动，西方国家应采取一致行动，旨在改造中国共产党政权，迫使其承认西方的在华利益与价值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