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各执己见

第三节　变局中的协调:美英各执己见

1949年春夏之交，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上海，并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南挺进，一方面，形势的发展使英国在承认问题上的立场更趋明确，美英分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由于美英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不同政策以及各自政策的推行均以对方的认可和合作为前提，导致双方的协调不可避免。从5月份开始，美英之间围绕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开始了协调分歧的过程。

5月4日，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逊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会面。史蒂文逊提交了一个非正式备忘录作为双方会谈的基础。史蒂文逊的建议包括如下几点:1.国民党政府正日趋崩溃；2.除非给予事实的承认，否则仍然很难在领事关系的基础上很好地保护西方的利益；3.希望援引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先例，通过在给予事实承认的基础上任命外交代表；4.在对中共予以事实承认和委派外交代表之前，让大使随国民党政权南迁将形成只在“行将就木的国民党政权”内留驻外交代表的局面，这可能会对西方在共产党控制区的侨民和利益造成不利的影响。对于史蒂文逊的建议，司徒雷登表示原则上认可第1点和第2点，但怀疑第3点和第4点的有效性。司徒雷登还说:“不要对中共抱有幻想，以为他们会受我们的大使留驻南京的行动的影响。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和政策是既定的，不会半途而废。”他继续重申:“我们不能牺牲可能的长远利益来换取眼前的，而且是很小的利益；不能显得急于采取主动给新政权以任何承认。”^[50]经过磋商，美英同意在一个全国性的政府宣布成立之后，才能提出正式承认的问题。应对新政权持保留态度，西方大国应保持一种共同的立场，应随时保持充分而持久的协商，以便一旦时机来临时能采取紧急行动。^[51]

然而，随后的形势发展却使美英在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对美国来讲，来自英联邦国家要求承认的呼声令人不安。6月1日，美国驻澳大利亚代办福斯特致电美国国务卿，通报了澳大利亚的立场。他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内有一种不断增长的情绪，就是中共政权已经在中国存在，西方应面对现实。继续拒绝承认不仅将破坏与该政权合作的机会(不管这种机会多么渺茫)，而且还将把它赶到莫斯科的怀抱中。澳大利亚现已向英国建议，基于经济和安全的理由，英国应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上起带头作用，否则香港可能会丢失。^[52]6月10日，在与美国中国事务司石博思会谈时，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一秘欧文·戴维斯再次转达了澳大利亚的官方观点，即中国将会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政府，这是必须面对的事实。通常的卫星国的模式不适合中国，澳大利亚也不相信中国会依附于莫斯科。不管是拒不承认，还是在经济合作问题上采取关门政策都将把中国推到苏联的怀抱。^[53]6月17日，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W.Henderson)向艾奇逊转告了印度的立场: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M.Panikkar)否认他曾对美国驻华大使作出过这样的承诺，即印度政府将不在没有同美国事先商量的情况下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潘尼迦的看法是，如果印度对待新的共产党中国的态度建立在这种承认的基础上，可能会给中国共产党造成西方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它的印象。印度外交部长梅农(V.K.Krishna Mennon)也表示印度政府并没有做出这种承诺，并且希望能保持行动自由。所以亨德森据此认为:“现在就迫使印度做出任何明确的承诺是不明智的。”^[54]英联邦国家的反应很显然与英国的态度不无关系。美国担心在承认问题上的共同阵线有可能因为英国的行动而归于失败，因而急需说服英国在承认问题上与美国采取一致立场。

就英国而言，由于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55]和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内强大的劳工压力及中共的税收政策，英国在华特别是在上海的处境严重恶化。这种状况对英国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立场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它使英国政府面临来自商界要求通过承认中共政权以改善处境的压力剧增。英商普遍认为，由于英国不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以致他们无法向共产党当局提出抱怨或建议，于是他们转而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1949年7月，英美烟草公司的代表向外交部远东司司长斯卡尔特提出了其面临的问题，建议政府与中共当局谈判以便改善英商的处境。^[56]

其次，它也使得英国政府在国共之间的取舍进一步趋于明确。英国在华资产的处境恶化，一方面，说明英国先前对中国共产党可能对外资采取的立场估计不准确；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出于打破国民党的封锁及离间美英关系的考虑，对英国在华商人和官员进行了一些有意识的安抚工作和私下接触，如7月底，“在中共最高当局已事先指示，如‘紫石英号’逃走，我沿江部队可不予拦截，而在事后发表声明予以谴责”^[57]的情况下，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得以逃出由解放军严密布防的长江，从而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解决了中英双方关系中一个棘手问题。8月26日，上海外事局负责人章汉夫破例召见了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厄克特。28日和30日，章汉夫又允许上海英商会主席约翰·凯塞克先后会见他本人及陈毅市长，向英商传递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外商保持正常联系，不准备将外国人排挤出去的信息。^[58]英商和英国外交部受到这些行动的鼓舞，对发展与中共新政权的关系抱有希望。与此同时，因为国民党对上海的封锁使英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也给其殖民地香港造成严重威胁，英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逊称，英国不欠国民党任何东西，该组织一直敌视英国，而且支持它也不足以遏制亚洲的共产主义潮流。^[59]

最后，特别重要的是，这一事态的发展也使美英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公开化。由于美英在上海的经济处境不同，导致美英之间在如何解决因国民党的封锁带来的危机方面出现严重分歧。英国在华利益远大于美国，而且因为“英国在华投资涉及工厂、矿山、航运、房地产、公用事业和金融保险，而不像大多数美国企业只由分支机构在华从事经营或销售。英国工商企业的根基在中国和香港，一旦从中国撤离就意味着企业的倒闭和破产”，英国政府因此“考虑‘采取一些救援措施’，主要是运送稻米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以防止上海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希望美国等国应该向国民党施加压力。但美国政府认为，只要中共对美国继续现行立场，“就不应采取这些足以使共产党经济上受益的救援措施”，所以拒绝参加英国提议的救援行动。^[60]结果是“美国人更关心撤离上海”。^[61]而英国人倾向于尽可能留在中国，同时尽量安排最小可能的供应来打破封锁。^[62]美英的关系紧张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警告说美英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继续深化可能殃及两国在其他问题上的协商。^[63]

基于上述考虑，英国决定在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问题上独立行事，因而也急需与美国协调分歧，并说服美国接受英国准备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立场。

由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结果在7月、8月和9月间，美英两国就对中国共产党政权的承认问题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谈。

7月2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伦敦大使道格拉斯，希望他能赶在英国外交大臣贝文休假之前与之进行一次坦率的私人会谈，以便能在两国政府的政策尚未定型之前，就远东问题交换看法。艾奇逊建议讨论议题应包括对中共政权的承认问题；这种承认将对联合国组织的影响；与中国的贸易以及这种贸易是否会加强中共的力量，等等。艾奇逊要求道格拉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劝说英国:1.英国曾表示过，一旦中共进攻香港，需要美国的支持。2.中共可能不仅控制中国，而且会控制整个亚洲。3.西方国家在对新政权承认问题上采取协调立场非常重要。应同所有相关政府就这些问题进行广泛磋商，这些政府不仅应该包括英国、加拿大和法国，还应包括像澳大利亚、荷兰、新西兰以及印度、缅甸、菲律宾和泰国等这样一些亚洲国家。在此阶段，美英首先应确立磋商原则，而不是就具体问题达成协议。^[64]

21日晚，道格拉斯打电话给贝文，转达了艾奇逊的意思，贝文未明确表态，只是表示他考虑9月份访问华盛顿时将与美国就远东问题进行全面探讨。道格拉斯表示，中国问题非常迫切需要尽早考虑。贝文同意将其观点转告外交部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65]

此时明显需要与美国协调立场的贝文为什么对美国急切的建议显得缺乏足够的热情呢?真实原因在于贝文当时被中东和印巴克什米尔问题牵扯了精力。贝文不想草率行事，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准备对中国的政策评估及其政策。^[66]事实上，英国非常重视此次协商。7月22日，在致贝文的一份备忘录中，外交部常务次官丹尼表示:“在过去的三年中，英国一直试图使美国人在中国和日本问题上对英国人坦率些，但这些努力都失败了。美国人一意孤行，结局令人不快；现在他们要求我们和他们一起讨论中日问题……我认为应持欢迎态度，因为这是使美国政策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的最好办法。”^[67]

8月8日，英国外交部将美国大使馆的意见转给负责协调东亚和东南亚各部门之间政策的远东委员会，希望它拿出一份反映英国政府立场的备忘录。^[68]8月15日，英国部际会议关于中国的备忘录正式出台。

关于中国的备忘录针对7月20日美国国务卿提出的一些特别问题，系统阐述了英国希望面对现实，尽早给予中国共产党政权事实上承认的立场。备忘录表达的主要精神有如下几点:1.对中国的任何计划必须建立在中共不久将控制整个中国这一预见之上。2.中共现任领导人无疑是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们奉行的强烈亲苏政策构成了对西方不仅在华而且在整个东南亚政治、经济利益的严重威胁。然而在现阶段，除了防御中国向东南亚输出共产主义以外，任何试图阻止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外部努力不仅注定失败，而且还将引起中国传统的排外情绪。而对一个新政权显示全面的和公开的敌视将会把它进一步赶到莫斯科的怀抱。“在最坏的情况下，在承认之后，英联邦和北大西洋公约国家与中共的关系可能遵循它们与苏联的东欧卫星国的模式，然而也有可能最终发展为就像西方现在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的模式。”因此，西方大国不要从一开始就采取公开敌视态度从而损害未来的这种可能性。3.拒不承认一个已有效控制了大部分国土的政府，从法律上讲不通，也会给保护英国在华利益带来实际的困难。4.不要指望中共会以任何条件来换取承认。推迟承认可能严重损害西方在华利益，中共却不会因为她的不被承认而感到有所不便。对中共来说，他们可能还会拒绝与承认国民政府的大国发展外交关系。5.西方在华经济利益应继续保持。因为长期苦心经营而且业已根深蒂固的商业设施和联系一旦丧失将难以恢复。从长远来看，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府管辖下的中国，作为原材料、粮食和出口市场的潜力不容忽视。6.西方大国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承认将只能基于实际的便利而不是感情用事。如果出现国民党控制台湾或中国西部的情况，视那些地方当局为事实的当局就足够了。然而支配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的因素是安理会的代表权问题。^[69]

关于中国的备忘录出台后，英国外交部立即将其呈送美国驻英使馆，并于8月17日交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手里。8月28日，这一文件在英国内阁讨论通过，正式成为英国政府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官方立场的系统表述。^[70]一切准备就绪，贝文如期前往华盛顿，以了解美国在认同英国的观点和政策方面到底能走多远，并说服美国接受英国的政策。如果行不通，起码要劝说美国不要批评英国的做法。^[71]

9月9日，美英双方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先行谈判。英国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和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巴特沃思各自陈述了立场。丹尼表示，英国将遵循8月15日关于中国的备忘录所概述的精神，力主尽早承认中国的新政权，认为尽管承认会对东南亚产生副作用，但不承认所带来的困难会最终大于承认所带来的困难，而且不论迟早，都会有副作用。巴特沃思则表示，美国将执行先前美国国务院就这个问题同包括英国在内的几个国家达成的协议精神，即在一个中央政府还没有建立以前，不存在承认的问题；一旦这样一个政府成立，相关各国政府决不要匆忙予以承认，应让新政权走出第一步；相关政府在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须进行充分协商。坚持认为过早承认会对东南亚产生副作用的问题。在这次会谈中，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官员麦钱特还问道，是否英国政府已充分考虑到了中共会提出撤销对国民党的承认作为一种建交先决条件的可能性问题。丹尼回答说，他认为中共不会接受事实的承认，而给予法律的承认必然要求撤销对国民党的承认问题。不过他补充说，他认为到承认中共的时候，国民党已不再是中国的一支主要力量。巴特沃思称，他不能想象会有任何情况会使得美国急于承认中共政权，因为那无异于是认可勒索。丹尼举例说，如果长久推迟承认将会损害英国在华官员和侨民的地位问题。巴特沃思表示，“美国不会屈服于这些旨在迫使我们承认中共的勒索性策略，但是无疑将强调通过采取撤离其在华侨民的方式来减少可能的人员损失”^[72]。

9月13日，贝文与艾奇逊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对于华盛顿会谈的结果，尤其对于艾奇逊的真实立场，在英国官方和学术界存在一些误解。根据爱德温·马丁援引的一段资料，外交部在1949年9月30日给南京的一份电文中曾乐观地宣称:“美英对华政策之间产生显著的分歧的危险已经排除。”“当承认的时机来临时，不再需要设想会与美国发生重大分歧。”^[73]似乎美英在承认问题上的分歧基本解决。根据詹姆斯·唐的研究，英方的文件记录强调，尽管美国觉得过早承认将对中国的反共力量不利，但是同意英国坚持的应致力于离间中苏关系的主张，那些文件记录也表明，艾奇逊说过美国政府理解英国因为其在华的巨大商业利益而不得不采取与美国不同的做法。尽管唐“不清楚艾奇逊是否认同贝文的观点，但是认为艾奇逊理解英国执行不同政策的难处，并认为美英分歧只是策略上的而不是根本的政策差别”^[74]。根据英方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也一般认为美英在华盛顿会谈时已经就承认问题达成谅解。

笔者的研究结论是艾奇逊并未认可贝文的立场。根据英方相对简略的文件记载，艾奇逊的确说过:“美国政府相当理解英国在华利益要远为广泛，英国的行动肯定会和美国不一样。”“只要两国政府的目标相同，有些策略上的差异无关紧要。”虽然这样的话语给人的感觉是美国认可英国的做法，至少不太反对，就像詹姆斯·唐所得出的结论。但笔者认为，这两句话之间有一句话非常关键，不应被忽视，即艾奇逊强调他所接受和认可的美英的不同只是“处境的不同而不应是政策的不同”。如果将美英文本加以对照并进行完整的解读，更能证实这一点。英美文本的差异在于英国文件是采用观点摘要的方式，美方记录则是根据实际会谈过程进行动态记录，所以要完整了解美国政策的思路，依据美方文件记录要更可靠一些。根据美方文件，实际情况是双方在整个会谈中始终各执己见。如艾奇逊阐明，不能过早承认，应坚持将承认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认可作为中国共产党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先决条件，强烈要求北约诸国充分协商，并在承认新政权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艾奇逊还以承认中国共产党“将直接危及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相要挟。贝文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国虽不急于承认，但英国在华有美国所没有的庞大的商贸利益，而且英国还要关注香港问题。但英国人不相信俄国人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废除有关香港的条约或者直接进攻香港。贝文认为，如果西方在中国问题上过于顽固的话，将把中国推向苏联一边，但如果小心从事，可能削弱苏联的控制。艾奇逊则反驳说，美国人怀疑承认问题是使中国不落入苏联控制之下的一张王牌，不管怎样，它们都会走到一起，而且承认新中国会给东南亚带来副作用。在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的情况下，贝文转而重申:美英应保持充分协商，英国会谨慎处理这一问题，而难题在于英国将执行一种路线，而美国走的是另一条路线。英国可能会在领事和贸易地位方面采取稍稍不同的步骤，但是美英之间的差别不是恶意预谋的。艾奇逊则认为，应明确区分政策与处境，英美因为其在华处境的不同可能影响其在华所呆的时间长短不同，但出现政策的分歧则是一个错误。当贝文表示分歧只是在策略方面而不是目标方面时，艾奇逊表示同意。双方最终同意将在承认问题上谨慎行事，继续磋商。^[75]

美英未能就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达成谅解这一点也为随后举行的美、英、法三方外长会谈记录所证实。

9月17日，美、英、法三方在华盛顿举行了外长会谈。三国外长、使馆官员和远东事务官员参加了会谈。根据美英双方的记录，美国反对过早承认，主张通过经济压力迫使中共认识到与西方关系的重要性。如果要承认，也必须让中共保证“承担它的国际义务”，即遵守中国现有的一切条约。贝文则表示，英国的基本立场是保持原地不动，以观察事态发展。希望保持其在华领事存在及尽可能多的贸易关系。英国会非常谨慎地处理对中国新政权的承认问题，并保持与美、法和其他一些相关政府的密切协商。当然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权问题也使得英国在处理承认的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但是贝文认为美英的不同在于，“美国正在撤离的时候，英国想尽可能坚守阵地”。在会谈期间，巴特沃思提及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在10月10日要求承认他们的政府。贝文说:“如果那样的话，我们需要尽快做出决定。”艾奇逊说:“我们将缓慢行事，并且不论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不会接近他们，通过靠近共产党政府我们不会赢，这正是他们想让我们做的事情。共产党必须承认他们的国际义务，并且在他们获得承认之前必须实际控制他们的国土。”“我们不想承认他们，从而承认他们已赢得了战争。”艾奇逊再次强调，必须保持协商；还说美国正在研究阻止中国共产党控制中国南部地区的可能性。^[76]

由此可见，1949年7～9月份美英在是否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问题上的协商未能取得一致，美英分歧难以弥合。此时英国已决定一旦中国共产党全国性政权成立并决定予以事实的承认。美国仍坚持既定立场。双方表示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应保持密切协商。而下文即将论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给予中国共产党事实承认后引发的外交风波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