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朝鲜危机:美英分歧升级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英国既定的投票政策再次面临严峻考验，美英分歧进一步加大。
朝鲜战争的爆发首先使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更趋强硬。这是因为:其一，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觉得在联合国对共产党国家采取强硬政策更加“理直气壮”。美国坚称，安理会不能偏离其在朝鲜反对“侵略”的基本使命。其二，朝鲜战争爆发后，保持苏联对安理会的抵制状况、防止苏联利用安理会否决权和维护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对于美国更显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支持，6月27日安理会就对朝鲜局势采取强制措施的决议就没法通过”，所以，“在当前情势下，如何得到安理会中可靠的多数票是首先需要考虑的事”。[47]其三，美国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朝鲜危机、台湾问题及远东其他问题密切挂钩，认为在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让步将引起连锁反应。美国坚持认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需等到朝鲜危机解决之后再考虑，理由是:“在中共侵略朝鲜，而苏联要挟除非给中共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否则将不重返联合国的情况下，联合国不能按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处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48]7月3日，艾奇逊在致电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时强调，鉴于朝鲜局势，国务院认为此刻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是不可取的。一旦发现这一苗头，应予明确反对。[49]由此可见，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改变先前私下操纵的做法，转而公开地、竭尽所能地阻止新中国获得代表权。
朝鲜战争的爆发对英国的影响也是双重的:
一方面，尽管英国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权，但是英美在朝鲜战争问题上有着基本共识，即都认为朝鲜战争是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的挑战，应采取集体安全行动加以制止。新中国进驻联合国将不仅增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而且会使此前因为苏联缺席而出现的美英操纵联合国的局面不复存在。如果中国加入，苏联重返联合国，它们将否决任何类似决定，所以，英国也和美国一样把在联合国拥有代表权的国民党政权视为一个支持西方在朝鲜行动的不可多得的盟友。[50]此时，美国的立场强硬令英国决策者不能回避。6月29日，英国外交部国务大臣扬格致函首相艾德礼，并指出，鉴于局势的变化，英国很难在7月3日召开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上投票赞成中国进入联合国，建议继续执行在多数赞成票出现前投弃权票的政策，[51]得到艾德礼的批准。这样英国又退回到了有条件投赞成票的立场。
另一方面，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英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采取积极立场有了新的推动力。由于印度、苏联等国的压力以及英国自身对朝鲜危机的理性思考，英国又倾向于通过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用外交方式和平地解决朝鲜冲突。朝鲜战争爆发后，印度立即提出以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和收复台湾为条件换取朝鲜停火的和平动议，遭到美国拒绝。[52]7月6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会见驻莫斯科的英国大使戴维·凯利(David Kelly)时，也提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对苏联的提议做出回应之前，美英交换了看法。美国怀疑莫斯科利用其影响让北朝鲜撤军的要价之一，就是西方国家同意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如果北京取得安理会的代表权，它对台湾的要求将难以回绝，美国的地位将变得非常困难。[53]英国外交部认为，如果新中国被安理会拒之门外，苏联将能向新中国表明中国不能对西方抱有任何幻想，也就是意味着新中国将进一步密切与苏联的关系。由于印度强烈主张新中国加入，如果不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影响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此外，美国断然拒绝了印度和苏联两国的建议与斡旋，坚持朝鲜战争应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挂钩立场，使英国感觉追随美国的政策意味着将冒巨大的风险。用扬格的话说，美国“完全不是从国际事务而只是从美国防务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如果我们和其他联合国成员国都遵循美国的意图行事，“联合国只能成为一个反共联盟，并将会把所有的亚洲国家推向共产党人一边”。[54]所以，英国政府认为，尽管在面临美国反对的情况下获得多数票的机会很少，但还是应该支持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
根据安理会程序，8月份应由苏联担任安理会轮职主席。苏联代表表示将结束对安理会的抵制、返回安理会并担任主席职位。对于这一事态，美国非常紧张，认为苏联很可能利用安理会主席的特权，进行程序裁定，把国民党撵出安理会。而要推翻主席裁定，必须有7票反对才能生效。27日，在得知苏联决定的当天，国务卿艾奇逊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国务院有关人员开会商讨对策，要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采取强硬立场，反对在朝鲜战争期间以任何形式提出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杜鲁门批准了这一方案。紧接着，艾奇逊于29日指示美国驻法国、埃及、挪威和英国等使馆的代表，要他们对这些国家进行游说。如果安理会轮值国主席马立克进行程序裁定，美国应要求他们与之一起表示反对，并考虑把这一问题由在安理会范围内的讨论转向联合国大会。[55]8月3日，艾奇逊就这一立场征得了杜鲁门的同意。[56]
8月1日，在苏联重返联合国安理会并主持安理会工作后，英国内阁就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及朝鲜局势可能出现的新形势进行讨论。首相艾德礼建议内阁仔细权衡得失，不要盲目追随美国，应该采取积极的投票政策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不过，为了不让美国把这种立场说成是以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来换取朝鲜问题的解决和对苏联“讹诈”的屈服，艾德礼建议:“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应该与朝鲜问题分开，按照本身的是非曲直来看待。”内阁采纳了艾德礼的建议，做出决定:“如果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被以自身的是非曲直在安理会提出，英国驻联合国的代表将要求休会，然后征求外交部有关投票方式的意见。外交大臣将会根据这一问题提出的条件来向英国驻联合国代表下达指示。当然外交大臣将以内阁的这次讨论精神作指导。”[57]可见，英国内阁会议虽然未能就近期的投票政策做出明确决定，但如果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被单独在安理会提出讨论，英国将根据具体情形决定投票政策。
为了向英国施加压力，8月4日，艾奇逊致电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重申了美国在联合国反对新中国代表权的立场。基本要点为:第一，在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美国的确将遵守由大多数做出的决定。但是在当前环境中，美国“反对给予北平政府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并将以任何适当的方式敦促各成员国接受这一观点”。反对任何以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上的让步来换取朝鲜问题解决的做法。第二，美国并不认为该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程序性的问题，而是除非按照程序性问题来对待，安理会也许别无他法。正是由于这些困难，美国倾向于认为应由联大做出决策。第三，在朝鲜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很难根据是非曲直来看待这一问题。给共产党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不仅不能起到把北京和莫斯科分开的目的，而且会提高他们的威信和影响，从而刺激他们在亚洲的进一步扩张。[58]
11日，贝文致电弗兰克斯，重申了英国认为可以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与朝鲜问题分开处理的立场。贝文指出，中国代表权问题可以按是非曲直来解决是指:1.这个问题可能由印度提出，可能是在马立克离开安理会主席职位之后提出，并且是在其他的背景而不是在朝鲜冲突的背景下进行。2.安理会，或者联大(如果被提到联大的话)能够考虑中国政府是否会取代现被国民党所占据的席位。如果这一问题付诸表决，英国将支持赞成中国新政府，不管是否出现多数票。贝文也不同意艾奇逊关于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会鼓励新中国在亚洲的“侵略”的看法。他认为:“尽管投票赞成中国的决定在美国不受欢迎，并可能引起一些喧嚣，但英国必须这样做。如果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结果显示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巨大分裂，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而英国投票赞成中国将会大大冲淡这一影响。”至于怎样把中国和苏联分开的问题，贝文用南斯拉夫来类比，他说:“如果南斯拉夫对与西方发展友好关系没有任何希望，或者它不是联合国的成员的话，它会与莫斯科断绝关系吗?如果中国继续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如果西方继续对中国保持冷淡和敌视态度，中国肯定不会想到要同莫斯科闹分裂。即使是想要远离莫斯科，它也别无选择，只有与莫斯科保持联系。”[59]
后来，英国外交部通过英国驻华盛顿使馆进一步表明英国的立场，即应该是在安理会而不是在联大来倡导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的变更问题。主要是贝文怀疑联大根本不存在接纳新中国的可能性。因为联大59个国家中只有16个承认了新中国。所以英国外交部认为，中国代表权问题应被视为程序性问题由联合国简单多数解决，而不应视为重大问题由三分之二多数来决定。[60]
8月14日，英国驻美大使馆向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腊斯克书面转达了贝文的上述意见。腊斯克当即以英国这一立场可能影响美国在欧洲的政策来向英国施加压力。腊斯克表示，如果美国人民发现英国和法国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上投票反对美国，这将会对此间正在考虑的重新武装西欧的问题，尤其是美国军队驻扎西欧一事产生严重的影响。[61]15日，腊斯克转交了华盛顿的正式复函:美国国务院对贝文所提各点均不同意。美国强烈反对在即将于9月19日召开的联大上投票赞成新中国取得代表权，但是表示不反对将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资格委员会，以便“如果没有异常圆满的婚姻，至少有一场强迫婚姻的机会”[62]。
随着五届联大会期的临近，围绕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的斗争更加激烈。8月26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的非法代表从安理会及其各机构驱逐出去，并通知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第五届联大的首席代表。[63]
美国为了继续阻挠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加紧了幕后活动，其驻外使团不断向各有关国家施压。此时美国的目标是:1.“反对任何可能导致中国国民党代表权发生变化，并给予共产党代表权的建议”。“应运用我们的影响力阻止这一步骤。”“坚决保住国民党集团的代表权，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作任何让步，因为中国国民党在安理会的投票对美国取得必须的七票可决票至关重要，要把接纳中国共产党进入联合国的可能性永远拒之门外。”[64]2.把中国代表权问题在安理会冻结起来，而在联大由简单多数决定。美国代表希克森说，59个联合国成员国中只有16个事实上承认了北京政权，2/3以上的会员国仍然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政府，这就是继续与国民党打交道的充分理由。[65]3.“一旦该问题被提交联大，应立即进行处理，以便被用来大造舆论”，“最明智的选择是一开始便进行投票，使国民党代表继续占有席位并继续其他日程”[66]。
9月15日在纽约举行的英、美、法三国会谈是五届联大召开之前西方大国协调立场的一次关键性会议。贝文重申了8月11日英国外交部给华盛顿电报的精神，并解释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支持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将会被置于一个虚假的地位。我们必须考虑印度和亚洲人民的意愿；避免将中国赶到完全依附俄国的地步；我们非常愿意与美国协调一致，但我们在远东有自己的责任。”鉴于英国的立场难以改变，艾奇逊只得表示:“如果我们不能取得一致意见，但应尽量减少分歧。”艾奇逊要求英国在联大考虑之前不要在安理会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他估计苏联代表将会在大会开幕当天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为避免辩论过程中出现分歧的尴尬局面，应尽可能减少辩论时间，尽快付诸表决。他还表示，美国将在联大投票反对给予中国共产党政府以代表权，他希望其他国家也一样，但如果它们不这么做，也并非不可原谅。舒曼同意美国的立场，即投票将在联大而不是在安理会进行。在安理会资格委员会对其资格进行审查时，只能有一方的代表。资格委员会的报告出来后，本届会期也不能讨论这一问题。直到这个时候，英国才算说服美国和法国同意，如果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在联大提出，各国能够独立地进行投票。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Gladwyn Jebb)才如释重负，“当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联大首先提出来时，我们可以自由地按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来进行投票”。[67]
尽管英国决定在联合国支持新中国的代表权，但是考虑到投票赞成一个苏联提案可能使美国不快，特别是11月份，美国国会即将进行中期选举，英国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引起美国舆论的强烈反应。好在印度政府适时向联大提出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建议案，使英国摆脱了可能支持一个苏联提案的局面。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与印度政府讨论了确保不让苏联抢在印度之前提出提案的具体细节。[68]预计到印度的提案不可能获得多数通过，这个结果肯定会让中国失望和愤怒。英国打算届时由印度政府去安抚中国政府，并让中国政府相信这并非最后的结局，希望中方最好不要采取过激行动，影响下一步的行动。[69]对于印度政府的提案，美国的态度是“反对该方案”，并“将运用所有的影响力使该方案遭到否决”。[70]
9月19日，五届联大开幕。按照既定议程，印度代表抢先提出了立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的提案。动作之快“是联合国简短的历史上一次少见的破例，因为它没有按照常规，而是在致开幕辞之前就提出议案”[71]。苏联代表紧接着提出了立即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和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出席本届联大的两项提案。在艾奇逊的催促下，大会当场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印度和苏联的提案均遭多数票否决。英国代表对印度提案投了赞成票，对苏联的两个提案投了弃权票。这是英国政府在长达半年之久的酝酿和犹豫后才最终投下的赞成票。但英国却对苏联提案投了弃权票。这一投票立场表明英国明确支持新中国取得合法代表权，但并不表态驱逐国民党集团的非法代表，仍未摆脱其政策的两面性。美国对印度、苏联的提案均投了反对票。印度和苏联的提案被否决后，加拿大代表随后提议成立一个由主席提名并得到安理会认可的七国特别委员会来考虑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同时国民党的代表将继续留驻联合国。美国赞成加拿大提案，英国赞成加拿大提案的前半部分，对后半部分弃权，然后又对整个方案投了赞成票。最后，加拿大的解决方案得到联大的赞同。联大最终做出决定，成立一个由联大主席提名和得到联大认可的由七个成员国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来考虑中国的代表权问题，并在联大考虑临时日程第62款(古巴提案)后将推荐意见报告给本届联大。在等待联大依据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做出决定之前，国民党将在联大继续代表中国。[72]1950年12月12日，联大选出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和波兰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但是由于美国以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为由要求进一步推迟考虑中国代表权问题，直到1951年10月16日，特别委员会仍未向联大提出任何报告。[73]
尽管英国投票赞成印度提出的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的提案，但因为其对苏联提出的驱逐国民党非法代表提案投了弃权票，其政策仍未摆脱两面性，离中国希望的实质性行动还有很大距离。9月23日，周恩来在与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会晤时，一方面表达了对美国行为的极度愤慨；另一方面也对英国的两面派做法表示不满，并质问英国何以能把投票赞成接纳新中国进入联合国而同时又在剥夺国民党代表权问题上的弃权立场协调起来。[74]2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联合国不承认新中国取代国民党政权拥有合法席位极度不满，认为这是“美国政府与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为敌并百般操纵和蓄意阻挠的结果，美国政府应负这一非法决定的主要责任”。同时也不点名指责英国:“某些已经声明愿和中国建交的国家，虽然支持了印度邀请我国代表出席大会的提案，但竟拒绝支持苏联代表驱逐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在联合国的非法‘代表’的提案，从而方便了美国阴谋的实现。中国人民正继续密切注视这一些自相矛盾和言行不一的国家在联合国的态度。”[75]
中国的强烈反应令英国决策者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除非英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再进一步，否则，中英建交的目标将无法达到。受托安抚中国政府的印度代表也敦促英国尽可能消除中国政府的误解，缓和其愤怒情绪。[76]与此同时，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对联大投票状况的分析，也促使非常看重亚洲舆论的英国决定向前更进一步。9月21日，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杰布在给艾德礼首相的信中指出，“与拉美国家相比，亚洲广大人口在联大所拥有的选票简直少得可怜。而拉美国家对亚洲事务很少或几乎没有兴趣。它们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很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根本意识不到对它们来说是如此遥远的地区存在的危险局势”。杰布认为，“在未来的几周内，英国在联大的主要任务应是劝阻美国鼓动其他国继续排斥中国的行动，同时应对其他国家的代表进行游说工作，让它们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77]
在上述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外交部要求英国在联合国的其他机构中亦投票赞成中国代表权的变更。外交部开始起草新的指示，内容涉及在联合国其他机构中投票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78]1950年10月12日，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召开。苏联代表分别提出驱逐国民党代表和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两个提案，英国代表均投了赞成票。这样，英国终于跨越了最后一道障碍。即便在11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的消息已经得到证实，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斯科特(Robert Scott)仍然认为，朝鲜事态的发展无须重新考虑投票政策。英国还在提出新的动议来改善中英关系。前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的代表团于10月底离开伦敦，以对远东和东南亚进行一般性访问为幌子，试图访问北京，与中共高层直接对话。但当时中国政府的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朝鲜局势，对英国立场新近的重大转变并未予以足够的注意，丹尼中国之行的计划未能实现。[79]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揭开了入朝第一次战役的序幕，对麦克阿瑟24日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发动了全线反击。麦克阿瑟统帅的联合国军一败涂地，被迫退至“三八”线以南。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意欲扩大侵略战争，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威胁要对中国使用原子武器。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重挫联合国军不仅没有导致英国的投票政策立即发生逆转，相反却因为战争升级的现实威胁，促使英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急切地希望通过在台湾问题及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来缓解危局。美英围绕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的纷争也达到巅峰。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实际上已经和英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情况下，英国仍坚持在新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积极立场，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首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并重挫美军，以及杜鲁门让战争升级的威胁使西方世界极为恐慌。英国决策者担心如果追随美国与中国发生全面战争，很可能使与中国有军事同盟关系的苏联也卷入战争，从而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一旦战争爆发，这不仅将耗尽英国有限的资源，使美国的资源和战略重心移向远东地区，从而严重影响西方在欧洲的防线，危及英国的安全，而且也因为印度等国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立场而导致英联邦的分裂。更为可怕的是，美国动用核武器可能使西欧成为苏联使用核武器的试验场。战争升级和苏联可能对西欧动用核武器的恐怖前景令英国决策者深感缓解紧张局势的紧迫性。而对英国来说，政治解决仍然是最适宜的解决方式。当时的英国公众舆论和工党左翼强烈呼吁，政治解决远东问题，关键在于让新中国进入联合国。新中国不参加进联合国将对联合国的工作产生重大影响。[80]印度政府也持相似态度。12月1～3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B.N.Rau)通过与当时正在联合国出席有关台湾问题讨论的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私下接触，了解到中国的立场是除非解决台湾问题、新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及美国从朝鲜撤军，否则谈判不可能有结果。[81]这样一来，通过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让步以求得停火成为当时英、印为代表的国际社会调停朝鲜危机的当务之急。
其次，英国对通过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来改善中英关系仍非常看重。1951年2月，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斯科特(Robert Scott)在阐述政府立场时指出，英国的对华政策仍然致力于对中国施加适中的影响，英国真心希望在远东建立一种更正常的关系。在中国的立足点，不管是政治的、商业的还是文化的，都是非常薄弱的。英国不愿看到这种联系完全中断，因为一旦放弃那些立足点，西方与中国的联系将全部丧失。[82]
再次，英国决策者认为，和其他西方大国相比，英国可能更适合扮演就朝鲜问题的政治解决与中国打交道的角色。尽管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但中国政府并没有立即改变对英国在华外交官的态度。他们虽然没有正式的外交地位，但仍拥有基本的外交特权，还时常能够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中国外交部的立场。从这一点看来，“弥合中英之间差距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83]。
鉴于此前英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立场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朝鲜战争形势的急速发展使英国对缓解紧张局势有了更紧迫的需要，所以英国利用自己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力，频频向美国施加压力。
英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首相艾德礼决定立即前往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杜鲁门紧急会晤，陈述英国的立场。12月4～8日，美英首脑在华盛顿举行会谈。关于这次高层会谈，美英双方都有非常详尽的记录。总的看来，双方都同意欧洲仍是西方的重心，必须避免和中国发生全面战争。但在是否应该与中国谈判停火，是否应以在台湾问题和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让步为代价换取停火这两个问题上，双方针锋相对。[84]艾德礼认为，如果西方在朝鲜战场上卷入过深，可能削弱欧洲的防线，让苏联从中渔利。美英在远东并不具备优势地位，要结束这次战争，而不是引爆一场大战，就要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志愿军援助朝鲜不是侵略，而是自卫，是对西方不承认其大国地位和占领台湾的不满。中国人有民族独立性，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希望完全受制于俄国人。因此，艾德礼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与中国谈判停火，必须通过在台湾问题和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等问题上的让步来达到目标。美方则认为，欧洲和远东不可偏废。“如果与中国人讲和，结果将是一个小的侵略平息下去了，但会有更大的侵略接踵而至。这将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美国公众舆论将会失望，并不再支持加强欧洲或远东力量的政策。中国出兵朝鲜是受苏联的唆使，中国是俄国的卫星国。有强大的俄国作为后盾；没有人能够估计中国的野心要发展到什么地步。”“对中国人的要求让步将会使中国控制朝鲜。夺取台湾，会损害日本和菲律宾的士气，并使我们难以守住岛屿链。”“迎战共产主义的唯一办法就是消灭它。”所以，“停火安排决不能施加可能阻碍联合国军安全的条件，也不能涉及台湾和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之类的条件”。[85]关于此次美英高层会谈，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总结道:“交谈的结果是一个政府对另一个政府的意见有了更多的真正了解。这对今后是有用和有帮助的。但分歧比过去加深了，而不是在接近。”[86]会谈结束后，两国首脑所发表的声明称:“在联合国中国席位问题上，两国政府存在分歧。英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其代表应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席位。美国将继续反对中共代表进入联合国。”[87]
与此同时，英国政府继续在一些联合国的机构内投中国政府的赞成票。英国驻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代表团在一般委员会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了英国政府支持中国代表权变更的立场，尽管会议的资格委员会的报告没有提及这个问题。11月22日，当苏联在联合国托管委员会上提出中国代表权问题时，该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国中只有英国投了赞成票。11月2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专门委员会投票在两轮12票赞成、12票反对之后，最终还是没能接受新中国的席位，在这次投票中英国仍是赞成票。[88]也正是由于英国的作用，11月28日，中国代表伍修权将军终于获准到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的侵略。
由于英国和印度等国的努力，似乎出现了解决新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一次转机。此时安理会内已有5个成员国承认了新中国。法国也转而支持英国的观点，这样安理会就有6票赞成接纳新中国，而南斯拉夫举棋不定。国民党方面很紧张，根据台湾“外长”叶公超的分析:第一，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已深受英法的影响，为了在朝鲜恢复和平，不惜对中国让步。第二，各方甚至相信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观点存在分歧，只要精心加以利用，可能说服并引诱毛泽东走铁托式的道路。第三，一旦中共派来出席安理会会议的代表到达纽约，各方面将竭力同他们建立直接联系，只要他们愿意合作。有关方面将愿意以联合国的代表权换取中共的妥协。第四，在国际舆论和战争形势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尽管表面强硬，其实也同样渴望使用合理的办法，甚至不合理的办法，促使中共撤回他们在朝鲜的军队。[89]
1950年底1951年初，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再次因为战场形势的变化而出现转机。事情的起因是1950年底，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突破“三八”线，逼近“三七”线。在此背景下，12月14日，13个亚洲和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停火方案，主张成立了一个由当时的联合国大会主席安迪让以及印度和加拿大代表组成的“三人委员会”。“三人委员会”于1951年1月初起草了一个解决朝鲜冲突的原则宣言。内容包括:分阶段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邀请中国政府参与诸如有关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等问题的讨论，在谈判生效之前必须先停火。这些原则在1951年1月13日在联合国政治委员会获得通过后被送交中国政府。[90]
虽然这一决议远不符合美国政府的意愿，但鉴于战场上的严峻局势和盟国要求和谈的压力，美国勉强投了赞成票。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表白:“要在支持或反对这个计划之间作出选择是十分棘手的，任何一种选择都具有危险性:一方面是失去朝鲜人的信心，并引起国会和舆论界的愤怒；另一方面是失去我们在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经过国务院煞费苦心的考虑，我们终于支持了这个决议案。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热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国人会拒绝这个决议(他们果然是这样的)，从而我们的盟国会回到比较清醒的立场(他们也果然是这样的)，并追随我们把中国人作为侵略者进行谴责。”[91]中国因为对战场形势的估计和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谈诚意的怀疑，17日，周恩来外长拒绝了该提案中先停火后谈判的建议，并提出唯一可以接受的谈判基础是: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军；美国军队撤出台湾；解决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在北京召开中、苏、美、英、法、印、埃七国会议，谈判解决这些问题。[92]
中国一宣布对联合国方案的立场，美国立即向联合国提出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并强烈要求英国支持这个预计在1月22日付诸表决的提案。英国、加拿大和印度都认为美国的方案如果付诸实施，将破坏朝鲜问题外交解决的任何机会。于是英国和印度向中国政府探询:中国要求撤退所有外国军队，是否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所说的谈判是否意味着谈判停火或政治问题；中国是否视承认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中国政府很快做出回复，确认撤退所有的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而且提议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可以分两步走:限期内停火和七国会议谈判解决朝鲜和其他东亚政治问题。中国建议谈判的问题包括:撤退在朝鲜的外国军队，朝鲜问题内部解决以及美国从台湾撤军，中国在联合国的地位必须得到保证。在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复后，英国认为和平还有希望。于是，英国支持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劳氏于1月22日提议，在联合国对美国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进行投票之前，休会48小时。美国代表奥斯汀反对这一提议，但安理会仍以27票支持、23票反对接受休会建议。英国内阁紧急开会讨论对策。在1月23日的内阁会议上，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怀疑中国这么做是力图造成联合国内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分裂。它对联合国代表权和台湾的立场仍然是不妥协的。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回复至少是提供了一种停战谈判的时间表，并争辩说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和台湾问题迟早都得解决。最后，由首相艾德礼拍板:“谈判之门尚未最后关闭，必须尽最大努力使之保持畅通。”25日，英国内阁决定对美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一案投反对票。[93]但英国的强硬立场未能持久。会后，财政大臣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以辞职相威胁，说服了他的内阁同僚支持美国的立场，最终，英国在要求美国对中国的谴责案略作修改后接受了美国的方案。由于英国立场的转变，结果当亚非十二国(即原十三国除去菲律宾)向五届联大提出的召开七国会议的提案付诸表决时，美国先是操纵联大政治委员会于1月30日否决了“十二国提案”，后又操纵联大于2月1日通过了诬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94]
总体上讲，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至1951年2月1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指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案之前，美英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分歧在继续扩大。此时美国公开宣称并以实际行动不遗余力地阻止出现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的多数票局面，并主张把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由安理会的简单多数表决提交联合国大会多数表决。英国的投票立场则因为中、苏、印等方面的压力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并终于完成了赞成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权取代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权的立场转变。在这一过程中，美英频繁磋商，但各执己见，而且试图说服对方，结果是英国不顾美国的强大压力，将其赞成中国代表权变更的投票立场付诸实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