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纷争再起与互不相让

第三节　美英纷争再起与互不相让

旧金山对日和会后，美英关于中国签约权问题的争议转向如何理解和执行“杜勒斯—莫里逊协议”的问题上来。杜勒斯坚持认为，旧金山和约一经签署，日本便成为“自主和独立”的国家，就有权做出与台湾签约的选择。但他非常清楚，如果放手让日本选择，日本不会选择台湾国民党当局。而且英国人还暗中希望能改变日本的态度，力促其与中国大陆方面签约。如果得不到日本与蒋介石签约的保证，参议院的亲蒋反共势力就不会让和约生效，因此，杜勒斯根本不会坐等和约生效后由日本自主选择与中国的哪一方签约。英国内阁接受“杜勒斯—莫里逊协议”的原因既是屈于美国的高压，也是心存侥幸，以为凭借英国的影响力，特别是日本与中国大陆的利益关系，可能会使日本至少与中国大陆和台湾保持等距离接触，而不是像美国所期望的那样完全倒向台湾一边。“杜勒斯—莫里逊协议”达成后，英国外交努力的重点是要求美国恪守“杜勒斯—莫里逊协议”，即“在和约生效之前，日本不得做出任何决定，直到它有充分的自由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中国的哪一方”^[89]。英国希望日本在恢复主权和独立之后，能自主选择与中国大陆方面签约，所以莫里逊一再告诫杜勒斯，“杜勒斯—莫里逊协议”意味着在和约生效以前不要有任何使日本对华政策明确化的行为，不然的话，批准和约将会成为问题。但杜勒斯的回答是，如果什么都不做，和约的批准更是成问题。杜勒斯实际上是以和约要得到参议院批准的政治难度来试探英国，希望莫里逊接受让日本与中国台湾开始谈判的立场。杜勒斯列举了日本可能选择反对中国大陆，而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约的理由。莫里逊当即表示，英国不反对日本和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某些政治安排，但强烈反对日本承认国民党当局拥有支配整个中国的合法权益。如果这样一种承认在和约生效以前发生，那英国政府就会被指责上了美国的当。^[90]英国国务大臣扬格的态度非常强硬，他甚至提议英国推迟对日和约的议会审议，以向日本施加压力，使之不要走向与国民党当局签约。外交部尽管以该提议过于强硬而未予采纳，但总体上赞同日本应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91]

1951年9月12日，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不久，美国参议员威廉·诺兰发动56名参议员联名写信给杜鲁门，宣称:“在和约提交参议院讨论之前，如果日本承认中共或者与中共进行双边谈判就是对日本和美国人民的利益的背叛。”^[92]这无疑是向美国政府施压，除非中日关系的走向首先得到澄清，否则多边和约将难以得到参议院的批准。作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参与者，杜勒斯对威尔逊当年没能让参议院批准《凡尔赛和约》的情形记忆犹新。而作为一个顽固反共的共和党人，他对亲国民党的共和党参议员及麦卡锡主义的活动能量更是了如指掌。在杜勒斯看来，让日本事先明确表态，承认台湾国民党当局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鉴约，是确保和约在参议院通过的关键，因此旧金山和约一签署，杜勒斯便立即着手让日本对美国所期望的对中国政策做出正式、明确的承诺。

1951年10月，英国前外交部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抵达东京，接任英国驻日本联络代表处的工作。丹尼在外交部是公认的日本问题专家，长期参与对日媾和的决策，此时赴任，旨在加强对日本的影响力。他反对日本与中国台湾的“外交”往来。在会见盟国驻日总司令部高级政治顾问西博尔德时，他曾明确表示，日本与中国台湾达成某种暂时协议以确立贸易关系是可以理解的，但一个正式的条约则是另一回事。^[93]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成为美英双方施压和争取的对象。处在英美双向压力之下的日本，一方面，感到左右为难，因为作为处于美国占领和管制下、靠美国扶植的战败国，它对美国的立场不能违抗，当杜勒斯希望日本倒向中国台湾的时候，日本首相吉田茂曾多次向杜勒斯口头和书面保证，日本无意与中国共产党方面接触，将选择与国民党媾和。也正因为有了这些保证，杜勒斯在6月的伦敦会谈中才做出暂时搁置国民党签约权的妥协方案。但是从切身利益考虑，吉田茂视中国大陆为日本未来有利可图的市场，所以并不愿与中国台湾签约。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老练的外交家，吉田茂认为，美英分歧和中国国共内争又给日本向美国和台湾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争取主动提供了契机。在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关系问题上，他个人倾向于与大陆签约，至少是希望奉行与中国大陆和台湾“等距离外交”。他说:“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关系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因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94]在美英之间，他深切意识到与美国合作的重要性，在与美国采用实用主义合作的同时，应利用英日关系为日本谋求最大的利益。^[95]在吉田茂的眼中，战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的领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在亚洲，尤其是在中国问题上，仅靠美国显然是不够的，在中国问题上最有经验的日本和英国应该发挥重要的作用。^[96]另外，日本国内有着要求承认新中国的强烈呼声。作为对国内舆论的反应，1951年10月和11月，吉田茂相继发表了几次令美国大为不安的演说。吉田茂告诉日本国会说，他正考虑在上海设立一个日本海外代理机构，这是日本在共产党控制区所能允许设置的最高的外交机构。在回答国会社会党议员对和约的批评时，吉田茂几次宣布，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采取等着瞧的政策。他对与国民党的谈判表现得相当冷淡。^[97]

面对参议院的压力、英国对日不断加大的影响力和日本态度的变化，杜勒斯决定双管齐下:一是争取英国在对华问题上接受美国的立场，在这一点上，杜勒斯指望于10月份重返政坛的丘吉尔保守党政府会改变前任工党政府的外交。杜勒斯认为丘吉尔的保守党政府不会像工党政府那样对待中共政府，因为艾德礼和贝文是社会主义者，认为北京政府接近于他们的政治信仰，而丘吉尔和艾登绝不可能抱有同样的感情。^[98]二是迫使正日益滑向“等距离外交”的吉田茂回到美国指定的航道上来。

1951年11月13～14日，美英在伦敦举行了有关日本对华政策的会谈。出席会议的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麦钱特强调指出，如果日本不在几周内表明它将与台湾建立某种“合理的”关系的意图，和约将不能在参议院通过。他希望英国支持其关于“杜勒斯—莫里逊协议”的灵活解释。两天的谈判产生了一个新的备忘录，其中包含这样的意思:鉴于日本调整其与台湾当局关系的重要性，双方不反对日本为此目的在和约生效之前与中国国民党进行的预备性会谈。但英国驻日代表丹尼怀疑杜勒斯会随意解释调整与国民党当局的关系，并诱使日本同国民党签署一个实质性协议。他把这种疑虑告诉了当时正出席巴黎外长会议的新任保守党外交大臣艾登(Anthony Eden)。艾登立即向艾奇逊表明，他将继续遵循前工党内阁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反对日本在和约生效之前与国民党政府谈判。艾奇逊要求艾登重新考虑一下，艾登以英国议会将不会接受任何与“杜勒斯—莫里逊协议”精神不符的动议为由加以拒绝。双方协商陷入僵局。艾奇逊只得同意艾登的建议，由杜勒斯与丹尼在东京进一步会商。^[99]

12月中旬，杜勒斯决定启程赴日，会同已先期抵达东京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资深参议员斯帕克曼(John Sparkman)和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共同劝说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做出明确承诺。

12月13日，杜勒斯和日本首相吉田茂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会上杜勒斯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的代表他个人对日中关系立场的备忘录，极力游说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约。他首先说明了国民党台湾当局对日本的重要性，诸如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是得到美国和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承认的所谓合法政府，拥有能够对日本的联合国成员资格动用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对台湾拥有管辖权，在那里驻有大量军队，掌握着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的日台贸易，还控制着对美国与其盟国相互合作必不可少的沿海岛屿链的关键一环，等等。总之杜勒斯要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媾和，以便在对日多边条约生效时日台条约也能生效。^[100]吉田茂没有公开反对，但表示如果英国强烈反对，日本不愿采取这一举动。他强烈要求美国采取高层努力，与英国在远东和中国问题上达成一致，并表示在面临自由世界两个领头大国意见不和的情况下，像日本这样一个国家只能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杜勒斯意识到吉田茂真正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英国通过英镑集团控制了在东南亚和非洲的贸易，在现有的支付协定下，英国有能力通过英镑和可转账贸易区对日本施加严厉的控制和阻遏。杜勒斯表示将尽力谋求美英执行共同政策以安抚吉田茂。但吉田茂又进一步提出，他认为通过增加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可以促使中国松弛与苏联的关系。杜勒斯已很不耐烦地反驳道:“鉴于苏联共产主义威胁的性质以及中苏意识形态狂热的一致性，要打破这种一致性不应是通过(贸易)让他们的日子过得安逸而应是通过增加压力，让他们继续接受苏联的统治变得更加困难来完成。”^[101]

杜勒斯和英国驻日代表丹尼之间也在谈，但此时双方达成妥协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艾登已于12月8日明确指示丹尼:“坚决反对日本和蒋介石之间任何具有和约性质的东西。”杜勒斯也不打算让步，他觉得“美国人能让日本人做美国人想让他们做的事情，因为美国人有着比英国人手中更多的牌”^[102]。结果17日的美英会谈不欢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