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书简”与日台条约的签订

第四节　“吉田书简”与日台条约的签订

鉴于英、日的态度，经与随行参议员史密斯和斯巴克曼的密谋，杜勒斯决定采取强制措施迫使日本和英国就范。18日，杜勒斯将事先拟好的一份以日本政府名义起草的备忘录交给吉田茂，要吉田茂签字后寄给他。备忘录的主要内容是:日本政府“准备从法律意义上尽可能依照多边协议所确定的原则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一个和约以重建两国的关系。这个双边条约的条款将适用于那些现在或将来可能处于在日本和国民党政府实际控制之下的地域……我向你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双边条约”^[103]。吉田茂尽管对杜勒斯的高压手段不满，但日本需要通过同美国的合作求得发展，况且，鉴于日本的现实处境，日本不可能与美国对抗。吉田茂也担心如果条约不被批准，日本将不能获得独立主权。吉田茂最后签署了这份出自华盛顿之手的信件，并于12月24日将其寄到华盛顿。这就是著名的“吉田书简”。

杜勒斯收到“吉田书简”后并未马上对外公布，意在等待1952年1月初美英首脑的华盛顿会晤能说服英国人改变立场。1月5日，杜鲁门、艾奇逊、丘吉尔、艾登就此进行讨论。艾登强烈反对美国现在就想让日本与国民党谈判的立场，并警告说他将反对任何违反“杜勒斯—莫里逊协议”的行为。两国首脑和外长会谈不欢而散后，由两国外长继续寻找“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104]。

随后5天，美英双方就中日关系问题继续会谈，其中1月10日的会谈具有决定意义。当时以艾奇逊和杜勒斯为一方，以艾登和弗兰克斯为另一方，杜勒斯首先表明，他在整个对日媾和期间全部工作的一贯目标是确保美英两国达成充分的谅解和一致的立场，并陈述了他与英、日代表就中日关系问题所举行的一系列谈判的详细经过。他特意提到当初他建议中国的任何一方都不参加对日和会而由日本政府自主选择时，艾德礼曾以日本肯定会追随美国的立场与中国国民党建立关系为由加以反对的细节，旨在说明当初英国政府接受杜勒斯的建议时是知道日本最终会选择与美国政策保持一致的。杜勒斯还提到现在他已收到日本首相阐明日本政府意图的信函，很可能在参议院考虑对日和约时会用到它。但他没有透露信的具体内容。艾登表示，他理解美国的处境，但仍坚持最明智的方针是在多边对日和约生效之前，日本政府不要做出任何承诺。随后，艾奇逊又摆出美国国内的种种政治难题，诸如蒋介石的任何呼吁都会引起一些美国参议员的强烈反响，除非日蒋之间可望达成一些有限的协议，蒋介石才会让他的那些参议员朋友不给美国外交人员出难题；参议员三分之一的票数就足以挫败对日和约的通过等。不论杜勒斯、艾奇逊如何费劲地游说，艾登只说他理解美国政府在国内面临的困难，但仍然希望在多边协议生效之前，最好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说。如果一定要问他什么意见，他将不得不说他的观点没有变，而且美国人也知道他的看法。艾登还提到他已得到日本的保证，即在对日和约生效之前，日本将不会采取最终的行动来与中国缔结条约。艾登希望这不要成为英美两国之间的重大问题。鉴于艾登不可动摇的立场，艾奇逊最后提出，如果日本首相吉田茂问及英国对日台谈判的立场时，他希望英国驻日代表丹尼能够对日本表示，尽管美英各自保留自己的看法，但对此没有异议。艾登表示为难，理由是艾奇逊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他打算迈出的步子。^[105]这样，美国希望通过华盛顿会谈改变英国立场的打算落空了。1月16日，在艾登离开华盛顿返抵伦敦的当日，美、日同时对外公布了“吉田书简”。

“吉田书简”是在艾登不知道信的内容和公布时间的情况下面世的。这种时间上的选择给人的印象是“吉田书简”得到了艾登的认可，是这次美英高层会谈的成果。这使艾登感到非常被动和气愤。尽管艾奇逊去信表示歉意，并说明美方这样做并非有意，但双方的芥蒂并未消除。1月17日，艾登在给丘吉尔的私人信件中还念念不忘地告诫丘吉尔，在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演说时，“应考虑这一令人生厌的发展事态，避免给人造成任何这样的印象，就是我们认同了已经发生的事情”^[106]。英国外交界都认为是杜勒斯策划了这封信，丹尼说:“很显然，这是美国人指使的，从‘吉田书简’中对国民党的承诺及其对中共的挑衅性的语言可以看出，这几乎不可能出自日本人之手。”^[107]

事已至此，艾登也只得就范，因为英国议会已于1951年12月审议通过了旧金山对日和约。首相丘吉尔建议英国政府接受日本承认“国民党中国”的事实，只要这一行动不包括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之类的内容。^[108]美国在对日媾和的其他问题上也对英国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例如美国同意将日本在中立国和前敌国的财产移交给国际红十字会，分配给那些在集中营里遭受迫害的盟国战俘；日本放弃刚果盆地条约所授予它的各项条款等，这些也使英国的立场有所软化。2月20日，日本与台湾当局在台北开始谈判。3月20日，旧金山对日和约以66∶10的压倒多数在美国参议院获得通过而最终完成了它非常关键的法定程序。^[109]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日本政府极不情愿地于4月28日在旧金山和约正式生效之前的7小时与中国台湾签署了和约。1952年8月5日，日本与台湾当局签署的日台条约生效。

由一个战败国来挑选曾遭其侵略的战胜国国内的某一个政权来签订和约，这本身就违背常理，在美国的一手操纵下，日本公然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于不顾，选择了没有任何代表性的、孤居台湾一隅的蒋介石残余政权来代表中国，这从道义、法理和事实上是对国际公理和中国人民的侮辱，是对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和国际法精神的巨大背离和扭曲，给当时的远东局势和大国关系带来了深远影响。

日本与中国台湾签署条约意味着日本被正式纳入了美国精心策划的遏制中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体制。中日之间在贸易基础上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日本成为美国推行反华政策的前哨，中日敌对已成定局。亚洲地区的三个大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印度没有与日本签订和约，仍然维持和日本在法律上的战争状态。缅甸和北朝鲜也未签约，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只是签署了与美国结盟的针对日本重新武装的安全条约。不仅反法西斯战争中大国合作的局面及其成果遭到破坏，而且作为对日媾和产物的《日美安保条约》、《澳新美安全条约》、《美菲共同防卫协定》的签署，加上日、美和台湾当局正式勾结，使得以美国为首的条约体系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亚太地区针锋相对，亚洲地区冷战格局更趋僵化。

日本与台湾当局签约的结局也意味着英国希望影响美国和日本对华政策的努力最终失败。日本势不可当地进入东南亚，战前英日竞争的噩梦重现，英美特殊关系大打折扣。英国希望通过这一行动保住在华利益和向新中国示好的愿望落空，英国在中国的巨大商业利益也难以保证。由于和美国一起策划了旧金山体制，英国遭到了中国政府的严词指责。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致电英国外交部并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总是采取了那种出卖英国人民利益的摇尾乞怜的政策……英国政府所奉行的对美顺从政策，决不是避免战争的政策，而是将英国人民以及英帝国范围内的各国人民逐步拖入战争深渊的政策”^[110]。1951年底1952年初，英国接受对日和约意味着英国的对华政策屈从于美国的安排，表明英国走向认可台湾地位未定的立场和承认国民党对台湾统治的合法性。英国的举动大大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中英关系的改善增添了难以逾越的障碍，中英政治关系因此从根本上陷入僵局。东西方对抗中的缓冲因素和缓冲余地也受到极大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