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英分歧的性质与协调的基本范式探讨

第二节　美英分歧的性质与协调的基本范式探讨

美英在远东地区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问题上的关系一直是国际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美英对华关系的状况也是判断美英在远东问题上的关系的重要标准。大凡研究美英关系的西方著述，在论及远东地区的问题时，往往都会以美英在中国问题上的争议为例证来进行评述。中国作为美英在远东关系中的问题似已成为思维定势。然而，美英在中国问题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具体分歧?这些分歧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英关系?它到底是像向兰辛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美英这对盟友在远东地区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合作，其分歧已使美英的特殊关系荡然无存呢?还是像詹姆斯·唐等人认为的那样，在对新中国承认的问题上，美英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分歧，对华政策实际上并不是美英冲突的重要因素?美英分歧和协调到底有什么特点?美英盟友关系的基础到底是什么?对此，笔者的研究表明，传统观点认为的美英分歧要么势不两立、要么微不足道的看法都有失偏颇，需要从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

第一，与美英在欧洲问题上几乎是协调一致的英美特殊关系模式明显不同的是，不仅美英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确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和重大冲突，而且其分歧的表现形式、分歧与协调的发展轨迹与结局也各不相同。事实上，这一时期美英对华关系很难一言以蔽之，需要区分不同情况加以说明。在关乎英国战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和新中国参与对日媾和这两个问题上，美英冲突发展到分道扬镳和不得不动用非常手段来加以解决的程度。在其他两个问题上，英国在进行了一番抗争后，最终选择了妥协的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英在对华问题上的关系显示出极大的不协调性和合作的艰难性，这与美英在欧洲对苏联的一致政策形成了鲜明对照。这种特性表明，美英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行其是的，存在一些可以被中国加以利用的矛盾间隙。

第二，与美英分歧相伴而生的是它们之间频繁而密切的协商，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英特殊关系在远东地区依然存在，不能仅以存在分歧定性国家间的关系。存在分歧是国家间关系的常态，即使是具有同盟关系的国家亦如此，关键在于出现分歧后如何处理。就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私下承认的，关系是特殊的，也是不愉快的。诚如阿历克斯·丹契夫所认为的那样，特殊关系并不会基于一致性而自然而然地产生，它必须经过培育和商议才能产生。^[48]从制度运作的层面来看，根据研究美英关系的专家戴维·雷诺兹的看法，美英之间的协商机制不仅体现在双方定期和不定期的外交和部门间的协商，而且建立在许多非正式的个人接触和共同的语言便利的基础上。经常性的、及时的信息沟通，制度化的协调机制，尽管有时并不能保证政策的一致而是使双方的分歧全面展开，但每一方将在充分考虑对方特殊利益和敏感性的前提下执行自己认为是最好的政策。“通过双方之间的事先协商，英国经常能在美国决策尚未形成时的较早阶段把它自己的观点灌输到美国的决策过程中。美国往往能得到一个自然的盟友。”^[49]尽管雷诺兹的结论主要是基于美英在欧洲问题上的关系得出的，但是根据笔者的研究，这一特点在对华关系上同样存在，而且密切协商本身能体现各自对对方的重视程度，所以分歧和协调是美英这一时期关系的主要特点。因为笔者讨论的问题聚焦于美英分歧最突出的问题上，也因为笔者所截取的时间段正是美英政策的磨合期，所以一方面美英分歧的强度必然体现得比较清楚；另一方面，美英在处理这类棘手问题时所体现的关系模式也应该最有说服力。从美英协调的过程和结果来看，美英特殊关系中存在相互调整、相互磨合的驱动力和调节机制。这是美英关系尽管摩擦不断，但特殊关系仍然维持的基础。从观念层面来看，首先，作为冷战的盟友，美英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根本的一致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要让英国改变反共、遏制苏联和支持西欧的政策都是不可思议的。^[50]“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世界观非常相似。”^[51]这些从根本上保证了美英在观念层面上不存在根本性的分歧。在具体问题上的分歧往往可以通过外交协调来平衡。其次，美英作为世界性的大国，对不让双方在远东问题上的分歧影响到在其他地区的合作这一点上也存在基本的共识。“英国的战略就是在朝鲜和欧洲有力地支持美国与在中国问题上坚持不懈但温和而私下的警告相结合。”^[52]再次，美英关系的特殊性还源于，两国都有在40年代持续的国际危机中变得不断明显的共同利益；在面对苏联威胁时都希望维持西欧的独立。最后，在一种更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都希望在亚洲和中东阻止激烈的和暴力的变动。^[53]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英同盟更具有稳定性的特点。所以仅仅只注意美英的分歧而不注意其协调就下结论难免偏颇。

第三，由于世界范围内利益交织，美英双方各有制约、影响对方的砝码，存在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基础。英国制约美国惯常使用的手段有这样几个:首先，英国经常利用亚洲新兴的民族主义情绪对帝国主义的反感来批评美国的政策，或以美国的政策可能导致亚洲民族主义与西方民主阵营疏离转而与共产主义结盟来向美国施加压力。简言之，就是打印度牌和中苏关系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刻意避免的。所以英国利用英联邦国家和亚洲舆论往往能对美国起到施加压力的作用。在传统的观念中，总是美国批评英国为帝国主义，以新殖民主义为旗号来反对英法的老殖民主义，但现在的角色却颠倒过来，时常是美国的行为被英国指责为帝国主义的做法，漠视亚洲的呼声。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这既是英国传统的均势外交的发展，富于外交经验的反映，同时也反映出英国对亚洲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反映了英国外交务实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面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不可逆转的潮流和大英帝国的江河日下，英国采取了顺应的态度，开始放下宗主国居高临下的架子，开始注重亚洲的舆论，从亚洲的角度看问题。根据布赖恩·波特的研究，在英国国内，“激进的观点通常强调亚洲的崛起将是一个不可避免也无法阻止的历史进程，明智的做法是顺应这一潮流。试图对抗它，不仅是愚蠢的，也是不道德的”^[54]。其次，英国利用美国出于欧洲战略的考虑不希望英国经济动荡的心理，强调英国在华有与美国不同的利益和责任，需要有不同的政策，以求得美国认可英国采取不同于美国的对华政策。再次，英国抓住美国希望争取日本的心理，打日本牌。这在对日和约问题上体现得非常明显。美国惯常使用的手腕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1.由于英国在欧洲问题上对美国存在巨大的依赖性，美国往往利用对欧政策，主要是经济援助和安全防务来向英国施加压力。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总会把国内舆论的反对作为挡箭牌，暗示或明示英国，如果在中国问题上不合作，将影响美国国内舆论对美国政府对欧政策的支持。2.利用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特别是香港的稳定将会因为中国不承认国际义务和共产主义的扩张而受到影响来威胁英国。美国时常表示，如果中国共产党不承认国际条约和义务，这将直接影响到英国通过不平等条约所获取的殖民地香港的地位问题。美国还时时明示或暗示英国，如果不支持美国，当中国共产党进攻香港时，英国将难以得到美国的帮助；美国反复说明，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将对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产生严重副作用，危及其殖民统治的根基等。3.利用英国想参与亚洲事务的心理，暗示英国如果不合作，美国将抛弃英国单干，等等。所以，尽管美英都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的立场，但在密切协商之后往往也能最终形成一个妥协方案。从总体上讲，在这种协商中，双方互有妥协，但是比较而言，以英国的妥协居多。诸如，英国接受美国对中国联合国代表权的搁置讨论，接受美国在对日和约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安排，也屈从于对日和约中关于中国签约权问题的处理等。

第四，因为实力悬殊，美英关系不是一种对等的关系，对此学术界存在基本共识。但是，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也应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英国在美英关系中并非处于被动和依附的地位。“尽管贝文很清楚英国采取行动的自由很有限，但是他寻求最大限度地保持和扩大英国的影响力，认为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力的不足”。“他寻求与美国的合作，旨在建立一种亲密但不是对美国阿谀奉承的关系。”^[55]贝文这种认识的思想根源，一是如果英国不积极主动，就会被美国看不起。在把美英关系确立为战后英国外交政策基石的斯特朗常务次官委员会看来，英国应在世界事务中继续起领导作用，承担相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责任，英国应与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但是不要被其政策所控制。斯特朗的常务次官委员会坚持认为，只有英国足够强大，对美国足够重要，才能不与美国发生重大分歧。英美关系虽然在一个时期内会是不平等的，但是通过英国与美国及其他友好国家，如英联邦国家在亚洲和远东地区的密切合作而得到改善。^[56]二是英国人非常看重他们的外交经验及其与海外的联系，认为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替代英国的作用。在英国决策人物看来，“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政府非常容易采取那些不加考虑的冒险行动”，因而英国有必要、也有可能抑制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极端行为。这一方面的考虑被视为战后英国外交的基本目标。“我们应把努力抑制他们当成自己的事情”^[57]。另一方面，以务实外交著称的英国人又能够接受屈居美国之下的现实。英国外交部官员皮尔逊·狄克逊(Pierson Dixon)1951年1月28日在与美国发生争吵后所说的一番话颇具代表性，他说:“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地改变美国的政策，我们就必须退回到我们作为顾问和调解人的角色。在充当这种角色方面我们已有相当的效果，但我们最终将接受令人不快的结论，就是我们必须让美国领头，并且追随他们，至少不与他们闹翻。尽管这对我们来说很难，特别是在数百年以来我们一直在领导别的国家，现在要退到让别的大国来领导我们的地位的确很难。”^[58]也就是说，在美英关系中，英国虽不甘于被动和依附地位，但也无意与美国争夺西方世界盟主的地位，英国虽然希望争取平等地位，但也能够承认和接受美国的领导地位，当好主动的配角，不在乎名分而注重实利可以说是英国对自己的一种定位。“避免公开的对抗，寻求私下的影响，公开的劝解，私下的操纵”，就是这种联盟政治的技巧。^[59]

总之，美英在对新中国承认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所反映出来的美英关系的实质，与人们用常规的冷战思维所理解的美英关系模式不同，也与西方学术界关注和研究较多的英美特殊关系的欧洲模式存在差距，也难以支持一般著述中所持的观点，即美英总是以合作为主，分歧为次，不论怎样矛盾，英国最终都将屈从美国的论断。美英在承认新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与协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英关系的复杂性。

美英在远东问题上的盟友关系虽然遇到重重困难，但一直维系着。深究其根本原因，除了前面论及的能够及时协调分歧、双方价值观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有着相互制约的基础等因素外，更在于美英之间的相互需要。对美国来说，英国的支持不可或缺。这首先表现在美国不承认新中国的各项目标的实现离不开英国的支持。美国素以维护自由、民主、正义、和平、法律和秩序相标榜。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其行为亦不能随心所欲，使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是美国对付世界舆论的主要手段。在对华问题上，美国既不愿承认新中国，又刻意不使自己的行为被烙上帝国主义的印记。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存在的现实，要贯彻对新中国拒不承认的立场，而且要他国和自己保持行动一致，必然面对国际社会的强大阻力，因而美国需要争取世界舆论，英国的支持尤为重要。所以不论是组建不承认新中国的共同阵线，还是以一个盘踞孤岛的残余政权作为挡箭牌，将一个在人口、面积和政治影响等方面都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的合法政权排除在联合国之外，美国的单独行动显然是力不从心。要公然违背历史事实、推翻自己曾经庄重承诺的立场来分离台湾，将惨遭日本蹂躏、并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的合法政府排斥在对日媾和谈判之外，对美国而言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英国作为美国的主要盟国、英联邦的代言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开罗宣言》的主要当事国及旧金山和约的联合起草国，英国的立场是美国必须首先加以考虑的因素或者说是美国无法跨越的障碍。所以，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能否达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达到，都取决于英国的合作。除此之外，美国对英国的需要还表现在其他很多问题上。如20世纪50年代初，英国的武器生产超过所有其他西欧合作者的总和，占到非共产主义欧洲工业生产的30%。英国的四个师和战略空军是当时北约中部防线的基本组成部分。^[60]此外，“它拥有核武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拥有政治军事情报，政治稳定，愿意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部分用于军事的目的，这些对美国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61]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本书所探讨的时间段内，也就是在德日尚未重新武装、法国还没有摆脱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羁绊的情况下，英国作为美国的盟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美国在对华问题上也必须考虑英国的利益、建议和感受，从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英国与之唱对台戏。对英国来说，英国的安全防卫、经济恢复与大国地位的维系，无一不依靠美国的支持，这决定了尽管在中国和远东其他问题上英国可以对美国说“不”，但是对苏联在欧洲对英国的威胁，离开了美国的支撑，对英国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跳出远东和中国的范围，为了更广泛、更根本的利益，不让在中国问题上的分歧从根本上破坏两国关系，也是美英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