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

二、为什么中国、美国和欧盟是重要的？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是一个包括了近200个国家和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大多边进程。但是，在众多的参与国家中，中美欧是关键的参与者，这是因为：

第一，中美欧是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最引人关注的三个责任方。中美欧都是较大的温室气体排放者。

美国是历史和现实的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从1850年以来，美国历史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累计排放总量的比重居世界第一位。³⁴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总数的5%，但每年排放的温室气体占世界排放总量的比重则高达20%。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2009年12月发布的报告称，美国2008年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70.52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其中二氧化碳达到58.39亿吨。³⁵该报告预计，美国到2030年排放的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将达到62.07亿吨，³⁶届时仍将是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欧盟成员国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从1850年以来，欧盟国家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累计排放量的比重居世界第二位。³⁷2008年，欧盟27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达到49.712亿吨，居世界第三位。³⁸欧盟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但仍将位居前列。中国自1850年以来累积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占全球总量的比重远远小于欧美的排放比重，人均排放量也远低于这些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并未引起其他国际关系行为体太多的关注。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况开始发生变化。到1991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到世界总量的10%，仅次于苏联和美国。到2002年，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排放国。³⁹根据国际能源机构的统计数据，中国在2007年排放的二氧化碳达60亿吨，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21%，成为世界上排放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⁴⁰中国当前的人均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虽然远低于欧美等发达国家，但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其累积的人均排放水平将在2020年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根据国际能源机构发布的《2009年世界能源展望》，到2030年，世界上增长的110亿吨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中，四分之三将来自中国。⁴¹因此，从现实和未来的排放趋势看，中国都是引人关注的国家。

第二，中美欧是全球气候变化机制的三个关键建设者。中美欧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体系中居于大致相仿的地位和层级上，都对气候变化治理的进程和内容具有较大的影响。

美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经济规模，人均年收入水平居世界前列，拥有较强的保护全球环境所必需的经济力量和技术。⁴²此外，由于美国具有超强的政治经济实力，因此能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领域选择通过多边或者单边的途径加以应对。美国如果认为本国的利益可能受到多边主义途径的威胁，就会选择置身于这种多边进程之外，⁴³转而运用单边主义手段，甚至行使否决权，充当国际气候合作的拖后者和阻碍者。⁴⁴美国既可能推动和领导国际气候变化合作，也可能阻碍和拖延这个进程，从而能够施加积极或消极的巨大影响。此外，既然美国是全球环境治理过程中举足轻重的行为体，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所作所为会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示范效应”。如果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则其他的国家很可能会积极地参与国际谈判，并随之采取相应的措施；反之，如果美国消极懈怠，则其他的国家很可能会效仿，同样采取消极的态度。因此，美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可以发挥领导者的作用，也可能成为一个拖后者，从而影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

欧盟是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另一个关键角色。一个拥有27个成员国、人口接近5亿、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3万亿美元的欧盟，是国际经济和政治中一支不能忽视的力量。尤其是，欧洲为世界贡献了有效的多边主义和协商合作的基本理念，强调共同利益、权力分享、以有约束力的共同游戏规则和合作为准则。这使得欧盟作为特殊的国际行为体和世界性力量，拥有独特的国际行为方式发挥世界影响力。⁴⁵冷战结束之后，对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一系列全球挑战做出回应，对欧洲来说是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⁴⁶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欧盟高度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同时，欧盟认为许多重大的环境问题都是国际性的，只有通过多边的途径才能有效加以应对。⁴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自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以来，欧盟在推动该议定书生效的过程中，逐渐确立了自身的领导者地位，并在后京都进程中继续成为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重要议程设置者和推动与引领的力量。

中国快速持久的经济增长、巨大的经济和人口规模以及它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日益提升的影响，使得它在安全、能源和环境等全球具体问题领域的地位变得举足轻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国际气候变化谈判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国际气候变化会议，与国际社会进行积极对话和沟通，并在具体问题的谈判中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灵活性。与此同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非常谨慎的参与者，基于对国内经济发展速度和未来发展空间的关切，在特定问题上保持了一贯的立场和态度。虽然中国与欧美相比，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能力相对有限，但是由于中国采取了“77国集团加中国”以及“基础四国”的谈判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协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从而提高了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如果说中国在其他全球性环境问题的治理领域更多时候扮演着规则接受者或规则修正者的角色，中国在气候变化治理领域从一开始就扮演着规则制定者的角色，它的偏好和利益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规范的产生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都得到了反映。⁴⁸因此，中国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其他参与者而言都是重要的。

第三，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存在着密切的利益相关性，因此是三个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首先，中美欧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强烈的合作动机，能够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过程中共同受益。这一方面是与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特征分不开的。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是包括中美欧在内的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的公共问题，应对该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气候变化的问题规模如此之大，使得任何国家都不能单独应对该问题。只有包括中美欧在内的各国进行合作才可能减缓或者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这就使得中美欧等国在该问题领域具有很强的合作动机。其次，中美欧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又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的核心是中美欧作为关键的治理主体在国际上如何公平地分摊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竞争的表现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原则和规则存在分歧，竞争的实质是对国家发展空间和发展权的争夺，竞争的影响则涉及国际体系权力格局的流变。因此，中美欧任何一方对其他方的气候变化政策、谈判立场和温室气体排放行为都非常关注，由此产生了相互依赖。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实际进程来看，中美欧作为关键的参与者，确实围绕着如何分担造成气候变化的责任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进行着频繁的互动。因此，中美欧在气候变化治理中的利益相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美欧之间三边关系的存在，并且这种小多边关系能够影响到全球层次的大多边关系。

综上所述，中美欧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又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居于大致相仿的地位和层级上，并因为其较强的治理能力和影响力而引人注目。这三个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关键参与者又因为其利益相关性而在政策、立场和行为方面进行着持续地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形成了一种三边关系。可以说，这种三边关系是发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重大责任方、主要制度建设者和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