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迫切需求
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迫切需求,最为明显地是来自于中非关系所面临的严重不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大约自2005年下半年起,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的关注度骤然上升,并在随后的较短时间内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中非关系加以批评和攻击的论调。自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对中非关系进行批评和攻击的新论调越来越少;但同时对此前的各种论调的完善,包括系统化和理论化乃至官方化的努力,却在快速上升。[1]这一发展对建构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有着重大意义。一方面,它凸显了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紧迫性。鉴于中非关系面临的恶劣的国际舆论环境,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论的首要任务是为中非关系“正名”,塑造中国的正面形象。[2]的确,虑及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非关系的批评中存在诸多的错误之处,需要对这些批评作出系统性的回答,特别是需要中国自身的系统性和理论性回答。另一方面,它也为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提供了“机遇之窗”。因为它很大程度上表明,由于对中非关系的发展缺乏深层次的认识,导致西方批评和攻击中非关系的努力严重缺乏新的理念和观念支持;相反,随着对中非关系的了解日益增多,出现了对先前一边倒的批评和攻击的反思,部分西方学者为中非关系“正名”、讲述中非关系“真实的故事”的努力便是明证。必须指出的是,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批评和攻击趋于稳定不仅为西方内部的反思提供了空间,也为中国学者系统化和理论化对西方批评和攻击的回应、并开拓创新以图重新引领中非关系的研究议程提供了时间上的缓冲。正是在后一意义上,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机遇之窗正在打开。为了抓住这一机遇之窗,避免出于西方学者“既捉鬼又放鬼”——即西方学者主导对中非关系的负面批评和正面赞扬的全部或至少大部分话语权,固而建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迫在眉睫。
必须指出的是,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有着更深层次的需求和更为重大的内在价值。一方面,它根本上来源于中非关系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同为后殖民国家,中国与非洲在冷战结束后更加充分地认识到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这使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的成立显得颇合时宜。此后,中非关系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不只是人们通常强调的经贸关系、还包括人们不太提及的政治和战略关系的发展,意味着中非关系已经迈入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通道。要促进中非关系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非关系自身的优势与不足。作为一面镜子,不友善的国际舆论很大程度上凸显了中非关系存在的重大不足,但却对中非关系的积极面缺乏系统和深入的讨论,因此颇有必要探讨中非关系的国际贡献。
另一方面,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建构还是在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促进非洲发展——不仅包括物质意义上的发展、还包括其战略地位的提升乃至在人类文明史和思想史中的地位提升[3]——的迫切需要。进入21世纪以来,自冷战结束开启的国际体系转型进程加快了步伐,而这很大程度上与新世纪以来的各种体系性挑战密切相关,如全球恐怖主义、气候变化危机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如何在国际体系转型充满不确定性和步伐加快的背景下,促进非洲和中非关系的健康、稳步发展,同样需要识别出中非关系的独特优势和积极要素。
由此而来的,中非关系国际贡献论的理论使命在于对上述三个方面——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生需求、国际体系转型下促进非洲发展的外部需求以及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社会对中非关系的错误认知的外部压力——作出系统和理论性的回应,这种回应不仅需要指出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更要强调当前被严重忽视的战略乃至理论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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