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性危机的冲击

三、全球性危机的冲击

在发展—安全挑战和国际压力之外，非洲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全球性危机的冲击，如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气候变化、粮食危机、欧债危机等，但最大的冲击当属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在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初，许多分析家都认为其对非洲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因为非洲经济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开放度比世界其余任何地区都低：非洲的银行系统远落后于世界其余地区，非洲银行的不良债务和资产等也很少，非洲的金融体系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也相对较少。^[121]但随着金融危机演变为全球经济衰退，大多数人认识到，非洲又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之一，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波及实体经济，非洲再一次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122]一方面要跟上世界其他地区可能的新一波地区主义浪潮，另一方面要缓解乃至避免非洲在诸多全球性危机中“贡献最小、损失最大”的历史模式，非洲就需要准确地把握住历史发展潮流，提升自身综合实力，早日实现地区一体化，以减少未来危机的负面影响。

尽管其金融体系开放度不高，但大多数非洲国家在全球经济危机面前仍高度脆弱。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非洲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从此前5年（2004—2008）创纪录的年均6.5%的水平下跌到2009年的2.8%，2010年恢复到5.3%，2011年也达到5.1%，预计2012年将达到5.0%，2013年更将达到5.7%。^[123]撒哈拉以南非洲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下降4.4%，其中石油出口国下降4.7%，中等收入国家下降6.7%，低收入水平国家也下降了2.1%。^[124]具体而言，全球经济危机对非洲的影响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非洲的对外贸易受到较大冲击。尽管非洲的对外贸易总额不大，占世界总额的比例也相当小，但却对其总体经济有着重要影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平均起来，以贸易衡量的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每下跌1%，就意味着非洲国民生产总值将下跌0.5%。^[125]而全球经济衰退的严重后果之一是世界贸易额的大幅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发达国家及发展较快的新兴大国因经济危机导致对初级产品和高端奢侈品的需求大大下降，而目前大部分非洲国家的外贸结构都以出口初级产品和少量奢侈品为主，尤其是石油、矿石、钻石等。随着外部需求下降而来的价格下跌，必然导致非洲国家的贸易收入大幅下降。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苏丹的石油出口就产生了重大影响，2008年10月和11月苏丹的石油出口收入还分别达到了6.08亿美元和3.48亿美元，但到2009年的2月就降到了4 754万美元。^[126]

同时，非洲的对外贸易伙伴相对集中，仅美国、欧盟和中国等就占到非洲对外贸易总量的近70%。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非洲的主要贸易伙伴经济增长在2009年平均降低1.5%，如此大幅度的下滑自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从未发生过。这必然对非洲对外贸易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例如，与2008年同期相比，美国从41个符合《非洲增长与机遇法案》（AGOA）标准的国家的进口总额在2009年上半年下降了63%。^[127]

第二，流入非洲的资本将有大幅下降。根据联合国贸易组织（UNCTAD）的报告，非洲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在2008年达到峰值，但在全球经济危机爆发后便持续下跌，特别是来自发达国家的投资大幅减少。2010年非洲所接受的外国直接投资为500亿美元，比2009年下跌了14%。^[128]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对非洲经济发展影响很大的侨汇在2009年也大幅下跌，达4.4%。^[129]尽管出于对支持非洲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只有少数援助国，包括意大利、法国和冰岛，由于危机而减少了双边对外援助；但如果全球衰退持续的话，中长期的全球对外援助极可能减少。以八国集团的对非援助为例，尽管2005年格伦尼格斯（Gleneagles）峰会承诺使其对非洲的援助到2010年翻一番，但大多数观察家对此表示怀疑。自格伦尼格斯峰会到2008年底，除俄罗斯外的七国事实上对非援助总额仅为70亿美元，占承诺的250亿美元的28%，因此2009年和2010年都必须拨付90亿美元左右，但2010年的实际拨付额仅为46亿美元。^[130]根据OCED-DAC的数据，到2010年，非洲所能得到的援助甚至不及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所承诺的增加部分的一半，即250亿美元中的110亿美元的一半，55亿美元。^[131]

第三，全球经济危机也加剧了非洲原本存在的粮食危机，导致当地减贫努力放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全球粮食价格上涨24%。^[132]由于财政收入下降，国内市场隔离，交通基础设施缺乏等因素，2008年下半年世界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下降并未有效缓解非洲各国的粮食危机。据联合国估计，非洲人口中营养不良的比例在2008年上升到了29%，2009年仍继续上升。^[133]尽管在1995 至2005年十年间，非洲的日均收入低于1.25美元的绝对贫困线的人口比例从58%下降到了51%，但仍比1980年高出1%，而且绝对数量还从2.96亿上升到了3.88亿。而全球危机更加剧了非洲的减贫困难，据估计，到2015年非洲的绝对贫困率最多只能降低到38%，而危机前的保守预测也是36%，距离千年发展目标还差9%；绝对贫困人口将新增2 000万。^[134]

最后，全球经济危机可能外溢至政治、安全等领域，使非洲的安全局势进一步恶化。经济学人信息部（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EIU）指出：“随着人们对政府保持（经济）稳定的能力丧失信心，抗议可能会增加……人们日益担心可能的全球动荡传染病。”随着危机使贫困和失业人口上升，长期存在的潜在不稳定因素可能被再度点燃，尤其是如果政府被认定是经济困境的罪魁祸首、或在野者利用经济危机对抗当权者、或邻国的动荡溢出的话。^[135]

鉴于全球经济危机对非洲的重大影响，如同其他地区一样，非洲也在国际救援努力之外试图通过促进地区整合共同应对危机。非洲发展银行集团在2009年3月宣布了4项新的危机应对计划：15亿美元的紧急流动基金（Emergency Liquidity Facility，ELF）；10亿美元的贸易资助计划；加快非洲发展基金（African Development Fund）向符合条件国家拨付；增强政策顾问支持。^[136]2008年11月，非洲各国政府在突尼斯的非洲发展银行会议上，建立了一个非洲10国财政部长与中央和地区银行行长委员会（Committee of Ten African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and Regional Bank Governors，C-10）。迄今为止，委员会共举行了4次会议，以讨论危机的影响和可能的政策反应。^[137]

尽管如此，大多数非洲国家政府并没有足够能力资助应对危机的政策干预，在危机面前仍相当脆弱。考虑到中非合作在过去十余年里极大地提升了非洲的能力建设，促进了非洲的地区一体化，因此有必要在探讨中非关系的物质性贡献的基础上，考虑中非关系的发展对于提升非洲应对突发性和体系性危机的能力的战略意义甚至是理论启示。